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过去了，她的文字，她的思想，她的风骨依旧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2016年5月25日凌晨，学者、作家杨绛先生逝世，享年105岁。
“夜闻风雨声，耳始聋。《我们仨》改定题目，选定段落。”这本家庭生活回忆录快要完成时，杨绛先生在大事记里写了这样一句。
1998年，钱锺书逝世，而他和杨绛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1997年先他们而去。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杨绛先生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我曾听过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家董秀玉先生回忆书的选题在策划之初的经历，她说：“那时候，钱锺书住在医院，他女儿住在肺科医院，杨先生两头跑，筋疲力尽。赶上他们资助过的小青年，写文章批钱锺书。她很生气。有人曾鼓动她告状，提交法律诉讼。但我跟她讲，'你不要去。你哪有功夫？你不如写写你们仨的故事。’因为我在他们家，看到的是很温馨的一面，而不是他们三个作为学者对外很严肃的一面。”
在杨绛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编辑记忆的<我们仨>》。董秀玉先生说这本小书整整做了三遍，“因为她的温情，那么刻骨的悲伤，被她写得那么宁静，你会悲哀到心里去。杨先生的文字是好的，她的散文是不得了的文章，所以书的装帧设计一定要体现她的风格。”
曾焱 文
本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16年第23期
内容整理自《杨绛(1911～2016) 我们仨的世间传奇》
杨绛(1911-2016)，原名杨季康，著名作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作品有：散文集《我们仨》、《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小说《倒影集》、《洗澡》，评论集《春泥集》、《关于小说》，译作《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柏拉图《斐多》。
“我和杨绛先生的往来，大都是为工作。第一次去钱家早在1981年，是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带我去的，那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了《干校六记》，范用先生读完很激动，想在国内出这本书，便去向杨先生请求，几个月后这书在三联出版了，是我最早编辑的杨绛先生的书。之后三联又出了《将饮茶》、《洗澡》，责任编辑也是我。后来我被派去香港三联工作，再回到北京三联这么多年，《我们仨》是我重新事无巨细、从头至尾地操作一本书。”在《我们仨》的版权页上，责任编辑一栏署名“冬晓”，有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个“冬晓”是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
晚年的钱锺书和杨绛 颜筝/绘
从范用先生时代起，钱锺书和杨绛二位先生就给了三联书店很多支持。钱锺书先生的诗集《槐聚诗存》1995年在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了线装和平装两种版本。1998年6月，北京和香港三联书店联合印行大型文库《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这是钱锺书先生唯一一次出任丛书主编，并亲自审定编辑设想、编纂方案和拟选书目。“我在香港三联期间，听钱先生有次批评出版界古籍泛滥，提出应该重视中国在20世纪初西风东渐时期的学术思想。这样我就想办法做了这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请钱锺书先生担任主编，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朱维铮教授做执行主编。”董秀玉回北京主持三联工作后，又促成出版《钱钟书集》，三联组织最权威的学者编校文稿，不惜工本印制最优秀的版本，历时6年，终于在2001年出版，包括《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10种13册，计300多万字。
李黎访问杨绛
关于《我们仨》这本书定题、写作和出版的经过，董秀玉至今记得每一个情景：“1994年夏、1995年冬，钱锺书先生和女儿钱瑗相继住院，杨绛先生八十多岁了，奔波于家与两所医院之间。三人分居三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其间有一次我去看望杨先生，当时钱先生和女儿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无聊的烦心事干扰，杨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我劝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赶快抓时间写写你们仨，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义。杨先生答应了我，说好，就写一本《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先生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先生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我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1997年3月，钱瑗走。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也去了。相继失掉两个最亲爱的人，杨先生心里的哀痛可以想见。年近九十的老人给自己安排了繁重的工作：1999年用一年时间把手头正在翻译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译完，2001年把三联书店6年来一直在编校的《钱钟书集》定稿出版，同时着手誊清、粘贴、整理钱先生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和读书笔记，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2002年冬天，杨先生终于开始写《我们仨》。从约稿到动笔，时隔6年，董秀玉说她从未想过要催促杨先生，“我知道她心中有数，能写的时候自然就会写了。”2003年4月，董秀玉接到杨先生打来的电话，告知写完了，要她去家中取书稿。董秀玉赶到杨先生在三里河的寓所，坐在客厅里一口气读了两个小时，“杨先生的文字还是像过去那样含蓄节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安静的难以言表的忧伤都在字里行间。”第一部分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讲述了自1935年与钱锺书赴英国留学、生下女儿钱媛，直到1998年钱先生逝世这63年间的亲情。“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在这三个小标题下，杨先生回忆了先她而去的女儿、丈夫，一家人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2002年杨先生92岁。漫长的63年的家庭历史，她用三四个月写了出来。一个老人，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意志，才能把如此深重的大恸化成平和的文字，给读的人以温暖和安静？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董秀玉亲眼看见这一家人和病魔斗争的艰难，尤其懂得杨先生心里的痛苦，但老人又那么坚强，留下来独自完成了“我们仨”所需要完成的全部。读不到一半，她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下来。她看稿子的时候，杨先生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有时走过来，摸摸她的头。面对这个身子虚弱心灵却强大的老人，董秀玉心里充满了敬重，她问杨先生：我读的时候都这么难过，您写的时候该有多痛啊！杨先生说，所以，到现在才动笔写它。《我们仨》写完，就像杨绛当年在记事中所写，她日渐失去了正常听力。那以后的十来年，朋友们、编辑们再去看她，陪她说笑，就需要借助一点笔谈了。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记得，他在出版社工作期间，春节前或杨先生过生日会问候老人家，有时也跟编辑一起去家中拜访。知道先生听力不好，他会事先准备一叠卡片，把想问的事或想说的话写下来，见到杨先生，再一张一张拿给她看。三里河的这套寓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搬进去的，房间虽宽敞，却简单。后来小区由公家负责装修房屋，为每家阳台做封闭，杨先生却要求例外。她保留着水泥地、白粉墙、老家具，陈设不做一点改变。老朋友吴学昭在她的《听杨绛谈往事》中说，“这个寓所的里里外外留有太多美好的记忆，杨先生虽已把它当成临时栖身的客栈，仍不忍抹掉一点往日的痕迹”。杨绛曾说她有幸生在一个和爱的父母家，又成立了一个和爱的小家庭，从未想到背叛。家庭和事业从未有过矛盾。她曾形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eres)。”而这个描述，对于她和钱锺书也是同样相契合的。“我们仨”虽然失散了，杨先生还仍在他们的那个世界生活。三联的几位老编辑，也是杨绛在文章里说到的和她讨论灵魂问题的“年轻人”，都知道杨先生喜欢卡通玩具。钱先生和钱瑗走后，她们再去家中看杨先生就发现，她在卧室里放了三个卡通动物，分别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肖属相，日夜陪着她。2004年4月2日，93岁的杨绛写了一篇短文，以《不官不商有书香》为题发表在媒体上，帮助三联人保住了三联文化的书香传统。那年春节前，十几个三联编辑相约同去看望杨先生，商量送她的礼物就是一个卡通玩具。杨先生很开心，把卧室里三个卡通也抱出来，搂在怀里，和她嘴里的编辑“小朋友们”一起拍了张大合影。
杨绛 文
解放前钱锺书和我寓居上海。我们必读的刊物是《生活周报》。寓所附近有一家生活书店。我们下午四点后经常去看书看报；在那儿会碰见许多熟人，和店里工作人员也熟。有一次，我把围巾落在店里了。回家不多久就接到书店的电话：“你落了一条围巾。恰好傅雷先生来，他给带走了，让我通知你一声。”傅雷带走我的围巾是招我们到他家去夜谈；嘱店员打电话是免我寻找失物。这件小事唤起了我当年的感受：生活书店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生活书店后来变成了三联书店。四五十年后，我们决定把《钱钟书集》交三联出版，我也有几本书是三联出版的。因为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有它的特色。特色是：不官不商，有书香。我们喜爱这点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