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笑中的米兰·昆德拉：生命存在的另类探索者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样带着智慧闪光的谚语因为幽默风趣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而广为人知。说起昆德拉其实很多中国读者都很熟悉，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刮起来了一阵狂热的研究昆德拉热潮。文艺青年们几乎人人手捧一本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大家坐在校园的草地上畅谈着生命的“轻”与“重”。

米兰·昆德拉

这样一位来自东欧又流亡法国的作家，是继哲学家萨特之后，又一次让中国一批生命思考者探索起了“存在的意义”。如今昆德拉似乎在中国的热度已经褪去不少，可是那沉淀的哲思依然给予我们当下生活以指导，他的作品依然在荒诞中警醒着我们不要忘记去寻找生命的根基。

一、昆德拉：传奇人生中的自我探索

米兰·昆德拉生于1929年4月1日，愚人节出生的他似乎冥冥之中要被命运捉弄，他有着一番传奇的人生之旅。

早年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多种艺术的熏陶，尤其是音乐。1967年是捷克命运转折的一年，也是昆德拉命运转折的开始。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捷克“衰落的文明”的激烈演讲，成为“布拉格之春”的先声。接着，一大批知识分子随之而起，对政治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批判，这些知识分子被暗杀、驱逐、逮捕，受到当局的镇压。

昆德拉作为发起人，更是受到严厉的制裁。他的的小说被禁，又被开除党籍，驱逐出捷克，他不得不开始自己流亡的生活。他在流亡期间所写的小说大多以捷克的这段时期为背景进行展开的，他要在文字中寻找自我的价值，其实也是怕自己沉沦在“边界”之外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怕丢失自我。

昆德拉说，每一个时代，所有的小说都关注人的自我之谜，一旦你创造一个想象性的存在物，一个人物，你就自动面临了这个问题：自我是什么？如何能够把握住自我？这是小说赖以作基础的那些基本之一。追寻自我，探索自我的生存，是昆德拉小说的存在之根本。

他的小说大多是写“政治和性”，是关于灵与肉的追问，关于人的本质欲望的细查。《玩笑》中男主人公卢德维克把自己一生聚集的仇恨“都集中在一次性行为中发泄”，结果成了一场闹剧。德维克陷入了空虚，他后来认识到：“我们，露西和我，生活在一个备受蹂躏的世界里；由于我们缺乏同情那些遭到蹂躏的东西的能力，我们便转过身不睬它们，在此过程中伤害了它们，也伤害了我们自己。”

昆德拉将《玩笑》称为“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 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灵与肉分裂的伤感”也是一种关于生存困境的“自嘲心态”，是无奈以及在无奈之下不得不继续前行的“哑然失笑”。

昆德拉在《关于小说艺术的谈话》中说，生活是一个陷阱，对此人们都始终不明白，人生下来，自己并没有去要求就被关在了不是自己选择的注定要死亡的肉体里。然而世界的空间是一个永远的、选择的、逃避的可能。

二、艺术家的反抗：沉醉中的别样抒情

20世纪50年代的捷克，被人们视为一个政治审讯、迫害、禁书和合法谋杀的时代 ，是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昆德拉的理想被一种政治变革所改变，早年的意气风发与嫉恶如仇早已被消解在国内紧张的政治氛围中。年轻时他所推崇的价值体系崩溃以后，他去寻找新的体系。

昆德拉认为，当诗人们无力突破现实的矛盾而又不得不去面临这些基本的境遇时，所采取的对付方法，便是抒情的态度。

改编电影《布拉格之恋》，朱丽叶比诺什饰演特丽莎

在他谈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特丽莎时，提到过“晕眩”一词。“晕眩”就是沉醉在自己的软弱中，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但又不想去反抗它，而是任其下去。人因自己的软弱而沉迷，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所有人的面前瘫倒在大街上，希望脚踏在地上，在比地还要低的地方。特丽莎是一个弱者，在她与托马斯的爱情中，特丽莎不止一次的被喻为“顺水漂来的草筐里的孩子”。当俄国攻占布拉格后，她不愿面对这样一个受屈辱的国家，而宁愿移居他国。但在他国，当她面对托马斯的不忠，自己又无能为力。特丽莎突然明白，她属于弱者，属于弱者的营垒，弱者的国家，她感到晕眩，沉醉于自己的软弱，那种不可克服的欲望。在特丽莎的身上我们看到昆德拉对她的解读，“晕眩”。 这是在一定的历史境况中，一批“特丽莎”的标签，他在为布拉格的各种人物寻找词语，寻找归宿，用一个词来做为他们的存在之家。

而昆德拉本人呢，当他为小说里的人物寻找词语时，自己恰恰就陶醉在了这些词语中，他也陶醉在了自己的话语世界。文人，在很多强力面前，他们是弱者，面对暴力、驱逐、谋杀，文人要想保全自己而又不丢掉灵魂，需要的是真正的智慧。昆德拉从“特丽莎”这个人物身上解读到了属于弱者垒营中的生存观。

弱者的陶醉，以弱来抗强，这种弱不是故意地用来抗强而装作的“弱”，而是本身彻底地承认软弱，我无能为力，你们属于强者，社会是你们的，就是让强者强下去，与我何干！我要继续下去，弱者有弱者的天堂，我有心灵就可以活下去。

李凤亮先生曾说过，由于政治失望而回返性爱信仰，由公众领域走向私人领域，这几乎成了受迫害与怀疑者的生活定义。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在说及“布拉格精神”时曾提到过：1914年8月2日，一战爆发，然而作家卡夫卡，在他当天的日记中只有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这就是文人的心态，他们有两个世界，此岸和彼岸。当此岸的理想无法实现的时候，那种济世救民的心就会被隐藏下来，转移到彼岸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是自我的，自由的，但是又是矛盾的。从这几句短短的话中其实可以看出他在彼岸世界貌似悠闲，其实内心隐藏着深深的无奈。

三、别处的找寻：小说隐喻的追问

昆德拉小说喜用隐喻，其隐喻的五种形式：数字，结构，音乐，人物，梦幻。昆德拉把隐喻当作了小说中的另一个世界，在对“人”的存在找寻中，他假设过希腊神话、圣经，透视过人物的梦幻，抓住过世界的偶然。但他没有老老实实地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从语言、动作、神态描写人物，而是隐喻式的，在别处找寻。

他运用梦去发掘人物的内心，在他的小说《认》中，昆德拉讲述了一对恋人珊达尔和马克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经常在梦幻与现实之间徘徊，他们会发出“对方是谁”，“我又是谁”的疑问，小说的结尾“我问自己，谁在梦想？谁梦想了这个故事？谁设想了它？是他？是她？还是他们两个？或者只是他们各自对对方的想象？他们的真实生活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个险象环生的幻想……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变成了假的，现实变成了虚幻？界限在哪？界限在哪？”

昆德拉自己也在思索，梦与现实的界限在何处，当现实被歪曲，或被虚假掩盖，那么现实还是现实吗，他用“梦”来透露主人公的心理，来揭示一种隐含在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人类存在的私密。

昆德拉在小说中用“梦”这样的隐喻，也许他认为，能让人物在梦中找到自己的内心，还一个本真的自己。

在《生活在别处》中，“雅罗米尔创造了泽维尔这个人物，作为他在幻想世界的替身，泽维尔的生命是一个梦，他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又睡着了，又做了一个梦，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前一个梦里，梦的边沿模糊了，他从一个梦过渡到另一个梦，从一种生活过渡到另一种生活，不存在任何障碍，雅罗米尔在泽维尔身上否定了梦与现实的分界。”昆德拉认为，梦也是一种存在，一种潜意识的存在，一切都有了象征，一切似乎荒诞化了，但是在荒诞之中却存在着真实；现实的世界看似真实，它到处都是荒诞。正是由此，昆德拉用多种可能性的思维去描写人物，叙事视角不断转换。他认为，小说不研究现实，而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场所。

《布拉格之恋》特丽莎和托马斯

昆德拉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在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潮的波及中诞生了一种新的关于小说的思维。在现实科技的奇迹后，突然醒悟到他什么都不占有，他不是自然的主人，不是自己的主人，但是如果上帝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没有任何主人，在虚空前进，这就是存在者的不可承受之轻。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昆德拉为人类找寻自身的存在，更是为自己寻找生存的理由。在寻找的过程中，昆德拉采用多视角的叙述，多方位的观察，多声部的言说，展示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在这个可能中，人们各自寻找自己的存在。而他不是从“存在”的本质论而是从“存在”的境况现实出发来看待和思考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