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文坛]张海青的散文《简约生活》

简约生活

午餐时分，远在外地出差的妻视频查岗。当发现我又是半碗蕃茄炒蛋淋在白米饭上时，忍不住嗔怨道，你这中餐也太简单了！我笑着说，这盖浇饭挺不错呀，分量刚刚好，再多丁点就浪费了。临了，妻发来一个“无语”的表情。

自儿子上大学后，我和妻又重新回到了二人世界。而此二人世界却和儿子出生前的彼二人世界颇多不同，不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依次进入简约状态，没有了年少轻狂的争强好胜，更缺少了愤世嫉俗的激荡云天，一切仿佛都在不经意间诠释着《道德经》中“真水无香”的禅意。

曾经，我在化学课堂上给学生讲过一个关于燃烧的故事：一个蜂窝煤放在煤炉中正常燃烧，大概可以持续放出三个小时左右的热量；若不断地从煤炉的进风口大量鼓入新鲜空气，同样一个蜂窝煤不到一个小时就会燃烧殆尽；而如果将进风口遮住，只留一个小孔通风，则这个蜂窝煤可以保持一个晚上的缓慢燃烧。我当时给学生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想告诉他们燃烧的速度和氧气的量有关。其中，这个事实放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未尝不是一样的道理。

这不由让我想起关于“五星福书”的典故。在老家，谁家生了男孩，除了请当地的算命先生预测孩子的未来运势，做好趋福避祸的准备，还会请江西来的那些“神算子”专门写“五星福书”。在那本薄薄的红色“五星福书”小册子中，“神算子”会根据主人的生辰八字及五行八卦推演未来的人生运势，这种推演会精确到每一个月份。其准确程度没有人验证，但在所有“五星福书”小册子后面，都会批注这个人一生的福䘵，即能享用多少米钱，言外之意就是当某人一旦享受完这些命中注定的钱粮，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就不远了。

我并不是个唯心主义者，对那些迷信的东西大多嗤之以鼻，年轻时甚至还做过一些逆天的举动，但在近些年不经意践行的简约生活中似乎感觉到这些佛理道义颇有几分哲理。年青时，因为物质困难，颇多口舌之欲，那装红烧肉的碗不见底，那装白酒的瓶子不倒立起来，我基本是不会离开饭桌的。经年之后，不甚肥胖的我居然血脂偏高，这在旁人眼中似乎不可思议，而个中原因我了然于心。自此，伸出的筷子不再有曾经那么积极，甚至慢慢改变了走向，这大概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吧。

我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晚餐很多时候变得简便起来，一个苹果、一个馒头打发了事，甚至有时能省就省了，用一杯白开水对付一个晚上。其实，从来没有想到过刻意地去减肥——我也暂且不属肥胖之列，更没有印度苦行僧的“辟谷”之好，所有的行为只是率性地取决于自己的身心需要，需要则取之，不需要则舍之，一切顺其自然，不知这是否符合古人所说的“大道至简”的要义。

球场上的龙腾虎跃自是青春不再，所有奔跑的节奏都慢了下来，更不再刻意地为锻炼身体而大汗淋漓。平时上班，总是安步当车，除非远行，否则车库里的车是基本不用的。曾经周末里的觥筹交错也是能推则推，实在推不过就赖。于是，假日里一个人、一本书、一个背包、一张吊床似乎充斥着我闲暇生活的全部。在旁人眼中我是个户外爱好者，其实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自由行走者，我并不喜欢那种呼朋引伴的出游，更喜欢行止在我的那种独行。遇到好的风景就信手拍上几张照片，碰到无人的空旷之峰就一个人狼吼几声，饿了背包里有干粮，累了两树之间扯起吊床，假寐片刻后，抽出背包里携带的书本随手翻上几篇，或吟哦、或朗读、或默诵，这片天地都由我说了算。

在这个资讯满天飞的自媒体时代，我对电子类产品始终保持着实用主义态度。手机、电脑于我，只是为了方便工作、生活，从来未沉于游戏，更谈不上迷恋。在电视上，除了新闻，就是偶尔看下电影频道，那些长篇累牍的肥皂剧早已让我失去兴趣。看书也没有了曾经的功利，除了工作方面的专业书籍，更是信手涉足文学、科技、哲史类书籍。除品味书籍的资讯、结构，更多的则沉淀其中的思想，反刍自己一路走过的岁月。其实，鸡往前扒，猪向后拱，各有各的活法。这世上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人生轨迹。别人的生活，我们可点评、可羡慕，但绝不可复制。

那天收拾冰箱，发现有一包过期变质的红糖，扔了怪可惜，于是全部倾倒进阳台那盆水培的铜钱草中。不想，几天之后铜钱草的叶片不仅没有我期望中的葱茏，反而一片片枯黄起来。我知道自己又犯了一个这个年纪本不该犯的错误，为了将功赎罪，我在水盆中倒入大量新鲜的清水，以期稀释糖水的浓度。果然，那些日趋变黑的根茎中又生发出一个个嫩芽。

无意间，翻阅季羡林先生的《心安即是归处》，品味大师的百年生命智慧。似乎明白了一个人只要心有归处，生活就会从容淡定、潇洒自由。

张海青，大冶金牛人，湖北省教育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偶有文章在《中华文学》《中国教师报》《教育文摘周刊》《精短小说》《西部散文选刊》《博爱》《新老年》《湖北日报》等媒体发表。

《新东西》编辑部

主     编：向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