由“罪无可逭，情有可原”所想到的

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每当导师们面临选手对决或选手面临多位导师转身需要做出选择时，如果导师或选手开口先夸赞谁，那就意味着被夸赞者基本没戏了。因为接下来，拿话筒的人会说“但是……非常抱歉……对不起……，我的选择是……”。

这种表达方式是汉语中先扬后抑的典型句式。

先抑后扬，先扬后抑，看起来只不过是个顺序问题，其实这里面的名堂大了，文字高手、官场老手无不深谙此道。

相传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屡吃败仗。曾国藩上书朝廷称“屡战屡败”。曾的部下李元度更改为“屡败屡战”。一字未变，只是调换了顺序，意义大不同。“屡战屡败”给人的感觉是溃败之后的消极，而“屡败屡战”显示的是奋勇无畏的作战精神。

今年5月，《中国教育报》评论版的编辑向我约稿：评论我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与世界技能大赛的异同。这个话题我非常感兴趣，有话要说，有话想说。我写了《“以快论英雄”的技能大赛值得反思》一文发给了编辑，我的基本观点得到了编辑的认同。但文章发表时，题目改成了《技能大赛勿以快论英雄》。第一眼看到这个题目，感觉不如原来的题目响亮、上口；再仔细琢磨一番，方才理解了编辑的苦心。《“以快论英雄”的技能大赛值得反思》矛头指向的是技能大赛；《技能大赛勿以快论英雄》指向的是技能大赛中“求快”的做法。作为教育部主办的报纸，自然是后一个标题更为妥帖。编辑的文字功力和政策水平，不显山不露水，四两拨千斤，令我十分佩服。

在大学中文系学习时，老师曾经说过，在很多时候，汉语是靠词序表达意思的。当时似懂非懂，后来才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奥妙。

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科举考试中发生了顺天乡试科场舞弊案。此案从下到上涉及多人，共有91人涉案。咸丰皇帝亲自督查此案。作弊的手法并无高明之处：考生罗鸿绎花钱买通了考官，考官与其约定，在三篇文章及一首诗的最后分别用哪几个字。就是用这个办法，罗鸿绎的考卷被一路批为“气盛言宜 孟艺尤佳。”最后，这份“优秀答卷”到了正主考柏葰和副主考朱风标、程庭桂手里。三位主考果然厉害，轮流审阅后便把这份卷子暂时定为备卷，打算列入副榜。得知这个消息后，下面各级拿了贿赂的官员顿时慌了手脚，于是便找到了柏葰的家仆靳祥，委托其向柏葰求情。靳祥与求他的考官有“多年交情”，不答应抹不开面子；柏葰与靳祥虽是主仆，多年来也相处甚好。家仆的求情，再加上各级考官的朱批评价甚高，柏葰便顺水推舟地放了罗鸿绎一马，立即安排下人把已经准备好的榜文修改一处，撤下了一个人，换上了罗鸿绎的“准考证号”。案发后，咸丰皇帝严办涉案人员，毫不手软，但对待柏葰的态度颇为迟疑，毕竟柏葰官居高位，不得不慎重。再说清代皇帝也有临时恩典权。或许是出于这两个原因，咸丰手持朱笔，口中念念有词说：“罪无可逭，情有可原”。据说，这个时候朝廷重臣肃顺在场，便接过咸丰的话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肃顺的这句话，帮助咸丰下了决心处斩了柏葰。另有一说是，肃顺见咸丰犹疑不定，便夺过朱笔代书之，“柏葰于是被处斩。”这些细节的真伪，不必认真计较。倒是“罪无可逭，情有可原”与“虽属情有可原，究竟罪无可逭”相比较，语气、语感、语意之不同，实在耐人寻味。

不知怎地就联想到了当下的职业教育。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尤其是顶层设计的基本完成，现代职教体系的建立，大力推进职普融合、职教内部贯通培养、中职高职本科分段培养等，多元化、多渠道地解决了职业教育的“断头”问题。职教系统内外，社会民众上下，无不纷纷叫好。然而，作为一个在职业学校工作了三十七年的老职教人，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我固执地认为，没有良好的基础教育，就没有高质量的高等教育，遑论职业教育？到目前为止，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依然是经过中考、高考的淘汰后“剩下来”的那部分人的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的“断头”问题，其“源头”问题更为关键，更为根本——因为它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

然而我发现，周围的人似乎比我要乐观许多。每当我提出职业教育的“源头”问题，总会有人说：“虽然‘源头’问题依然存在，但‘断头’问题毕竟得到了有效解决，中职生也可以上大学，难道这不是福音吗？”听到这样的说辞，我不愿意矮子看戏，人云亦云，脑子里总是冒出另外一个句式：“虽然解决了职教的‘断头’问题，但‘源头’问题依然存在啊！”有时候我还会极端地想，基础教育相当于我们盖大楼的基础。面对质量不良的基础，我们是说“虽然基础不好，但我们毕竟把大楼建起来了”，还是说“虽然我们可以把大楼建起来，但把基础弄牢固更为重要”呢？

这个“大楼”建与不建，是个问题；基础牢固不牢固，是个更大的问题。

2016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