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
一
我从1980年开始从事职业教育，至今整整40年了。不用说，我对职业教育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就像一条鱼，掐头去尾，我把生命中最好的一段（24岁至64岁）献给了职业教育。
40年做着同样一件事情，是很容易产生倦怠感的。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过倦怠感。回首职教生涯，自我总结了三句话：这一辈子只干了“职业教育”这一件事；这件事到退休还是感觉干得不够好；如果有可能我还愿意再干下去。
因此，我的微信公众号就取名为“幸福职教人”。
对于“幸福职教人”，我认识的职教界同仁、朋友中，几乎没有人认同。有非常熟悉的职教同仁总是“攻击”我说：“老刘，拉倒吧，你那个幸福职教人纯粹是忽悠人的吧？职业学校教师怎么可能幸福？”
我感到讶异的是，其他人不认同就罢了，同为从事职业教育几十年的老同志竟然也不认同“幸福职教人”，我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种种迹象表明，这位“老同志”的观点是有着厚实的群众基础的。举例说明：
我在某职校讲座，主持会议的校领导在讲座结束致辞时说，感谢刘校长语重心长的讲座，他希望我们能增强幸福感，这是个不讨好的话题，但我被刘校长的精神感动了。不要说在座的各位老师了，平时我都不想进学校的大门；一想到每天要面对上课睡觉、下课胡闹的孩子，我的头都大了……
在某职校讲座，一位教师一边听讲座，一边给我画了一幅头像素描。她将画像发给我时，说我像一位“士”，像一位“古人”……。言外之意昭然若揭：我的讲座距离教师的现状太远。当然，这位教师也安慰我说，你是个理想主义者，这个世界要是缺少了理想主义者，也就不可爱了。
前不久在某职校讲座，我做了现场调查：感到自己职业生涯幸福的教师请举手！偌大的礼堂，只有一位教师高高举起了手……
二
如此说来，绝大多数职业学校教师是不幸福的了？如果是，那么我想反问：干一辈子自己感到不幸福的工作，这样的人生值得吗？有意义吗？
我正在写自己的回忆录（书名暂定为《且行且吟：我的岁月我的梦》），回首我的“职教生涯”，自我感觉活得很充实，走得很坚定。有人说，那是你的职教生涯太顺利了，所以你才会有幸福感。事实上恰恰相反，我经历的艰难比一般职校教师要多得多。几乎每前进一步，都必须面对很多考验，跨越很大障碍。
我成长的每一步，最初都是不被“关键人物”认可的；在经过努力获得认可后继续前行时，又面临再一次地不被认可；然后再继续努力；反复如是。这一点，很像我们“中国的崛起”。
有人或许要问：你自称是“幸福职教人”，你的幸福感来自哪里？
我的回答是：
1.来自于我的生活信条。
生活信条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就我个人而言，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服从自己内心的良知，尽量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这句话说出来容易，要真正做到还是很困难的。值得庆幸的是：我基本上做到了。
普通人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但是再普通的人，一生中也要经历一系列重要时刻、紧要关头。在我人生经历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或紧要关头，我都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我的良知在呼唤什么？这样做我会不会后悔？当确定符合自己的良知，确定自己不会后悔时，我就坚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选择。
实际上，正是一个又一个的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和生命轨迹。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只能成为我自己》。我所能做的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
2.来自于我的使命感。
使命感，即一个人对自我天生属性的寻找与实现。使命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没有人能够清晰地知道“自我天生属性”究竟是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实际生活中努力去“寻找”，努力去“实现”。在“寻找”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在“实现”的基础上再不断去“寻找”，反复如是。我的大半生就是在寻找——实现——再寻找——再实现的过程中走过来的。
我做过许多“梦”，作家梦、指挥家梦……，这些都是我曾经“寻找”过的。
我不喜欢会计专业，偏偏在财经学校工作了近四十年；我从来没想过干教育，却干了一辈子教育……，这些都是我在“寻找”过程中有所“发现”的。
我的生活信条，使得我经常说“不”；我的使命感，使得我做什么工作都全身心投入。矛盾的有机统一，就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我”。
一个从不违背自己内心良知的人，一个做什么都全身心投入的人，一定是个充满幸福感的人。
三
如果有人进一步追问我：你的生活信条和使命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实话实说，我没有确切答案。如果非要回答，我想来自于三个方面：先天禀赋；家庭教育；读书。
先天禀赋我说不清楚，要从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等方面做出解释才行。但是常识告诉我们，每个人先天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家庭教育至关重要。读王鼎钧的书读到一个小例子：两名小学生（一男生和一女生）在路上同时发现了一张面值100元的钞票，女生说，我们应该交给警察或学校，男生捡起钞票就往家里跑。女生在后面一边追一边指责男生不该这样做。就这样一直追到了男生的家。男生的妈妈正在打麻将，问明情况后大咧咧地从牌桌上拿起50元钱给女生：“不要吵了，不就是100元钱嘛，给你50元，好了，好了，赶紧走吧！”女生没有拒绝，而是把这50元钱交给了警察，并且说，本来应该交100元的，没办法，我只拿到50元。后来，一个来警署找新闻的记者知道了这件事情，很快写出稿件在广播电台播出（当时还没有电视）。电台采访了这位女生，问她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做法？她说，平时妈妈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占为己有。电台又进行深度采访，把女生的妈妈请到了电台。这位妈妈淡然地说，这件事没有什么可说的，难道不应该这样教育孩子吗？
这个小例子揭示了一个大道理：在通常情况下，家长什么样，孩子就什么样。
我出生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
我父亲做了一辈子会计工作，他的工作配得上兢兢业业这四个字。他最自豪的就是：一辈子和钱打交道，没有出现过一分钱的差错。其实何止是没出过错，他的敬业精神体现在工作的各个方面。比如那个时候发工资都是发现金，每个职工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工资条和面值不等的钞票和硬币。全厂800多号人在同一天领工资，而财务科就几个人，每个会计人员的窗口前都排起长龙，就属我父亲的窗口排的队最长。因为职工都知道，“刘会计”发工资的速度比其他会计要快得多。职工们不知道的是，父亲在背后是下过功夫的。我清楚地记得父亲背诵记忆全厂职工花名册的细节：父亲把厚厚的花名册交到我手里，他一边喝着酒一边说：“提吧，不要按顺序，随便提。你提名字，我就报工号；你报工号，我就说名字。”我随便打开一页，随便提了一个名字。父亲立即报出了那个人的工号。报完后问我，对不对？我说，对的，父亲就很得意；然后他会再抿一口酒说，接着来……。我开始对父亲背花名册很不理解，我问父亲，领工资的人报工号，你按工号找工资袋不是很快吗？有这个必要反复背诵吗？父亲说，你不懂，有不少工人总是记不住自己的工号，有时好不容易记住了，厂里还会调整工号，这样一来二去，就有很多人记不住、记不清自己的工号了。我背熟了他们的工号和名字，遇到不知道自己工号的人，我照样能很快地找到他的工资袋，这就是他们都愿意在我窗口排队的原因（再得意地抿一口酒）……
我母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先后在徐州制冰厂、水泥厂工作，一个是最冷的地方，一个是最脏的地方（在立窑、旋窑下面接水泥、装袋）。母亲对工作从无怨言，干活也不惜力，脏活重活抢着干，职工都愿意和我母亲分到一个班（那时是早班、中班、晚班三班倒）工作。母亲没有多少文化，勉强能看懂报纸新闻。所以母亲给我讲的道理都是非常朴实、朴素的，比如，“干活累不死人，看见活不干才急死人”“一个班反正就那么活，你不干，别人就得多干，那样的人不实在”“跟谁都不要闹别扭，让着他们一点，什么矛盾就都化解了”“不要说领导不好，向上面汇报情况的不是你，是他们”……
我小时候家里姊妹多（兄弟姐妹七个），经济窘迫，生活困难。父母在物质方面没有给我什么，但给了我最好的影响：做一个勤奋、敬业、朴实、善良的人。
与先天禀赋和家庭教育相比，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读书。读书对一个人的影响怎么夸大都不过分。读书的好处说不完，可以写一篇大文章，也可以写一本书或几本书。老生常谈，不再多说了，举个例子吧。
十九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还是个小黑奴的时候，他的女主人开始教他读和写。许多年以后，道格拉斯成为美国黑人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成了几任总统的顾问。这时，他还记得当年男主人怒气冲天的情景。男主人对女主人咆哮着说：你对他怎么好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教他读和写。要是你教会了他读和写，那就再也留不住他了。道格拉斯说：“平日里，女主人耐心的教导并没有从根本上打动我，倒是这些话深深地打入了我的心。它一下子就点亮了我的心灯，触动了我沉睡着的感情，一个深刻的认识产生了：原来‘读和写’是由奴役通向自由的通道。”
奴役，是人人都想摆脱的；自由，是人人都向往的。但是有多少人在不知不觉中被功名利禄的所“奴役”？被吃喝玩乐所“奴役”？
自由，多么神圣的字眼；自由，多么高贵的品质；自由，多么崇高的追求。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创作的一首短诗《自由颂》虽然只有四句，却在全世界广为流传：“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美国革命家、演说家，弗吉尼亚首任州长(1736~1799年)帕特里克·亨利在美国革命前夜弗吉尼亚议会的演讲中以“不自由，毋宁死”作为结束语，从而闻名全世界。
你想做一个自由的人吗？你想做一个幸福的人吗？那么，开始读书吧！
本文的题目借用了我国已故当代著名诗人汪国真的诗句。我把全诗抄录在此，表达对汪国真先生的深深敬意和哀思。
嫁给幸福
汪国真
有一个未来的目标
总能让我们欢欣鼓舞
就像飞向火光的灰娥
甘愿做烈火的俘虏
摆动着的是你不停的脚步
飞旋着的是你美丽的流苏
在一往情深的日子里
谁能说得清
什么是甜什么是苦
只知道确定了就义无反顾
要输就输给追求
要嫁就嫁给幸福
2020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