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与小说在传统图书分类中分别属于集部和子部，原是关系较远的两个文类，一般认为，“诗话之作，滥觞于钟嵘，盛于北宋。虽其书不过《说铃》、《谈屑》之流，而词苑菁英、骚坛遗轶，赖以传流，则与小说家言异”（法式善《梧门诗话》例言）。但由于中国古代的“小说”是个内涵、外延都不太明确的概念，目录学中的小说类常与其他文体相出入，谈论小说文献便不能不涉及他类文献，前辈学者与时贤的著作概莫能外。本文要谈的是古代文学批评的主要著作形态——诗话与小说文献的关系，这是研究者尚未注意到的问题。
诗话这类著作，虽然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起就列于日后“诗文评”类的滥觞——“文史”，到《四库全书》终于设立“诗文评”一类，但其文体渊源却与小说密切相关。现存第一部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题记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闲谈的文体类型决定了诗话与小说的相通，欧公所载已显示了这一点。如赞宁条云：
吴僧赞宁，国初为僧录。颇读儒书，博览强记，亦自能撰述，而辞辩纵横，人莫能屈。时有安鸿渐者，文词雋敏，尤好嘲咏。尝街行遇赞宁与数僧相隨，鸿渐指而嘲曰：“郑都官不爱之徒，时时作队。”赞宁应声答曰：“秦始皇未坑之辈，往往成群。”时皆善其捷对。鸿渐所道，乃郑谷诗云“爱僧不爱紫衣僧”也。
这则诗话从内容到文体，岂非与唐张鷟《朝野佥载》、刘肃《大唐新语》一类笔记小说很接近？所以诗话这种著作，若要给它下个定义的话，那就是与诗有关的随笔、闲谈，它在文体上自然与小说有很大程度的交叉，就像张伯伟所指出的“文学批评中的诗话与小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与'说话’之'话’的联系上，而且在体制上，两者也有着渊源关系”[1]。惟其如此，诗话无意中就与小说结下不解之缘。据我所见，诗话起码在这样三个方面与小说文献有关：（1）“诗话”因其“资闲谈”的性质在文体渊源上与小说相通，它的部分内容、某些篇章往往与小说相出入，可作为志人小说或志怪小说文本来读；（2）当一些作家既写小说又写诗话时，两者的素材往往相通，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小说素材来源的线索；（3）诗话中常有关于小说家和小说文献的记载，是发掘小说史料时值得重视的一个文献源。如果说某些朝代的诗话因篇幅或数量有限，还很难兼有从这三个方面探讨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清诗话丰富的文献和多样化的风格，就为我们研究诗话与小说文献的关系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
一
诗话之谈诗论人，原以“话”为主，其“资闲谈”的动机既与小说相通，一些记载奇闻异事的篇章也就与小说相出入，可作为志人小说或志怪小说文本来读，历来官私目录的著录也常与小说相混。如《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小说类著录有司马光诗话一卷、刘贡父诗话二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有陈师道《后山诗话》、惠洪《冷斋夜话》等八种诗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在文史类著录了《六一诗话》等十八种诗话，又在小说类又著录了《乌台诗案》与《冷斋夜话》；元修《宋史》的艺文志，文史类著录十二种诗话，小说类又著录十种诗话，都显示出在把握诗话内容、文体上的犹疑和矛盾。
尽管随着诗歌批评意识的自觉和批评形式的成熟，从郑樵《通志》起，诗话逐渐集中于集部诗文评类，不再有首鼠两端、举棋不定的情形，但诗话文本与小说文本实际上沟通的情形却未改变。谢堃《春草堂诗话》自序云：“诗话者，话主而诗宾也。窃观时贤作诗话者，则曰某人有某句云云，此实非诗话正宗，乃唐人摘句图例也。”[2]他理解的诗话正宗，就是有关诗的闲谈，他自己的诗话正是以纪事为主的闲谈，或记载诗人事迹，或叙述诗作本事，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怪异传奇，尤以后八卷为甚。有时竟是有话无诗，几乎像《搜神记》的文字。凌霄《快园诗话》卷五录汪香山《顾莲姑传》，文字长达两千五百字，故事悽惨，也可以说是一篇志人小说。记录一些哀感顽艳的诗人故事或诗作本事，的确是清诗话的一个特点。
在我所寓目的清诗话中，贾季超《护花铃语》也是一部杂有志怪篇章，颇涉幽冥神异的书，在清诗话中尤为独异。作者一介布衣，交游不广，所记多为里闬故事，然而吐属不俗，笔墨俊爽，短只片言，长或数纸，无不可讽。卷一记高环、丁生、卞玉京事，卷二记倪生听莲事、歌妓白小小事，卷三记沈灝事，卷四记张云姑事，都哀感顽艳，曲折缠绵，可入《聊斋志异》。短篇如卷四述刘源如事： 靖江刘源如，由村塾夜归，经古寺旁，有二人坐树下，招刘少坐同行。近接之，素未谋面，而皆操乡音。因问里居，答曰：'姻娅不相识耶？’备道姓字，刘仍茫然。顷起同行，其一人曰：'我三人踏歌而归，可乎？’遂高唱云：'三人头上一轮月，三人胸内各一心。三人同行一人影，一人影子化三人。’刘悟曰：'常言鬼无影，是非鬼乎？’转念间，二人忽不见。这与一般志怪小说所叙述的鬼魅故事几无区别，虽然其中含有诗歌的内容。篇幅较长的如同卷述谢生事： 芜湖有谢生者，读书繁昌之陈氏园。邻有刘姓女，年十八，春日遇于园中，两相目成，贿婢传诗，赠生金钏珠环，为终身约。未几生父为生聘于朱氏，朱任陕，欲赘婿于署。生得父书大骇，不敢告女，托事归，期以春返。次秋生不至，女寄以诗云：“半圭新月一庭幽，烛已成灰泪未收。瘦骨支离空自惜，愁容憔悴又经秋。传书雁影横天末，伏砌虫声上枕头。夜夜恐君魂梦到，罗帷常倩玉钩钩。”未几女病卒。明年生偕朱归，诣繁昌，访女墓不得，仍寓陈氏园。夜梦女至，如平生，吟诗云：“涔涔情泪滴黄泉，怯怯新魂只自怜。剩有一抔荒土在，蓼花枝上血涓涓。”启户绝无人影。次日见圃外池旁高阜，蓼花丛生其上，询之，女塚也，一恸仆地，遂绝。生父伤之，即葬生于旁，成双塚。池中常有鸳鸯鸟，比翼而鸣，其音悽婉，里中人遂称之以鸳鸯塚云。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篇很典型的殉情小说，无论是否确有其事，相信在流传和叙述中都融入了古代同类小说的某些情节要素。因为整个故事是由这样一些情节构成的：①书生寓他人园中读书，②偶遇女子，一见钟情，③托婢传诗，私订终身，④男因故别去，约日来娶，⑤男爽约，女含恨而亡，⑥男重访故地，女魂托梦，⑦男恸绝而卒，葬于女塚侧，⑧塚旁池中常有鸳鸯。不用举例比照就知道，这正是痴情女子负心汉小说最一般的情节模式，从唐代的《会真记》到民间传说中的梁祝故事，许多传奇、戏曲、小说的同类作品，都包含这些情节的全部或其中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则诗话作为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殉情故事谱系中的一个文本，在文献上就有着超出诗话之外的特殊价值了。举出以上这些例子，決不是为了强调清诗话有很強的小说色彩，或者说保存了大量的小说文献。恰恰相反，应该说到了清代，小说和诗话各自的文体意识都较前代更为明确，两者的互涉只不过是偶然的。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虽然始终都有义界不清的缺憾，但其内涵和外延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益明晰。据我的考察，起码到宋代，虚构性已成为目录学中小说类的主要标志，《新唐书·艺文志》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将更多的非虚构性文本从小说类中清理出去的[3]。唐代孟棨的《本事诗》，尽管作者自称“其有出诸异传怪录，疑非是实者，则略之”，在宋代的《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及元修《宋史·艺文志》都列入集部总集类，后来《四库提要》又收入集部诗文评，但就故事性和抒情性而言，它的文体典型地体现了唐传奇式的小说特性，可以说是唐代诗国特有的诗歌传奇，而后人大体也以小说目之[4]。全书不仅保存了一些小说文本，在文体上也开创了诗话中以纪本事为特征的一个类型，催生一系列续书和诗话的另一个亚类——纪事。然而当时过境迁，诗歌在文化生活中不再占据惟一和中心的位置、不再有那样神奇的诱发力时，《本事诗》的体裁固然还有人摹仿，如清代夏基的《隐居放言》之类[5]，但作为诗话的一种类型，其内容已走向历史化，仅具征献的效用，而不复拥有小说的特点了。这从《本事诗》最著名的续书——徐釚《续本事诗》可以清楚地看出。徐书前后集共十二卷，摭拾明初以来有事可述，其情可感的作品萃为一编。举凡学士大夫的风流韵事、宫掖闺阁的酬赠、青楼狭邪的题咏，幽期冥感的传奇，无不搜罗。自作《略例》云：“己酉、庚戌间余客燕齐，尘土满面，跅跎纵酒，颓然自放。辛亥归憩菊庄，夏六月暑甚，坐卧竹林，回思曩日与伯紫、方虎诸君旗亭倡和，恍惚如梦。偶有编辑，昉自明初，暨国朝诸家诗歌其事有足征述者，萃为一编，名之曰《本事诗》，稍资一时谈柄，以为是可诵之樽前酒边云尔。”相比孟书，全书有关作品本事的文字已很少，主要是诗作，几乎像是一部诗选。王士禛曾受託为审订，有书致徐釚，说：“前集中所收，有类小说者，恐妨大雅，稍稍删削，辄僭拈出，不知有当否？”由此可知，书中原也有些近似孟棨的文字，却被王渔洋以近似小说而删削了，以致今传本的文体距它所仿效的孟书已有不小的距离。王渔洋的看法与小说本身无关，他其实是很喜欢小说的，甚至是《聊斋志异》的第一大知音。他删削《本事诗》近于小说的文字，只表明较正统的诗论家是如何自觉地维护诗话文体的纯洁性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从厉鹗《宋诗纪事》到当代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为何纪事类诗话都更注重诗歌作品的写作背景和历史内容了。陈衍《元诗纪事》自序云：“抑尝论之，《宋诗纪事》广收无事之诗，且多采从本集者。宋诗经明人弃斥略尽，吴之振《宋诗钞》、曹廷栋《宋百家诗存》总之不过二百家，樊榭以人存诗，重在网罗散失故也。至元诗，则顾《选》初、二、三集及癸集家数已灿然大备。纪事之体，当搜罗一代传作散见于笔记小说各书者，不宜复收寻常无事之诗矣。”既然以“搜罗一代传作散见于笔记小说各书者”为宗旨，纪事之体应有保存小说文本的可能，但实际情况是，因其书多出于隔代作者之手，意在存作诗本事，取材不必着眼于奇异可感；即便有可歌可泣的故事，经剪裁为附录，往往只存梗概，也丧失故事趣味，不成其为小说了。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对清诗话所保存的小说文献，已能得出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不能在保存小说文本方面期望太高。诗话中保存的小说文本的确是很有限的，研究小说自应以小说专书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清诗话中的小说文本却有普通小说所不具备的特殊趣味。清代是文学批评最繁荣的时代，论诗更是士大夫文艺生活中最普遍的乐趣之一，清诗话流传至今尚有九百六十多种，亡佚书已知也有五百多种[6]，这是一个庞大的文献群。从内容上看，清诗话有论古今、论本朝、论专家、论体式、论郡邑、论闺秀之分；从形式上说，有自撰、汇辑、摘句、图谱、诗咏之别，其中不乏清人独创之体。但考究清人论诗之法，区别于前人之处倒也很少，如果要举出什么属于清人独特的论诗方法的话，那么以小说论诗可以算是一个。清代的小说家多半也是诗人，像丁耀亢、蒲松龄、曹雪芹、吴敬梓、纪昀、魏秀仁、苏曼殊等等。诗人作小说，往往借小说论文学，如魏秀仁《花月痕》二十五回借杜采秋和韦痴珠之口论《红楼梦》，三十一回借韦痴珠之口论白居易《新乐府》是也；而借小说作诗话，表达对诗歌的看法，那就更常见了。《红楼梦》中香菱学诗的文字，已习为研究者用来讨论曹雪芹的诗学观念。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中也有这种手段，《滦阳消夏录》卷三述益都李词畹言，赵执信南游日，借寓一家园亭中，夜与魅论诗：秋谷与魅语时，有客窃听。魅谓：“渔洋山人诗，如名山胜水，奇树幽花，而无寸土艺五谷；如雕栏曲榭，池馆宜人，而无寝室庇风雨；如彝鼎罍洗，斑斓满几，而无釜甑供炊爨；如纂组锦绣，巧出仙机，而无裘葛御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钗，而无主妇司中馈；如梁园金谷，雅客满堂，而无良友进规谏。”秋谷极为击节。又谓：“明季诗庸音杂奏，故渔洋救之以清新；近人诗浮响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势本相因，理无偏胜。窃意两家宗派，当调停相济，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秋谷颇不平之云。[7]熟悉王、赵两家诗的人想必会同意，此魅对两人的评论是极有见地的。也难怪，这本来就是纪晓岚总纂《四库提要》的议论嘛。《四库提要》是这么说的：诗自太仓、历下以雄浑博丽为主，其失也肤；公安、竟陵以清新幽渺为宗，其失也诡。学者两途并穷，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滞而不灵，直而好尽，语录、史论皆可成篇。于是士禛等重申严羽之说，独主神韵以矫之，盖亦救弊补偏，各明一义。其后风流相尚，光景流连，赵执信等遂复操二冯旧法，起而相争。所作《谈龙录》排诋是书，不余遗力。其论虽非无见，然两说相济，其理乃全，殊途同归，未容偏废。[8]《四库提要》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滦阳消夏录》则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夏在承德避暑山庄校四库全书时，“昼长无事，追录见闻，忆及即书”（自序）而编成的。也许正是《唐贤三昧集》提要的触发吧，笔记末作的调停之说纯然是《提要》的翻版。无独有偶，《又可诗话》的作者毛祥麟，所撰笔记小说《对山余墨》最后也有一篇《平原闻诗记》：己酉客山左，岁暮南旋，便道访蒋子廉农部于平原。蒋有别墅，去城五六里，为堂三楹，颜曰“余野山庄”。堂之阳，叠石为山，左有流泉，游鱼可鉴。堂后为锄经轩，东向面圃，北窗临溪，溪外花木幽深，尚多隙地。虽小小结构，而精雅可爱。时余下榻轩中，初未过溪一步，意山庄景物无足观也。一日出门，日暝返寓，适主人以佳酿来馈。试之觉色香味三者皆美，乃勉尽数斟，而玉山颓矣，遂和衣假寐。比醒，则更漏寂然，一灯欲灭，小奚蚤入睡乡。时见西窗凉月，皓然入室，遂启户步月，环溪而行，觉霜寒风峭，清光逼人。及由溪北，复折而东，则草深没径，迥异恒蹊。又行百余步，短垣绕焉。其旁板扉虚掩，门内竹树萧疏，泉石幽淡，若别有院落在。方徘徊间，遥望林密处，隐隐有火光如豆。姑即之，则槿篱曲水，茅屋数间。既近，复闻吟唔声出自绿窗，因遂抠衣细步，于窗隙处窥。见湘帘儱几，室无纤尘，窗前案上，供白玉瓶一，高尺许，内插梅蕊一枝。琴书笔砚，位置妥帖。一丽人，年三十许，支颐坐灯下，腕白如藕。旁坐一女子，发仅覆额，眉目如画，谓丽人曰：“日间阿娟遣婢来，索探梅诗，姊和之否？”丽人曰：“谁耐烦为此。”女子曰：“阿全诗'妆拟飞琼怜缟素，怀如弄玉谢喧哗。侬耽鹿麴郎沽酒，君爱龙团妾点茶’，二姊尝诵之，固佳耶?”丽人曰：“无雅正之音，少醇和之味，安得云佳!”女子曰：“阿娟《咏秋海棠》有'绿珠泪渍倾楼日，碧玉愁添未嫁时’，《感事》云'钗头风月鸳鸯梦，镜里姻缘断续丝’，其语似非佳谶，姊其然否？”丽人曰：“吟咏本非闺中事。脱逢花晨月夕，对景一吟，意惟清丽，如朝烟夕霞，别具一种淡荡可人之致，斯亦已耳。若霞思云想，刻意经营，反失闺人体度。大率深闺弱质，但取性灵，不求学力，岂如诗人刻苦，磨切三唐，搦管咿唔，终朝面壁，必求至工而后已哉？又见近之闺秀，读得几首五七言诗，便谓解吟，又岂有风人标致？果若是之易，易哉！昨阅芸儿所作，有'翻诗抛午绣，对月废宵眠’，'卖花深苍屐，罢钓夕阳船’，似此言情写景，语颇轻倩，庶几近焉。”言未绝，忽闻屋后启扉声，恐有人出，余即取径归寝。及晓，农部已为余觅得南归伴，命与来接。匆匆入城，不暇理宵来事。及因谈次，余询主人庄东缭垣外，通谁氏宅。主人曰：“庄本有墙，墙外居民，仅二三家，皆务农业。子何问为？”余乃述所见，主人讶曰：“岂有是哉？山庄荒僻，从未闻有能诗女子，君所见非鬼即狐，不为所祟，幸矣！”余闻言，不禁肌为之栗，因迫于行程，未及与主人一探踪迹，怀疑至今，犹为怅怅。
这个故事当然是无法论定有无其事的，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说，它也是和纪晓岚所述鬼论诗一样的诗论，表达了对女性诗歌进行审美判断的一个标准。
既然小说有此伎俩，文体相通的诗话自也可效尤。前面提到的多涉志怪的贾季超《护花铃语》，卷一有一则： 夜集谈诗，友人谓曰：“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话者亦诗中有话，话中有诗也。”言未毕，忽窗外朗声曰：“诗无新意休常作，话不惊人莫浪传。”一座骇然，疑有客窃听，吟此以相嘲耳。出户周视，绝无一人，唯风响簷铃，月筛花影而已。这里借志怪之体道出了诗话的文体特征和撰写诗话的原则，在诗话写作颇滥的清代诗坛不啻是当头棒喝。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卷十五还借孙大圣祠众鬼论诗的志怪故事，讽刺时俗作诗的陋习，是古今诗话中绝无仅有的诙谐文字。此书足本罕传，故不惮繁琐，据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藏本全录其文，博读者一粲： 干宝《搜神志》不可尽稽，亦有《搜神志》所不载者，人神之，则亦既神然矣。闽人信神甚于吴楚，其最骇人闻见者，莫如齐天大圣殿之祀孙悟空。自省会至各郡邑皆盛建祠庙，神猴形虎冠，手执金棒，气象威猛，亦屡著灵异。虽缙绅士类明知为《西游记》之寓言，然奉祀维谨，罔敢亵也。某乡村有古庙，半就圮，蔓草荒烟中，尚余神殿一楹，大圣神像俨然，尘网蛛丝，榛芜蔽满。相传此中妖异甚多，人不敢入。有某生者道经此，适日莫，前无旅店，不得已假宿焉。甫入门，即有巨蝙蝠夺门飞出，蓬蒿中觅径至神座前，苦无几榻，就地展衾褥。初更向尽，万籁并作，凉月一规，从树隙漏影迟下，荇藻交流，虫声到枕，妖鸟时鸣，败廊落叶，窣窣有声，仿佛有人行者，阴森之气，逼人毛骨，不能成寐。寂坐凝思，忽闻丛箐中人语，谛视有黑影自西廊出，渐至阶墀始可辨，盖八九儒巾也。然酸气腐气渐扑鼻不可耐。其一曰：“今夕风月颇佳，良友聚晤，正好论诗，一罄胸中之蕴。”其一曰：“君生时颇负诗名，想必博览诸家，若仆管窥蠡测，恐不足当旗鼓。”其一曰：“君言误矣。诗家只求心得，无取博综，仆生平于唐宋人诗，实未窥见，只购得船山一集，朝夕研摩，取用不竭。何必宗唐祖宋，始号诗人哉？”又一曰：“此论极是。仆才名亦颇足听闻，然案头只闽人黄莘田诗集，一生得力在是。世人动称唐宋，恐亦英雄欺人，若汉魏六朝，窃意荒渺难稽，未必真有其书也。”又一摇手大声言曰：“两君宗法固专，然穷所见不广，不若小仓山房诗话网罗众有，美无不赅。区区才名，所以出两君之上者，赖有此枕中秘耳。”又一人昂然起曰：“小仓山房，一代宗工，吾何敢议？但诗必宗唐。仆先世遗有唐诗三百首一部，虽未能尽读，然涉猎其中，窃谓大雅扶轮，道在是矣。”言未已，有两人齐声曰：“诸公空言何补，不若联句一首，以角胜负。我辈恰是八人，可成一律。今日正十三，即用元韵，题则即事写怀，诸君以为何如？”众皆曰善，依次坐定，或摇头叉手，或沈思苦索。良久，一蓝缕瑟缩者发声吟云：“凄风苦雨度黄昏。”自述其号曰黄衫。一黄瘦者接云：“薇蕨西山事莫论。”（洽瓢）一遍体淋漓者吟云：“蓼岸斜阳沈夕影。”（子湘）一舌出颔下、形容可畏者对曰：“柳梢残月挂诗魂。”（月梁）一年少而瘵者吟云：“一生歌扇情都艳。”（浪卿）一应声曰：“浪翁兴复不浅，尚眷眷于舞衫歌扇中，若仆则兴味萧然，煞风景矣。”遂吟云：“半榻秋灯气不温。”（子云）视之则黄瘦而耸肩者也。又一面青而唇黑者吟云：“自悔天台空采药。”（仰斋）末至一破面流血者，起而言曰：“仆生时以意气自雄，好作前锋，因及于难。今日适当后殿，恐不足振一军，然姑试一吟。”吟云：“血腥犹晕旧刀痕。”（蜗侯）诗毕互相赞美，忽东廊走出一叟，笑曰：“好诗好诗，老夫在此闻之久矣。虽使船山、莘田复生，未必过此。且不失本来面目，尤见真挚。”众皆曰：“老翁负此奇才，困抑童军，赍恨泉壤，犹复耽吟不辍，阳世虽不得为诗人，地下犹当作诗鬼。敢问一生宗仰安在？”叟掀髯答曰：“老夫一生只读得一部千家诗，遽登坛坫，后从书肆中购得沈归愚《唐诗别裁》，略观大意，推尊老杜，因窃其绪论以欺人，无敢与相抗者，其实老杜吾不知为何许人，其诗亦未尝成诵也。”言未必，忽空中霹雳一声，大圣自云端跳下，一跃上座，执棒大骂，曰：“尔辈生前作孽，致坠入枉死道中，犹复呼朋引类，妄攀风雅。殊不知子才、船山，虽稍有才名，不过取悦一时，究惭大疋。归愚论法固精，而拘拘格调，边幅亦隘。且宋腐元纤之论，殊觉隘而未广，尔等只读得千家诗，尚不足以语此。吾亦不与深论，适从筋斗云中偶得四句，云：'此身一掷二万八千里，茫茫六合真稊米。天官踏倒红云翔，玉皇避席抠衣起。’尔等能续成长古，姑不尔罪，否则喫吾棒也！”众匍匐乞命，一低语问曰：“长古是何等诗？”神忽大怒曰：“古今体且不辨也，来混登吾堂，污吾棒矣。”起手一挥，化为黑烟滚滚而散，神亦顿杳。生仰视北斗阑干，东方欲白，林间宿鸟渐鸣，亦遽起就道。[9]这类鬼魅夜集作诗论诗的故事，原型可追溯到唐代李玫《纂异记》中张生、蒋琛、许生等篇，裴铏《传奇》中的薛昭传，严子休《桂苑丛談》中的望江亭客等文字。唐代的鬼魅吟诗故事，旨在传奇志怪，内容或得自传闻，而李家瑞所讲的这种鬼魅论诗则明显是出于自家虚构，以寄托讽世之意，可以说是小说化的诗歌批评，它与小说中借人物之口发表对诗歌的看法出于同一机杼。诗话中这类小说文本的存在，意味着诗话与小说有时素材是互相通用的。民国间葛煦存辑《诗词趣话》四卷，即称“搜集近世诸名家笔记小说，选录诗词趣话，汇辑成书”[10]，可见笔记小说的素材同时也就是诗话的素材。因此，当有些作者既作诗话又写小说时，同一材料就可能互见于两种著作中。袁枚便是这样一位作者，他曾在诗话和小说中使用同一素材。《随园诗话》卷二有一则写道： 尤琛者，长沙人，少年韶秀，过湘溪野庙，见塑紫姑神甚美，题壁云：“藐姑仙子落烟沙，冰作阑干玉作车。若畏夜深风露冷，槿篱茅舍是郎家。”夜有叩门者，启之，曰：“紫姑神也。读郎诗，故来相就。”手一物与尤，曰：“此名紫丝囊，吾朝玉帝时，织女所赐，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后，即登科出宰。女助其为政，有神明之称。余按：尤诗颇蕴藉，无怪神女之相从也。其始末甚长，载《新齐谐》中。[11]检《新齐谐》所载，即卷十“紫姑神”一条，约五百余字，不具录。小说和诗话素材的通用，为我们考究小说家的素材来源提供了线索。清末陈琰辑《艺苑丛话》十六卷，宣统三年（1911）由六艺书局石印发行。自序称“其稿半属亡友南亭所贻”[12]，这位亡友就是著《官场现形记》的小说家李伯元（1867～1907），伯元别号南亭亭长。《丛话》卷二记扬州张燮恩事，又见于李伯元所撰《庄谐诗话》，应该是李伯元给他的素材之一。既知此书素材与李伯元的关系，将它与《庄谐诗话》及伯元所撰《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小说对读，会不会发现其取材的痕迹呢，这倒是值得一试的。清诗话与小说文献的关系，还有一点很值得重视，那就是诗话中保存的有关小说作者、作品的记载。有时那些材料会偏僻得一般书中难以见到，比如孙枟《余墨偶谈》续集卷一“镜铭”条载：“直北酷寒，虽初冬时篱落间已无青蔬矣。城乡居人皆窖地丈许藏菜为御计，故穴土时每获金石古器。山左杨新甫云，其家曾于营窖时得古铜境一枚，形如满月，虽土花蚀锈，而背面篆文尚摩索可识。其铭云：'照𩬞髻，照冠笄，鹤发垂，不相离。’旁有'开皇元年王度造于洛阳’十字。其铭语质意深，盖祖歌斯哭斯之意。按《艺林》：'𩬞，莫交切，发覆眉也。’”这个王度不一定就是《古镜记》的作者，但杨新甫特意告诉孙枟这枚铜镜的故事，却不会与《古镜记》作者的联想无关。《太平广记》卷二三一引《尚书故实》云：“梁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13]可作一条考证线索。诗话的闲谈性质，使它经常涉及艺苑佳话，如马时芳《挑灯诗话》卷七论及蒲松龄《聊斋志异》“青梅”一篇，并顺带议论王士禛与同时代戏曲小说家的关系便是一个例子。尤其是那些兼为诗人的小说家事迹，往往为诗话所乐道。即以曹雪芹和《红楼梦》为例，尽管曹雪芹生前名位不显，生平事迹不详，但诗话中却每每有关于他的零星记载。最为人熟知的当然是《随园诗话》的记载，但多有谬误。郭麐《灵芬馆诗话》卷二有云： 苏延福啸厓，金陵尚衣公子也，好客下士，有成容若、曹雪芹之风。我们都知道曹雪芹很贫困，但据这段文字，却知雪芹颇有贵公子好客下士之风。郭麐（1767～1831）虽然生于曹雪芹下世后，但年代相接，他的说法想必是有根据的。至于诗话中涉及《红楼梦》的资料，除了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已收的倪鸿《桐阴清话》所载林招棠《红楼梦百咏》，孙枟《余墨偶谈》所载潘孚铭《红楼百美诗》，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记载。首先是王增祺《诗缘》正编卷十所载闺秀彭宝姑的续书。宝姑字月遗，成都彭县人。平武教谕维植女，守贞不字。著有《妙莲诗萃》，又曾撰《续红楼梦》。这条材料无论对研究《红楼梦》还是研究女性文学都是很珍贵的。其次是评论资料，如常州王庆澜曾手批《红楼梦》，涉笔成趣，见袁洁《出戍诗话》卷一。此书不传，赖袁氏的记载而存其名。吕善报《六红诗话》卷二论及红楼诗，说： 近日小说群推《红楼梦》，其中佳句不一而足，余最爱其《吊姽婳将军》绣鞍有泪春愁重，铁甲无声夜气凉二语，古艳绝伦，然却从《木兰歌》“朔气传金栎，寒光照铁衣”脱化而去。陈伟勋《酌雅诗话》续编斥《西厢记》、《聊斋志异》、《红楼梦》为淫书，比于妓馆之污，虽迂腐不足道，但作为一种读者反应，也不无可采。另外，诗话中还记录了一些题咏《红楼梦》的诗作，我所寓目的，有李树滋《石樵诗话》卷六所载刘鸾坡（开墀）题《红楼梦》长歌、胡曦《湛此心斋诗话》载仲振猷《红楼梦传奇》诸家题诗等[14]。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所载抄本《鹪鹩庵诗集》卢文弨挽曹雪芹诗，虽为敦诚《四松堂诗集》之讹，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有关曹雪芹的资料线索。这些材料都未收入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有些虽已收入，但诗话所载文字不同，可供校勘。如《红楼梦卷》据恽珠《国朝闺秀正雅续集》卷七采录的遂宁张问端《阅红楼梦偶作和女采芝》诗：“奇才有意惜风流，真假分明笔自由。色界原空终有尽，情魔不著本无愁。良缘仍照钗分股，妙谛应教石点头。梦短梦长浑是梦，几人如此读红楼。”王增祺《诗缘》正编卷十所引“仍照”作“仍恨”，于义为长。其他有关小说的记载，还有海纳川《冷禅室诗话》所载李汝珍尝集海内善弈者之士十人公弈一局的轶事，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所载林纾《剑腥录》小说的本事，陈栩《栩园诗话》卷四载衡山聂幼琼题《花月痕》二律，都可资参考。《花月痕》这部长篇小说，被推为现代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先驱，在清末脍炙人口，聂幼琼题诗为我们提供了此书在女性读者中传播的一个例证。此书主要情节，研究者都推测是基于作者的自身经历，而难以证实。今据作者所撰《陔南山馆诗话》卷四自称少号痴珠，则小说主人公韦痴珠为作者化身，自不待言。同卷还记述了自己在太原保龄幕府中撰写小说的经过，称咸丰八年（1858）戊午自山西奔丧，阻于兵燹，无法归闽，不得已而入蜀。何鼎送行诗有“一曲广陵谁继响”之句，下注：“子安著有《花月痕》小说，余曾借读之。”然则《花月痕》在咸丰八年已成初稿，第四十五回后叙韓彝等破太平天国事，当属以后续补。魏秀仁的著述散佚较多，诗话记载作者生平行迹相当详细，往来山西及居幕间岁月备见书中，可以说是研究小说创作经过的第一手资料，尚未被很好地利用。《冷禅室诗话》所载李汝珍轶事对了解作家的生平也颇有价值。石文煃序李汝珍《李氏音鉴》说李氏“平生工篆隶，猎图史，旁及星卜奕戏诸事，靡不触手成趣”。李汝珍辑有围棋著作《受子谱》，可见他是精于此道的，书中描写围棋较象棋为多，也可看出这一点。但能集海内善弈者之士十人公弈一局，等于是举办一场全国名家邀请赛，由此可见李汝珍好事的性格和在围棋界的影响力，这也反过来说明他对围棋的喜好和造诣绝非一般。如此看来，清诗话确实是小说研究中尚未被充分探测和利用的文献源，在小说文本、作家事迹和评论资料各方面都有开采的价值，尤其是那些身兼诗人和小说家的作者，其自撰及从游者所撰的诗话，应该成为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笔者于清代小说所知甚少，略陈管见，聊为引玉，疏陋之处还请方家教正。（原载《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下编第五章“诗话论”（中华书局，2002年5月第一版，北京），第463页。[3]详蒋寅《从目录学看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九：“孟棨《本事》、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5]有江西省图书馆藏钞本二卷，呂善报《六红诗话》卷二载此书有十二卷，未见传本。[6]详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4年12月第一版，北京）。[7]《纪晓岚文集》第二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第57页。[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集部总集类《唐贤三昧集》提要，中华书局影印本。[9]李家瑞《停云阁诗话》，咸丰间自刊本。我所见刊本有五卷、八卷、十卷、十二卷等不一，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所藏为十六卷，为最全之本。承大阪大学言语文化学部深泽一幸教授为抄录原文，谨致谢忱。[10]葛煦存辑《诗词趣话》，民国八年上海会文堂书局石印本。[11]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二版，北京），第62页。[12]陈琰《艺苑丛话》（六艺书局石印本，1911年），第2页。此书有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10月影印本，题作《艺苑滑稽丛话》。[13]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9月新一版，北京）第五册，第1769页。[14]据嘉庆四年绿云红雨山房刊本《红楼梦传奇》，作者名应作仲振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