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我所采获的他山之石——《日本学者中国诗学论集》前言

这部论集是根据我历年翻译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论文编选的，十七篇文章大致按内容分为三组：第一组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宏观论述，第二组是有关诗歌史或诗人研究的专论，第三组是关于诗歌意象和语词的具体分析。户崎哲彦《唐代的禘袷论争及其意义》一文，主题与文学无关，但其中探讨的禘袷论争却与中唐文学关系密切，贞元、元和间不少著名文士都介入了这场影响到中唐政治和文化史进程的礼制之争，其背后的思想史意义与市川桃子论文所提出的问题，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十七篇论文的作者，既有已故的前辈大师，也有活跃于当今学界的中年才俊。除斯波六郎和赤塚忠两位前辈外，都是我熟悉的师长和朋友，翻译这些论文成为我向他们学习，熟悉他们的研究，进而了解日本学术的一个过程。

正像我们经常能感觉到的那样，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议论往往流露出一种偏见，认为日本学者的论文选题狭小，行文饾饤，注重资料荟集而疏于思理分析。这显然是对日本汉学了解太少的缘故。即由本集所收的论文也可以看出，日本学者的研究其实是风格各异，方法多样的。既有斯波六郎《中国文学里的融合性》这样的宏观大论，也有松浦友久《作为诗语的“怨”与“恨”》那样的精微辨析；川合康三《游戏的文学》是长于思理的典型，而高桥良行《刘长卿集传本考》和《日本现存刘长卿集解题》虽立足于日本汉学重视文献研究的实证学风，却也透露出接受美学和比较文学的理论眼光。这些论文，无论其选题立论之旨如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言之有物，论不虚发，绝无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的陈辞滥调。这是严肃的学术精神加严格的学术训练的结果，也是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准的保证。读完这些论文，多少必有收获。如果我们中国学者也能像这样写论文，是绝不可能产生如此繁多的“成果”，更不会闹出李清照研究论文多达千余篇，每年还在以上百篇的数量增长的笑话的!

众所周知，研究课题的具体和细化，是学术成熟和深入的标志。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虽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著作因为用功专精和细致，常达到令人佩服的深度。本集所收的论文大多发表于十多年乃至三十多年前，那时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复苏、起步的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做大历诗研究时，国内除了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等少数几部论著外，几乎没什么可参考的文献，而日本却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论文。像市原亨吉对中唐诗僧的论述，河内昭圆对权德舆、释灵一、灵澈的研究，盐见邦彦对大历十才子与谢朓关系的研究，都是仅有的先行成果。赤井益久的中唐诗论文(2004年结集为《中唐诗坛研究》出版)，所探讨的问题也早于中国学者许多年。他们的成果至今还很少被中国学者的著作所吸收，这是很可惜，也是让我们很惭愧的。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大历诗风》出版时，赤井教授的书评不无惊讶地提到我参考了不少日本学者的论著。的确，我的基本想法除了受到先师程千帆先生及傅璇琮、罗宗强、赵昌平、葛晓音等先生的启发，也获益于上述日本学者的著作。比如“时代的偶像”一节，就是受盐见邦彦《大历十才子与谢朓》一文启迪。后来撰写《大历诗人研究》，对刘长卿诗歌意象雷同的分析，又受益于高桥良行《论刘长卿诗的表现》一文。虽然这些论文我并没有翻译，但在阅读和翻译其它论文中，我逐渐理解了日本学者的工作，也愈益激发起对日本汉学成就的尊敬。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虽然我们不免将日本汉学视为可资借鉴的利器，但许多日本学者，尤其是老一辈的汉学家是像欧洲学者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那样，怀着一种亲切的眷恋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这使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历来都投入最大的热情(也许只有明治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个例外)，他们对学问的虔诚和好学的天性，更足以保证其工作及业绩的高水准。西方汉学家夙来重视日本学者的成果，是有道理的。回顾我自己的学术经历，在不同阶段也都曾获益于日本学者的研究，尤其是当我整理这些多年前的旧译时。

从1982年翻译第一篇日语文章，迄今已25年过去，检点所译日文论著竟已逾60万字。追忆我从事翻译的始末，不能不缅怀和感谢林焕平先生的教导。都说老人喜欢怀旧，我的感觉是，人到中年以后，可期盼和等待的东西越来越少，于是对消逝的东西也就越发在意。近年我常常怀想往日读书求学的光景，过去的人和事也不断浮出记忆。母校举行校庆的通知，每每将我带回到学生时代。研究生的导师，本科的老师，乃至中小学时代的老师，都一一浮现于脑海。编订这个集子，自然就想起了林焕平先生。我从事于日语翻译，和林老师有绝大的关系。

我的日语是大二开始学的。当时我已确立研究古典文学的志向，恰值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开播日语讲座，我知道日本汉学水平高，研究古典文学一定要参考日本学者的著作，于是就跟广播讲座学起了日语。1982年考入广西师范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史专业硕士学位，因为研究生部没有日语教师，我和文艺学专业李心峰的日语课程就由林焕平教授指导。林先生是有声望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和文艺理论家，早年留学日本，对近代日本左翼文艺思潮夙有研究，翻译、撰写过不少论著。当时林先生年事已高，又担任人大、文联和学会的许多职务，工作繁忙，但仍定期约我们面谈，指导我们的日语学习。林先生非常重视翻译，认为翻译提高外语水平最快，所以时常让我们翻译些日本学者的论著。我的第一篇译作是批评家进藤纯孝《在桂林遇到的……》，五千字，刊登在《漓江》1984年第2期。不久又翻译了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中鲁迅未译的短文《文学家与政治家》。然后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这篇文章后来刊登于《中外文学研究参考》1985年第2期，责任编辑就是我现在的同事孙歌女士。较为正式的学术翻译，先是帮林先生迻译著名左翼批评家藏原惟人的选集，以后是和心峰各译一部专著，他译的是竹内好的名著《鲁迅》，我译的是稻叶昭二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都于1984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印行，是我们出版的第一部书。稻叶先生用大量的日本文献，澄清了郁达夫留日经历中的一些问题，书中引用的郁达夫诗作，有21首不见于《郁达夫诗词抄》。为此我与稻叶先生联系，承他寄下若干复印资料，我据以撰写了几篇介绍郁达夫新资料的文章，成为我最早发表的一批学术论文。

看到我们已能胜任一般学术著作的翻译，林老师又提出更高的目标，让我们几个学生合译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的代表作《东方的美学》。今道友信师从海德格尔，精通德国哲学和希腊哲学，知识渊博。《东方美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中日古典美学的比较研究，涉及面相当广泛。我承担的主要是日本古典美学的部分，包含大量的古日语文献，对我来说难度相当大。无奈之下，只得一边学习日语文言语法，一边硬着头皮翻译。每遇到难点，请教外语系的日语老师也解决不了，只好写信向稻叶昭二先生请教。他总是耐心地答复，并寄下参考资料。他的教益一直让我感铭在心，1997年我赴京都大学任教时，曾给他写信，希望前往拜谒。但他回信说自己状况不好，耳鸣得厉害，无法同我见面。一年很快过去，我终究没能拜见这位通信多年，我深为敬重的前辈，当面向他表达谢意。

《东方美学》是我翻译中最艰难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一边学文言语法和词汇，一边翻检原典，全部九万字的译文，可以说每一句都是经过反复斟酌才决定的。在这过程中，我不仅提高了日语水准，也获得一些日本文学知识。翻译古日语文献时，凭着对古汉语的熟悉，我还找到了日语文言语法和古汉语句式的对应关系，将古日语翻译成流利的文言文，大致传达出原文的风格。当时我的日语应该达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准，甚至还萌生将来得闲时翻译芭蕉俳文的念头。《东方美学》199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来听日本学者说，今道友信的书是有名的晦涩难读。幸而我再也没遇到那么艰深的翻译对象，因为后来我翻译的主要是和自己研究课题相关的论著了。第一篇选择的是松浦友久教授的《中国诗的性格》，它收在《诗语的诸相》中，我读此书觉得很新颖，便顺手译了这篇压卷之作，刊登于1986年出版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1辑。后来又翻译了《作为诗语的“怨”与“恨”》一篇，再往后翻译的就都是很专门的古典诗学论文了，大抵都收入本书。它们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自己学术经历的见证，原都是为自己的研究而阅读，因多获启迪而翻译的，目的是与学界共同借鉴于这些“他山之石”。事实上，自进文学所工作后，除了应心峰学长之邀，译过今道友信《东西方哲学美学比较》、论文集《国外现代艺术学新视界》的部分章节外，就是1990年下陕西“锻炼”时，闲中翻译了和辻哲郎《风土论》部分章节，到年底回京便告辍，再也未重拾旧稿。随着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日益繁重，翻译的余暇越来越少。近年和刘维治、张剑两位学者合作译出川合康三教授的《终南山的变容》，是我比较欣慰的事，或许也是最后的谢幕了。

原载《人民政协报》2008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