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 中国文明起源的诸问题、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中国文明起源的诸问题》
佟柱臣《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54~64页齐鲁书社1993年
本文从诸多方面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中国文明起源在青铜时代经历了--定阶段，龙山文化晚期即已进入青铜时代，但只有到青铜文化发展到-定高度的夏商时期才真正迈进文明阶段。夏代处在青铜时代早期偏晚，青铜冶铸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器类已相当复杂，商王国文明则属于青铜时代的盛期。其他如蜀方国文明、越方国文明也处于青铜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各有其不同内涵。黄河中下游地区历史悠久的粟作农业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到夏商时期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已有六畜，并出现了铸铜业为代表的独立手工业，手工业内部也有了分工。私有制的产生在大汶口文化中已露出端倪，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但只有到夏商时期才出现了作为最高统治阶级的“王者”，也有了奴隶，并存在诸王的世系。此时已具备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文明出现的最显著标志。二里头文化发现的符号已属于文字系统，可以推断夏王国是应有文字的；商代出现了卜辞和金文，商王室已经有了较完整的历史记录；文字同时还是其他方国文明产生的关键因素。中国文明起源的前夜，是一个很长的孕育时期，同时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现的玉器和罕见的信仰遗迹等，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渊源，它们直接或间接孕育了三代文明，但又与三代文明有区分。这种量变总和出现的突变，才产生了夏商文明。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国文明首先从黄河中下游开始，而当时周围的其他地区仍处于原始部族阶段，这种不平衡规律是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特点，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特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有王国文明又有方国文明，文明起源的年代是漫长的，地域是辽阔的，但文明出现最早的年代仍然是三代之首的夏王朝，最早的地域仍然是在黄河中下游。
《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第23~31页
本文认为中国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间的龙山时代，并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是多元多中心发展的，又是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大体同步发展的。中国史前各系统文化的交互作用，使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诸文化每每呈现出同步发展的趋势。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和邦国林立的格局，是根植于中国史前文化的多系统和交互作用的基础上的。但并不等于说史前各地区的社会发展全是齐头并进的。在前仰韶时期，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就是同一时期诸文化系统中的龙头文化。到了龙山期，山东、江浙和临汾盆地的陶寺，又成为文明草创时期几个最先进的地区。
在史前时期，无论是北方的旱作农业，还是南方的水稻农业，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形成了较稳定的农业经济。中国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必然给它的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和宗教观念系统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经久不衰的家族—宗族组织结构以及对天地与祖先崇拜等的信仰，都与中国农业的稳定性密不可分。家族—宗族结构的出现，必然要打破史前社会各方面原有的平衡。至少在公元前3500年以降，这种家族—宗族组织结构就与父权或夫家长权结合在一起，并在家族内部形成有权支配家族经济的父家长、普通的家族成员和家族中的奴仆奴隶等不同的等级阶层。父权家族的出现，标志着阶级的产生。与父权家族一宗族组织结构相适应的是聚落形态的变化。中心聚落即原始宗邑与普通村邑相结合的形态，是在父权家族—宗族的结构下聚落分化的一种结果。继原始宗邑聚落形态而来的，是城邑即都邑国家形态。和阶级阶层一同出现的城邑，可以作为都邑国家形成的标志。史前时期带有原始宗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是当时的权力与祭祀的中心，而国家时期的都邑也是权力与祭祀的中心，因此，作者认为中国西周以前上溯至龙山时代的社会是神权政治色彩很浓的阶级社会。对于中国文明草创期的龙山时代，可称之为文明的现象，大概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原文字时期”。商周时期的古典文明，显然是在龙山时期文明的基础上稳步、连续地向前发展的。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连续性是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和观念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而家族―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力同层同构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
佟柱臣《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54~64页齐鲁书社1993年
本文从诸多方面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结。中国文明起源在青铜时代经历了--定阶段，龙山文化晚期即已进入青铜时代，但只有到青铜文化发展到-定高度的夏商时期才真正迈进文明阶段。夏代处在青铜时代早期偏晚，青铜冶铸技术已达到一定水平，器类已相当复杂，商王国文明则属于青铜时代的盛期。其他如蜀方国文明、越方国文明也处于青铜时代的不同发展阶段，各有其不同内涵。黄河中下游地区历史悠久的粟作农业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到夏商时期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已有六畜，并出现了铸铜业为代表的独立手工业，手工业内部也有了分工。私有制的产生在大汶口文化中已露出端倪，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了阶级，但只有到夏商时期才出现了作为最高统治阶级的“王者”，也有了奴隶，并存在诸王的世系。此时已具备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文明出现的最显著标志。二里头文化发现的符号已属于文字系统，可以推断夏王国是应有文字的；商代出现了卜辞和金文，商王室已经有了较完整的历史记录；文字同时还是其他方国文明产生的关键因素。中国文明起源的前夜，是一个很长的孕育时期，同时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发现的玉器和罕见的信仰遗迹等，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渊源，它们直接或间接孕育了三代文明，但又与三代文明有区分。这种量变总和出现的突变，才产生了夏商文明。在大约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国文明首先从黄河中下游开始，而当时周围的其他地区仍处于原始部族阶段，这种不平衡规律是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特点，也是中国文明发展的特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既有王国文明又有方国文明，文明起源的年代是漫长的，地域是辽阔的，但文明出现最早的年代仍然是三代之首的夏王朝，最早的地域仍然是在黄河中下游。
《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几个特点》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第23~31页
本文认为中国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间的龙山时代，并对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认为中国新石器文化是多元多中心发展的，又是相互影响、交互作用、大体同步发展的。中国史前各系统文化的交互作用，使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诸文化每每呈现出同步发展的趋势。中国文明起源的多中心和邦国林立的格局，是根植于中国史前文化的多系统和交互作用的基础上的。但并不等于说史前各地区的社会发展全是齐头并进的。在前仰韶时期，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就是同一时期诸文化系统中的龙头文化。到了龙山期，山东、江浙和临汾盆地的陶寺，又成为文明草创时期几个最先进的地区。
在史前时期，无论是北方的旱作农业，还是南方的水稻农业，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形成了较稳定的农业经济。中国农业经济的稳步发展，必然给它的社会组织结构的演进和宗教观念系统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经久不衰的家族—宗族组织结构以及对天地与祖先崇拜等的信仰，都与中国农业的稳定性密不可分。家族—宗族结构的出现，必然要打破史前社会各方面原有的平衡。至少在公元前3500年以降，这种家族—宗族组织结构就与父权或夫家长权结合在一起，并在家族内部形成有权支配家族经济的父家长、普通的家族成员和家族中的奴仆奴隶等不同的等级阶层。父权家族的出现，标志着阶级的产生。与父权家族一宗族组织结构相适应的是聚落形态的变化。中心聚落即原始宗邑与普通村邑相结合的形态，是在父权家族—宗族的结构下聚落分化的一种结果。继原始宗邑聚落形态而来的，是城邑即都邑国家形态。和阶级阶层一同出现的城邑，可以作为都邑国家形成的标志。史前时期带有原始宗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是当时的权力与祭祀的中心，而国家时期的都邑也是权力与祭祀的中心，因此，作者认为中国西周以前上溯至龙山时代的社会是神权政治色彩很浓的阶级社会。对于中国文明草创期的龙山时代，可称之为文明的现象，大概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原文字时期”。商周时期的古典文明，显然是在龙山时期文明的基础上稳步、连续地向前发展的。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连续性是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和观念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连续性，而家族―宗族组织与政治权力同层同构是中国早期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