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是昔日的恋人、朋友，但它们被撕毁、被涂抹，直至流落到我的手上| 晋永权 一席第855位讲者
为什么这些照片如此庄重地被拍摄出来，却这么无情地被丢弃？在一个和平年代，在一个我们的生活更好、住的房子越来越宽敞的年代，怎么就容不下家里那个相册、那个老照片？这是很多人的困惑，也是我这二十年间的困惑。
这个市场就是北京著名的报国寺旧货市场，我堵在里边，走不动了，于是就放下自行车，开始在里面转。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在旧货摊上看到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照片，它们被散散乱乱地堆积在那儿，灰头土脸的，一问价格也都非常低，有些甚至不要钱，就搭配在其他一些老物件里送给你。
我当时内心感到非常惊讶。这些日常照片，比如家庭照片、朋友合照，对于每个人都曾是非常珍贵的回忆。当年认认真真梳妆打扮，花了钱隆重拍摄的照片，为什么都扔在地摊上？
另一方面，当时作为一名想要拍出好作品的年轻的摄影工作者，我又受到不小的打击。难道我所追求的“好照片“的命运也会像我眼前看到的图像这样，被丢弃在旧书旧货市场，以这么便宜的价格任人挑选吗？
1950年代，烟台，一位劳模拍摄了这样一张黑白照片。他戴着绶带，拍得很郑重，不知道是刚刚拍摄完，还是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人把他的绶带着了颜色。在烟台的一个旧货市场里一堆杂杂乱乱的东西中间，我一眼就看到了这张照片。首先是这条绶带，然后是他的面容，我觉得他的目光、表情有一种穿透感。
在常年看各地大量图像的时候，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20世纪下半叶，50年里，图片无边无际。你在重庆、在上海、在云南、在黑龙江看到的照片，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这些照片是人们随心所欲拍摄的，还是它们受制于一只看不见的、按下快门的手？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决定着你在哈尔滨、在西海固的村庄、在重庆拍摄的照片里，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和联系。
我们先看这样一组照片。
大家试想一下，上面这张照片上的飞机该是多大的模型，才能让这两个年轻女性坐在里边，享受乘着飞机的时光，并且乘坐这个飞机还不用戴氧气罩，就可以在外面欣赏空中风景。
下面左边的这张照片，大家注意看这位女士卧在什么地方？马路中间。这位女士，穿着得体，卧在马路中间，拍下了这张照片。好在那个时候没有太多车辆，马路中间也没太大污染。右边这张照片拍摄于停机坪前，这位女士同样衣着得体，然后面带微笑拍下了这张照片。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但是文盲非常多。我们要学科技，学知识，还要学政治，学文化。在照相行为所建构的世界里面，读书看报成为流行。
再到八十年代，就换成了另外的工具，收录机、磁带。人们拎着这些双卡录音机，到郊野，或者在家里摆拍、摆布，这都是美好日常生活的象征。
随着照相的普及，当个体拥有了相机以后，去哪儿拍照？显然要到室外去拍。那么到室外我们拍什么？跟谁在一块拍？这里边规律性非常强，大有讲究。
看看下面这组照片，右边的这位女青年，坐在水中的一块石头上，姿态看起来很像遥远的北欧国度的美人鱼。与水拍照，是人们在室外拍照时常见的一种选择。
中国人的自然观，有一段时间是人定胜天，要征服大自然，征服野生世界。但是野生世界不是你想征服就征服的，征服动物雕塑总该行吧？一段时间里，文物保护的意识没有现在这么强，于是留下了这些和动物雕塑“亲密”合影的照片。
见世面，游历名山大川，对许多普通人来说，是个人经济条件的象征，甚至集体、组织给予的荣誉。
下面这张和天坛的合影，角度选取得很奇特，拍照的人估计已经趴到地下了，非常虔诚地拍摄了天坛。按照皇家祭天的规制，在它面前是不能这么拍照的，甚至按照有些习惯，不在庙宇前拍照，但是日常拍照没这么多讲究，很随心，见到就拍。
在户外景观中，有两个大家非常向往的地点。一个是上海外滩，看到的都是代表着西方世界的洋建筑，这里面有人们对物质丰沛的想象。另外一个是天安门广场，这是一个革命圣地，去天安门前拍一张照片几乎是每一个家庭的心愿。
我们前面讲到了日常拍照中的体态语、在哪里拍，拍什么。实际上，日常拍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跟谁一块拍。这就涉及拍照人的身份问题，因为人们总是在拍照中寻求身份认同。
比如家庭合影，是家庭关系的认同；订婚拍照，是男女关系的认同；一个单位、小组拍照，是集团关系的认同。无论是性别、辈分、阶层，还是种族、职业等等，都有一些认同的关系呈现在照片里。
当男人和男人在一起拍照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下面这组照片中男人间的关系。男人与男人，是革命战友般的友谊。
在照相机的镜头下，男人表现得这么亲密无间，那女人和女人在一起可能更亲密？错。大量的图像看下来以后，发现，女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反而没有像男性那么亲密。为什么？也许是在社会的公开场合，女性之间的关系受制于传统价值伦理的影响甚至压力更大，反而不太容易展现彼此间亲密的一面。
下面的这张照片上，记录下了1957年五四青年节，一群青年女性朝气蓬勃的面孔。她们穿着同样的服装，可能是同学，或者同一个班组的同事，五四青年节大家参加了一个活动，可能是爬山，可能是体育活动、文娱活动，然后合影留念。
照片上寄语友谊长青，但是图像自有其命运，恐怕她们嘴上的口红不是其中任何一个人自己后来涂上去的。
1980年代中期以后，照相变得越来越普遍，日常拍照逐渐摆脱了原来庄重、神圣的意味，逐渐变成了个体的探索和表达。从记录，到呈现，再到表达，这是20世纪下半叶日常拍照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青春、恋人、身体，爱、自我与放纵等等，各种五花八门的影像语言开始呈现出一个影像世界的新面目。
在观看这些日常照片的过程中，我一再有一种感受，这些图像，既记录着过往，又预示着未来。它有暗喻性，而这种暗喻性是人们在不自觉中创造出来，并拍摄下来的。
佚名照，是我收集的这类照片的统称。实际上，在这些照片中，还是有一些少量的有名有姓的照片。
在所有我收集的照片中，下面这组照片代表了佚名照的一种极端命运。照片上的人也许是昔日的恋人、朋友，感情破裂后，一方撕毁了另一方的影像。它们被撕掉，被打叉，被涂抹，但它们没有完全消失，不然我们是看不到这些照片的。
在一个和平年代，在一个我们的物质生活更好、住的房子越来越宽敞的年代，怎么就容不下家里的那个相册、那个老照片？这是很多人的困惑，也是我这二十年间的困惑。
我想这可能跟中国人对日常图像的心理有关系。在很多地方，人去世了，他的影像就会像他的衣服一样被弃之，甚至被烧掉。在南方的一些老房子里，没人住了，但是偶尔还能在里边看到相片，最终伴随着这个老房子废弃掉。
另外，这几十年里，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的容貌、服装变化太大了，这个变化足以吓到后来者。比如你祖上的照片，戴着瓜皮帽，穿着长衫，拄着拐杖，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在一个朋友家做客时，我就听过夫妻俩关于家庭照片的对话，丈夫要把逝去爷爷的照片挂在墙上，妻子不同意，理由是“会吓着孩子”。
多年前，2003年、2004年左右，我在重庆三峡库区，在长江边上采访移民的时候，有一次碰到一位老人在整理他家里的墓地，我就跟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聊。这个老人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三代以后，谁还认识谁呀。”
三代以后谁还认识谁啊！你认识你爷爷你姥爷，但你爷爷的父亲，你认识吗？他叫什么名字，他长什么样？
中国人的家族链条，包括影像建构起来的这种链条，非常短暂。人们急急忙忙地拥抱新生活，奔向不可知的未来，急于消弥过往，很少有人会把这种看起来惨淡的、小小一张的黑白照片再放出来。
家庭变得越来越小，记忆的链条也变得越来越短，对旧的记忆之物的载体抛弃得很决绝。旧货市场成了老照片虚拟的、最后的温柔乡。
▲ 点击视频，跟随晋永权探访潘家园旧货市场老照片
经过这么多年的收集、归纳、整理，我做了一本书，叫《佚名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800多页，书里面有1500多张照片。在总共收集的三万多张照片中，我挑选了包括《佚名照》里照片在内的2456张照片，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些照片，从私人空间来，然后进入到了旧书旧货市场这样的公共空间，我看到了，捡起来，试图对它做一些分析，但它们并不属于我，还是让它们从公共空间回到公共空间吧。
大约十年前我出过另外一本小一点的书，叫《合家欢》，也是跟此类图像有关。但是这么多年的传播，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找过来说，这个照片是我的，是我家里人的。所以说这更加印证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丢掉了就是丢掉了，看到也不再说了，因为无法从头再说。
有时候我觉得讲这些照片非常困难，或者说我不愿意去讲它。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些照片，心里都会有一些触动。特别是家庭照片，它拍下的是每个家庭的一个阶段，拍下来以后这个阶段就过去了，后来又流落到一个摊位上。这个过程自然带着消失、伤感、污浊这样一些情绪在里面。
那么你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情绪都涌向你，你心里需要去承受它。拿什么来对抗？逻辑和编码。做《佚名照》就是我的一个尝试。
当然做任何事情，就像有一句老话所说，“你好什么就会被什么东西所伤害”。长期浸染在这些照片中间，我现在很难再拿起相机去为人拍合影、纪念照，包括自己的家人。
因为我似乎很快就能看到这些照片的命运，特别是进入数字时代，它们面临着更加不可知的命运。你换了一个手机、一个电脑，这些照片可能就没了。所以说佚名，是日常照片的命运。
在出版界，关于书有一个传说：在一本书里面，总会隐含着一些连作者和编者也不知道的东西，就像书的密码一样。还有一个说法，一本书正文开头的几个字，与最后几个字连起来，可能就是这本书想讲的内容，它冥冥之中注定了一本书的主题和命运。
《佚名照》出来三个多月以后，我鼓起勇气翻开自己的书，发现开头的两个字是佚名，最后两个字是诸君，连起来就是，佚名诸君，诸君佚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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