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或“中华”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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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的实体构成于周代

现在让我们看看,什么时候形成了“华夏”或“中华”的名称。

“中”这个字很简单，就是“中央”的“中”，可是“中央”的“中”要真正解释起来也很麻烦。因为它的来源究竟如何，是很复杂的问题。由于众说纷纭，我们暂且不去管它。不过“中”字原来的意义是“正当中”，由于有“正当中”，所以有“四面八方”；也正因为有“四面八方”，所以会有“正当中”，这是相对的观念。

人总说自己是最中央的，而且也总容易说只有我自己是人，旁人都不是人。自古以来，世界各国都是如此。例如我们中国古代对东方叫夷，北方叫狄，西方叫戎，南方叫蛮，认为他们都不是人，只说自己是人。不过这点不稀奇，因为世界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

现在我们要谈“中华”和“华夏”的名称是哪里来的。首先我们要知道，“我群”与“他群”观念的形成，一定先要有“我群”实体的存在。

我们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个实体就逐渐在形成中。但是由于到了商代，它还有内圈、中圈和外圈的分别，而外圈所到达的地区很难成为“我群”实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我群”实体的真正构成应该是在周代。

因为商代虽然已经构成了一个“我群”，可是它的“我群”太排外了，没有包容性，不能扩大自己的“我群”。它可以用武力、用征服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力，但却不能扩大自己的“我群”。所以商代虽然有一个很强大的政治力量,可以到达那些远超过我们原来了解它的疆域之外，但却不能构成一个华夏民族。以商代文化的条件来说，足够变成后来华夏文化的基础，可是却无法构成一个华夏民族的认识，直到周代才有这种条件。

西周父辛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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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的迁移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关

周和夏、商的关系,是很特别的。周人在我们今天的了解是和夏人有一点关系，至于关系如何，很难完全肯定。不过至少周人常自以为是夏人的后代，而在说到夏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们的夏”或“我们伟大的夏”。可是周人居住的地点不在夏人居住的地点，而是和夏人原来的居地有一点点距离。所以,究竟他们与夏人的关系是亲属的，联盟的，还是属下的，我们难以判断。不过可以知道，他们是有关系的。

周人与商人的关系,也和商人与夏人的关系一样，是共存的。周人的先主也可以数到十几代以前，这十几代的先主在史籍和其他古代的典籍里交代得很清楚。他们是和商人同一时代的，因此周人也不是继承商人的一个族，而是和夏、商同时存在的，不过他们的活动地区稍微偏西一点。

西周的史事在考古学上本来是没有多少可说的，西周的历史也很少有几部书能说几句。可是,现在因为零零碎碎考古累积的结果，颇有可说之处。过去的学者说周人完全是从西边过来的，而钱穆先生则认为周人是从山西慢慢往西搬，搬到陕西去，并不是从陕西往东搬，两种说法不一样。

有趣的是,去年在陕北一带发掘出一个周人的遗址来，那个遗址正好布满了整条移动的线索，这是传说与考古资料可以配合的地方。从零零碎碎传说的资料来看，周人应该是往北走，然后又往南走；从考古学上来看，我们也可以假定开周的几位先王的时代，就是在渭河地区周代的遗址。周人在搬到渭水流域以前，有一段很长的经历往外走，然后又回来。

在这个过程里，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也是考古学上可以证明的，就是气候的改变。

因为周人往北走，很可能就变成草原民族的一部分，过的是草原文化的生活而忘了农耕技艺，后来才又重新拾起了农耕技艺。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从北又往南。从不能种地的地方到能种地的地方这条线，恰好是农耕与草原交接的线。这条线上摄氏温度差一度，我们可以在地图上往南往北挪动几十里；摄氏温度差五度，则往南往北可以挪动数百里。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天气暖和的话，农耕地区可以往北延伸；天气冷的话，农耕地区就要往南收缩。由草原到农耕中间的转变，可以使人搬家；但同样也可能因为气候的关系，使原来居住的草原变成可以农耕（的地方）。

我想,这两个条件大概都存在。因为气候暖和了，农耕地区扩大，草原上的人可以做草原文化的地区就缩小了。缩小以后，他们感到压迫，就想挤出去，这一挤可能挤到边缘的民族；同样，天气过冷的时候，靠北的地方连草原的日子都不能过了，他们也要往南移。像这种你推我，我推他，他推第四者，一路往南推，就形成了波浪形的链状反应。

由于气候暖和的话,有局部性的人口压力；气候变冷的话,又有链状的压力，这两者都能造成人口的迁移。所以周人搬过来的这条路，在我个人认为与气候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

周原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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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周人在搬到这里建国以前，差不多是在三千四五百年前的时候，这时中国的气候整个都在转变，这里的气候也在转变中。恰好离现在三千四五百年前，也正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时候。

等到周人在这里建国时，他和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他的势力不如商人大，国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独特的色彩；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体。

他以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在打败商人以后，由于人少，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每个驻防的点,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

从考古学上看，最显著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天北平附近的燕国所在地。从这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又采取了所谓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著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书名：《西周史》

作者: 许倬云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8-8

周人是同姓不婚的民族，它以通婚的方式和其他的族群联合在一起，同时以包容的方式来共存。不仅在燕国的地点如此，即使在长江边靠近下游的当涂县所出现的遗址也有同样的现象。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情况,使得周人可以继承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的传统，那个传统就是从一个交流混合体里面构成的共同体系，它在周人身上得到延续。

现在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谈的“华夏”，周人为什么要这么称呼自己呢？可能在古代，“华”和“夏”两个字是同一发音，读急了变成一个字，慢读了就变成两个字。说实话，无锡人到现在对这两个字还是分不清，如果要他们念的话，这两个字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华夏”变成周人用来称呼整个的族群，不过他并不叫它“周”，因为他承认有别处不是周，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使得中华民族可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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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包容性与政治包容性并存，

造就了真正统一的政治秩序

在周人几百年的统治里，虽然它分出去的远征军或驻防军的基地一个个变成国家，一个个逐渐地发挥了地方的特性，可是那些特性只是小异，基本上还是大致相同的。大的共同点就是远到新石器时代已经逐渐成型的共同体系，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比政治的统一性先出现，而且维持的时间相当长。

等到周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政治包容性出现以后，才造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治秩序与刚才我们所讲的文化体系相辅相成，替中国构成了一个永远庞大而充实的核心体。这个核心体到以后,继续不断地有人口的移植与人口的收容，不断在吸收，也不断在扩大，内涵极丰富，而且扩张性也很强。因此变成一个非常结实的文化大民族，它不会被打散，在世界上是个少见的例子。

大克鼎铭文

例如,世界上另外一个庞大的印度古文明。在印度次大陆上，也有一个广大的文化圈子，这个圈子的形成也是因为包容性很强、吸纳性很强。可是它之所以长久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是因为它的政治秩序里没有像周人这样强大的包容性。它只有文化的包容性而没有政治的包容性，所以到今天，印度境内还是有种族的差异与宗教的差异存在。

另外，罗马帝国也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秩序，但是因为没有充实的文化共同性，所以到后来虽然成为欧洲最主要的传统，但仍无法维持长期的统一。因为它没有文化的统一，所以政治也无法统一。

以这两个庞大的体系作为例证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中国的个案是很不一样的。它使中国人无论到哪里都称自己为中国人，同时是中国无论怎么打也打不散的一个原因，并且造成了中国人观念里所说的“分久必合”的影响。其实我们中国分裂的时期远比想像中长，可是在我们脑海里，从来都只记得统一的时候，不记得分裂的时候，这个原因就是在我们文化的秩序与政治的秩序是合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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