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渊薮 考订谨严 ——《鉴真年谱》述评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也是中日人文交流的鼎盛阶段。隋唐佛教宗派的创立，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佛教进入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伴随着佛教宗派的出现，中国化的佛教思想体系相继成熟，佛教文学艺术日趋繁荣，佛教世俗活动和对外人文交流空前活跃。鉴真就是这样一个在隋唐文明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大师。他少入佛门，游学长安、洛阳期间，跟随众多高僧学习佛法，中年成为江北淮南地区“独秀无伦，道俗归心”的著名高僧，并独备自己的弘法特色：以律宗为本，融合佛教各宗派之所长，广泛涉猎医药、建筑、艺术等领域的技艺和知识，且有很高造诣。受日僧礼请，他五十五岁发愿东渡传律，历经十二载艰辛抵日，并以衰老失明之躯在日本通过医药、建筑、艺术等手段来弘扬佛法十年，直至圆寂。他的一生，足迹广布，徒众如云，其经历涉及唐代社会及同时期日本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经济、文化、交通等诸多领域。他不仅是盛唐时期名闻中华的高僧，也是日本“律宗的祖师”“文化的恩人”。身处这样的时代，这样的身份，不仅注定了鉴真在中日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也注定了他在中日人文交流史上的显赫位置。

多年来，学界对鉴真的研究议题集中于《唐大和上东征传》研究，鉴真生平及有关东渡中的一些问题研究，鉴真的思想以及东渡对日本佛教文化的影响，其中尤以其生平经历的研究最为集中。虽然鉴真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其生平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形式—年谱的编纂却显得相当滞后。目前虽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鉴真年谱，但都存在着纪事简略、体例雷同的问题，对于鉴真本人以及与其所生活时代的关系都缺乏充分的展示，因而，一部新年谱的编撰势在必行。由吴平、吴建伟所编著的《鉴真年谱》，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该书试图在鉴真一生历程的框架下着力凸显高僧的成长及弘法、六次东渡、日本十年等三方面内容。对于六次东渡，主要以《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述为基点，并对其中存在的模糊及疏漏之处进行考证和补充。当然，该书在史料解读、研究成果吸收等尚有精进空间，但确系近年鉴真研究的一部力作，以下略陈己见，试作评述。

一是年谱体例完善，编排创新。年谱为谱主最详尽的第一手资料，编撰者利用各种资料，依年月编次，以人系事，记述谱主的生平事行，细致勾勒与还原谱主一生的重大活动，通常具备考订事迹详明、引经据典丰富、排订年月严谨等特点。而《鉴真年谱》本着“知人论世”的原则，在每一年“谱主事略”下附以“有关人物与大事”，不仅仅局限于人物传记的范围，除重点记述鉴真人生中重要活动如师承、游历、交游、弘法，以及日本十年里鉴真与日本各阶层的关系、弘法传戒的历程、个人的游历及交游外，还搜集当年佛教大事与世俗社会变迁史料，因而能侧面反映唐代中国及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以此体现出社会史研究的广泛意义。

二是年谱资料翔实丰赡，考证严密。编著者将《鉴真年谱》的重点放到鉴真东渡传法之前及日本十年两个时期，前者铸就了鉴真的佛学思想及人格、品质，后者成就了他一生的伟业。它们与六次东渡一样，都是鉴真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由于文献资料缺乏，目前已有的各种鉴真年谱记载都很简略。编著者在前人各谱的基础上，广泛发掘、梳理中国地方文献及日本文献，并吸收现代中日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完善和补充前谱不足，力求展现鉴真较为完整的人生轨迹。如鉴真东渡之前的弘法活动，《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仅有两处，极为简略。其实在《三国佛法传通缘起》卷下“律宗”条下就可以发现这样的记载：“年二十六，讲《砺律疏》。至三十一，讲《南山钞》及《轻重仪》。年至四十，讲《羯磨疏》。”为了解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补充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三是年谱视野开阔，辑补纠谬。据该书编著者介绍，目前学界可见十一种鉴真年谱。这十一种年谱多者七千字，少者两千字，虽然都能准确地勾勒出鉴真一生的基本事迹，但由于受到篇幅、体例、时代的限制，还存在一些史料搜辑等方面的不足：存在各谱内容简略，架构雷同，生平补白不够，尤以日本弘法十年记述不足等缺陷。因而，编著者在前贤硕彦拾遗订补的基础上，采摭中外文献百余种（编著者曾亲赴日本查阅众多典籍，不少文献资料系首次披露），竭力对现有各谱记述不足和空白的方面进行完善和补充，并能关注并介绍前人及当今学界尤其是国际研究成果。更难得可贵的是，编著者并非简单地排比、胪列各种资料，而是有意识地摭拾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附以编著者的辨析和按语，得出新见。比如，书中沿用日本学者蔵中进先生研究成果，把《唐大和上东征传》与《东大寺要录》所引的《大和上传》进行对比，发现前者失载了一些重要记述。如果在蔵中进先生发现新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日本传世文献进行梳理，就可以在《续日本纪》卷二一《淳仁纪》“天平宝字二年（758）八月”条下发现这样的记载：“庚子朔……其大僧都鉴真和上，戒行转洁，白头不变。远涉沧波……号曰大和上，恭敬供养。政事躁烦，不敢劳老。”可知鉴真被授予“大和上”之号是在天平宝字二年（758）八月，解决了鉴真生平研究中的一个困扰人们很久的问题。

编著者吴平、吴建伟历时五年，铢积锱累，集腋成裘，成书如此，颇为不易。本书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出版虽有所延宕，但也正体现了作者的审慎与坚持。相信《鉴真年谱》的出版必将嘉惠学林，不仅对于鉴真研究具有重要贡献，对于学者研究唐代宗教、历史乃至日本史，亦有所裨益。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鉴真年谱》还是教育部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的重要科研成果，也是编著者努力将鉴真与中日人文交流研究打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人文交流品牌所做出的一次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