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杜荇”是康生还是任笃行，仍应存疑—就教宁稼雨先生
《文史哲》公号转载我那篇小文的部分，本来就用了“‘杜荇’似是康生的笔名”的小标题。一个“似”字，表明我没有直接证据，不能“砸死”；若稼雨先生能推翻，也是我期望的。
稼雨先生的大作，对我甚为客气，大家风范尽显，赢得了我的敬重。不过，就文章的结论而言，我还有话要说。这篇小文，既是对稼雨先生的回应，也是求教。
我对“杜荇”的认知
《文史哲》公号转载我的小文，取自《康生、齐燕铭、丁树奇关于<聊斋志异>版本信跋》（下文简称“跋文”），完稿于2008年4月2日，似发表在当年《历史学家茶座》上。具体是哪一期，我一向“狗熊掰棒子”，未有保存习惯，一时难以查找。
《文史哲》公号转载小文，与该刊主编王学典先生有关。
学典兄是著名历史学家，我上研究生时就读过他的多篇文章，尤其是与黎澍先生商榷的文章，名噪一时，成为我仰望的对象。由文识人后，多年的交往，他之于我，亦师亦友，一直厚我爱我。大约在2007年，他为山东人民出版社主编《历史学家茶座》，又提携有加，约我为文。这篇小文就是经他手发表的。
写这篇小文时，涉及到《文史哲》1963年第4期发表的《新发现的二十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下文简称“校后记”）一文。作者校勘严谨，文笔大气得行云流水，显然出自大家手笔。
出于好奇，我检索了作者“杜荇”，作者似乎就这一篇文章行世。这个结果我大为惊讶。我在“跋文”中说：“从杜荇的文章来看，作者显然对此前流传的《聊斋志异》手稿本和抄本或刻本非常熟悉，是一位深谙版本校勘学的大家。既然是学术大家，当会有同样署名的其他文章发表。可是翻阅当年的多种期刊，再辅之以互联网的各种搜索功能，杜荇署名的传世文章似只有这一篇。这大约只有一种可能，作者用的是笔名。”
我还说：“发表一篇严谨的学术文章而需要署笔名，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无非是两种人，一种是在1949年后各种运动中尤其是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沦为‘敌对阶级’的学者，组织上不允许以真名示人”；“第二种人就是身居高位的人，因其名字为全国媒体所熟知，发表学术类文章往往采用笔名。”
我把当年对《聊斋志异》有研究的大家一一排列，当然包括《<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的作者任笃行先生。
稼雨先生说，看过我的小文，“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位‘杜荇’应该不是康生，而是对《聊斋志异》版本下过几十年功夫的学术前辈任笃行先生。”这个“第一反应”与我当年的“第一反应”如出一辙。但是，经过一番考索后，我放弃了这“第一反应”，而认为“康生用这个名字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什么放弃？下节结合“商榷文”再说。接着说对“杜荇”可能是康生的“认知”。
我认为“康生用这个名字的可能性比较大”，除了文中提到的几条证据（确切地说，应该是推测的证据）之外，还在于我文中提到的一点，即看到过康生在青岛养病期间对古典文献、文学的一些批注，草、行、楷、隶等交错，用字体以识别，不仅书法上乘，且对典籍品读功底尽显。我师从宁可先生研读出土文书、古典文献，历七、八年，所学粗浅，不及宁师之万一，欣赏的功夫倒学到一二。
据此，我才在文中特意“横生”了一小节：“‘杜荇’似是康生的笔名”予以考证。说是“横生”，本没有这个打算；全文去掉这一节，不妨碍阅读。
对“跋文”由不安到心安
因为“‘杜荇’似是康生的笔名”一节是“横生”，我并没有下大功夫去寻找史料，尤其是对于钱伯城先生文中提到的康生在《文学遗产增刊》发表文章这一重要线索，我以“因年头久远，查之甚为不易，笔者在写这篇小文时多方查找，但均未能如愿”带过去了。我知道，这样颟顸，有违考证这门学问的规范，一直心觉不安，并没有放弃查找。2014年《文学遗产》60周年庆时，从刘世德先生的有关回忆中我才知道，“叶余”原是康生的笔名。
我很快查到了“叶余”在《文学遗产》的两篇文章：第一篇《关于“聊斋志异”第一次刻本》（下文简称“刻本”），1957年8月11日刊出；第二篇《略谈“聊斋志异”的几种本子》（下文简称“本子”），1958年4月13日刊出。
把这两篇文章与“杜荇”的“校后记”对照，心中随即大安。“商榷文”认为：“从‘杜荇’的文章，到以上任笃行三篇文章，再到任笃行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形成一个完整的《聊斋志异》版本研究系统链条。”以此来佐证“杜荇”应是任笃行的结论。若借用一下，也符合我当时大安的心态。套用稼雨先生的话来表述是：“从‘叶余’的‘刻本’和‘本子’，到‘杜荇’的‘校后记’，形成一个完整的《聊斋志异》版本研究系统链条。”换句话说，我当时认为，这两篇文章足以佐证我的“‘杜荇’似是康生的笔名”这一结论。
叶余的“刻本”和“本子”与“校后记”，三文相互衔接，尤其“校后记”文，可以看作是“本子”文的后续和补充。从文风来说，大家功底，一脉相承。
在这篇文章中，我本想对这三文的衔接进行分析，但后一想，以稼雨先生多年的功底，展读三文，当自有判断；我若饶舌，倒如“小可的说了”，就不作分析了。我把它们截为图片，附在这里，供稼雨先生和有兴趣的读者参看。
“杜荇”是康生还是任笃行，仍应存疑
现在说说“商榷文”的立论证据。
第一条，任笃行先生是研究《聊斋志异》的大家，有《<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行世，写一篇“校后记”顺理成章；任笃行以“杜荇”谐音为笔名，也顺理成章。
这里拾起我前文的话题。
我在写“跋文”时，把“商榷文”也提到的任笃行先生三篇文章都一一拜读过，最直观的感觉是，恕我直言，任先生后来的文章，与“校后记”不能说风格迥异，但差别很大。以编辑的眼光看，行文不免拖沓，且时有抒情之语，如“它像平湖乍涌的一簇雪浪花, 使人耳目一新”、“已倒下的12 卷说悄没声儿地复活了, 这真是咄咄怪事!”（见《浅谈<聊斋志异>的编次》）。写文章不是不可以抒情，但我所受宁可师教诲在耳，考据和校勘，且戒“语多”（这是先生的原话）。我一直谨记在心。想必稼雨先生也认同吧？
再者，以“校后记”与任先生后来的几篇文章比对，“校后记”显然高于后者。一般说来，学术是积累的过程，也是学者成熟的过程，不会出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之势。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对任先生生不敬之心，只是就事论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感受当然各各不同，不可强求。我从探讨问题的角度说出自己的感受，也应该被允许。希望不要被过度解读，更不要被过度解读为抬“杜荇”压任笃行。
读完了任先生的文章，再查找任先生的简历。我甚至查到了可以证明“校后记”是任先生所写的“证据”。在《蒲松龄研究》1994年的一期上，有任先生的简历（见图），内中说到任先生“于1963年在《文史哲》介绍了《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本”。但，我并未采信。理由是：
第一，“杜荇”的“校后记”一文，重在一个“校”字，是显示学术功力的校勘文章。用稼雨先生的话来说：“这样的论文，没有几十年的专门训练和积累，是不可能做出来的。”完全不是如任先生简历所说的“介绍”性文字。两者对不上。
第二，就学界常态化来说，一个学者在一个研究领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无论是本名还是笔名，都看作是在这个领域里的学术起点，作者在溯往学术历程时，一般都会提到。但是，不管任先生的《<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辑校后记》，还是与任先生熟知的袁世硕先生所写的“序言”中，均不着一字，有些蹊跷。
第三，这份简历说的含糊不清：未把文章名写全；且任先生是以“杜荇”署名，不是本名，介绍这篇文章总应该加上“署名‘杜荇’”吧。
据此，我认为，任先生简历中的“于1963年在《文史哲》介绍了《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本”一语，或是以讹传讹，或是编者想当然，也未可知。
（刊登在《蒲松龄研究》1994年一期上的任笃行简历）
“商榷文”中，稼雨先生以“专业研究者”的身份给“杜荇”文予以总结：
作为专业研究者，看过‘杜荇’的文章后，立即会认识到这是一篇专业性很强，学术价值很高，很有学术深度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这样的论文，没有几十年的专门训练和积累，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予疏已先，所见略同”，深得吾心！
问题是，假设这篇文章是任笃行先生写的。任先生在《聊斋志异》这一领域有“没有几十年的专门训练和积累”呢？
任先生在《<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辑校后记》溯往学术历程时说：
这本《聊斋志异》的整理工作，总算可以告一大的段落了。它是1962年冬开始的。那时山东省已经成立了蒲松龄著作编辑委员会，山东人民出版社相应成立了编辑室。宋英同志是编委会主任委员，又是出版社社长，一向很重视学术研究，分配我去做编辑，我当然是愉快接受的，于是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
任先生简历介绍说：
1946年入山东大学学习。1949年参加创办《少年儿童》。1950年调至山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工作，负责编辑《少年儿童》，后编辑政治时事读物。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社成立后，于1955年被任命为少年儿童编辑室副主任，主持室内工作。1962年任蒲松龄编辑室编辑。自此开始研究蒲松龄著作及有关资料。
两相比照，若从1962年冬开始，任先生研究《聊斋志异》，到写成“校后记”一文，满打满算就半年时间（算上杂志排版时间）。半年时间，任先生就是脱产研读《聊斋志异》，能否把该书的几个版本都过一遍？这一领域的学者当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学术圈内都认同，校勘这门学问，最费工夫，最耗时间，靠的是积累。任先生刚入行半年，就写出这样“一篇专业性很强，学术价值很高，很有学术深度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这不免令人怀疑。稼雨先生所言任先生的“几十年的专门训练和积累”，又是从何谈起呢？
需要说明的是，我所引用的任先生这份简历，还是稼雨先生传给我的。稼雨先生同时转给了我一条微信：
重磅好消息！《山东大学校友名人录》中记载了任笃行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了介绍二十四卷抄本的文章。
山东大学教（校）友会编. 山东大学校友名人录[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6.02.
感谢孙甲智先生提供信息！该校友名人录出版时任笃行先生在世，该词条当出自任笃行先生本人之手。看来，这个问题基本可以成为定论了！
的确，任先生的这份简历中，明确写道：“1963年在《文史哲》中介绍了《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本”。稼雨先生认为“该词条当出自任笃行先生本人之手”。这与我看到的《蒲松龄研究》上简历的说法一样。
任先生是严谨的学者，这是大家公认的，为何自我拟定简历时，对于这篇开启自己学术研究的“很有学术深度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仍然含糊其辞？既不写出文章题目，也不加括号“署名‘杜荇’”。难道当年《聊斋志异》研究圈内，人人都知道“杜荇”就是任笃行？显然不是。当年不是，现在也不是。要是是，我也不会费劲巴拉地去考证，我和稼雨先生这场“笔墨官司”也不会发生。
于此，这条“重磅好消息！”依然不能解除我的疑惑。是否能“成为定论”，我拿捏不准。
第二条，任笃行先生当过“右派”，只能用笔名发表文章。
这一条，“商榷文”是对着我上文所引“跋文”中两段话来的。关于任先生是否当过右派，也要存疑。
第一，任先生简历中从未说到这一点。1957年反右派，是知识分子的噩梦，但右派“改正”以后，一般都是知识分子履历中不可缺少的一条。任先生简历不说，有悖常理。
第二，在任先生《<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辑校后记》中，接着我上引的那段话后说：“谁料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浩劫来临；在劫难逃，蒲松龄著作的研究整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十年内乱结束，拨乱反正，学术研究活动复苏，日趋繁荣。”也只是从“文革”说起，未曾提到被打成“右派”之事。
第三，我尝试查找当年的右派名录，甚至惊动了一些右派研究专家，这很费了我一段时间，但并未查到任先生的记录。“说有易，说无难”，这也是当年宁可师教诲的“六字箴言”。我没查到，不等于事实不存在。这里这样说，只是论述一个点而已。
当然，写文章署名由作者自己定，不能说任先生未曾成为“右派”，就不能用笔名发表文章。但常理是，对于一位学者来说，除非我说到的那两条特别限制，首发学术文章一般不会署笔名；更何况，这还是至今稼雨先生（包括我）看来是“一篇专业性很强，学术价值很高，很有学术深度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呢。
第三条，康生以“叶余”笔名写过文章，“不会再节外生枝，变出一个‘杜荇’来，而应该继续使用‘叶余’这个笔名”。
一个作者，用了一个笔名，会“不会再节外生枝”“变出”另一个来，这都属于个人之事，读者无从揣测，似也不应该揣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康生之前与齐白石“叫板”时，用的是“鲁赤水”的署名。可是，他写研究《聊斋志异》的文章时，却忽然“再节外生枝”，用了一个新的“叶余”来。稼雨先生所言“不会”云云，有此例外。
说到康生与齐白石“叫板”，他以“鲁赤水”对齐白石，着实透出他的顽主之气。康生纨绔子弟，家学渊源，仗着童子功强，恃才傲物，心态顽劣有时如孩童。有老人告诉我，康生曾取笔名“伴竹”为文，盖他的住处有竹林称“竹园”，被以这不像名字为由劝阻。再如，他的画作，曾取“张三洗”的笔名，意谓“洗心、洗脑、洗精神”。取名率性，如顽劣小童。对这样一个人，用什么笔名，很难揣测，也很难把握。我有时想，没准哪天他的另一个笔名也会出现呢。当然，这是闲话了。
第四条，杂志的排版周期与稿件的时间关系。
一般说来，这个问题提得很对，作为证据也无不可。但是，有一般就有特殊，这个特殊——前提是“杜荇”就是康生，说到底那就是康生身份的特殊。从编辑来说，空版等重头或重要人物的稿子，或为重头和重要人物稿子临时撤其他稿，是常有的事。此其一。其二，中央级别的人的稿子，包括投稿和讲话稿，不能过夜再送印厂的；何况还有“机要交换”的内部“即日送达”这样的渠道。这两条，对有此工作经历的人都算“一般般”啦。我认为，对康生这样的人发稿还是按特殊来想比较好。
康生与《聊斋志异》研究
我在“跋文”中说，康生愿与冯其庸联名校勘《聊斋志异》版本。“商榷文”说：
从徐文中可以看到，康生找冯其庸先生“合作”，说白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而是找一位打工的合作者，即由冯其庸出力，康生坐享其成来一起署名。实际工作不是康生本人来做的。
第一，“从徐文中可以看到”云云，我又读了一遍小文，不觉得能够读出这样的意思。
第二，忽视了康生的古典学术功力，也忽视了即使位高权重的人也有个人嗜好。
我在“跋文”中说：
康生虽曾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但因多行不义，声名狼藉，死后受开除党籍之报。这是昭告天下的。但是，康生出身山东缙绅门户，家学渊源，在诗词歌赋、绘画书法、金石考古和戏曲诸方面有深厚修养，精于版本鉴赏，书画尤见擅长。
这样说，是把康生的政治品质和个人学问分开来看的。在我看来，康生在古典研究方面有着这样的嗜好。
即以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关注而言，以我有限的视野，最早在1954年。这一年10月6日，他给北京图书馆任职的冯仲云、赵万里信中说：“送回冯仲云同志带来之补版赵本聊斋志异十六册，聊斋拾遗一册。原带来之乾隆版赵本聊斋志异十六册，聊斋补遗二册，尚存我处，用完后再送来。”（见史义军：《冯仲云年谱》，第331页）
我在“跋文”中说到一个例子：1963年7月5日，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谈判，7月21日，代表团返回北京。康生“居然还会带上《聊斋志异》，并在飞机上作选本，可见康生对版本鉴赏、校勘嗜好之深。可以肯定地说，在他所带的版本中，自然有山东新发现的抄本；换句话说，应该是山东的抄本刺激了他的嗜好。”算起来，“校后记”一文，恐怕就是旅次中写出来的。
我再举一例：前文提到“叶余”的“本子”一文，也是他很短时间写的。同一时间段，还有另一篇《蒲松龄手稿本农桑经》（《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5期）。这篇稿子有落款：“1958年3月24日于沈阳阅过，并简记于上”。
1958年3月20日，康生到沈阳，鼓动“教育革命”，到处视察，大小会讲话，直到4月6日回到北京。这么繁忙之余，他还不忘调阅“蒲松龄手稿本农桑经”，并于24日写出“简记”。
既调阅“蒲松龄手稿本农桑经”，当然不会落下与此连在一起的“《聊斋志异》手稿本”。康生写的《略谈“聊斋志异”的几种本子》，就是先从“手稿本”谈起，并据此与其他几个本子校勘。文中写道：
在影印手稿之前，我有机会看到原稿，可惜没有工夫细读。大概这是作者自抄的清稿本，但从某些修改的地方，还可以看到作者一字不苟的创作态度。现在影印已久，不必详细介绍，惟盼有人对照各种本子，特别是铸雪斋十二卷本，加以校勘和研究，这对于了解“聊斋志异”，和作者的思想，将大有益处。而且经过大家的重视，已佚的半部原稿，也许还可能找到的。
显然，这篇文章也是重新看了“手稿本”后，又刺激了他的嗜好写出来的。是不是也是在沈阳“简记”的，不好说。若从他4月6日返京到4月13日文章发表，短短几天时间，一落笔就4700字。有功力无嗜好，或有嗜好无功力，都碍难做到。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中，康生对学界提出了希望和建议：“惟盼有人对照各种本子，特别是铸雪斋十二卷本，加以校勘和研究，这对于了解‘聊斋志异’，和作者的思想，将大有益处。”
“惟盼”一词，说是强烈建议，并不为过，至少说明此后康生一直的期许。等看到1963年山东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后，他觉得，这事干脆自己做算了。或许，有了署名“杜荇”的“校后记”一文。
这里该写到本文的结论了：“杜荇”是康生还是任笃行，仍应存疑。
真心感谢稼雨先生的指教，促使我把“跋文”中没有理清的问题，重新清理一遍。期待稼雨先生及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