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并不迂腐，他有自己的难处

宋襄公，泓水之战中，因一个劲儿的讲究君子不阻险隘，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放任楚军从从容容的渡河，从从容容的背水列阵，攻击时还不打实力较弱的左右两翼，非得进攻实力很强的中军，从而导致宋军大败亏输，到最后，自己也做了俘虏，回国后在老百姓的埋怨下忧愤而死，最终得了个迂腐的美名，在历史上名垂千古。

宋襄公

那么，这里的问题是，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一味的对楚军讲仁，真的只是迂腐吗，个人认为，不是，他有自己的难处，为什么这么说？

事实上，宋襄公真的还是挺仁义的，他是宋桓公的嫡子，姓子，名兹甫，宋桓公晚年，想立他为太子，临了传位给他，可宋桓公呢，却认为庶兄目夷年长，且比他有本事，所以坚辞不就，非要父亲传位给目夷，可结果呢，由于传嫡不传庶的传统由来已久，再加上目夷本身也坚决推辞，所以宋襄公才未能如愿，于前651年登上君位，登上君位后，依旧以目夷为司马，让他掌管军政大权，给予充分的信任。从这个角度讲，且不说古时候嫡子与庶子的区别，单从宋襄公能在利益面前，避位让贤这一点看，他都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也正因为他如此仁义，所以得到春秋霸主齐桓公的信任，晚年的时候，将太子姜昭，也就是以后的齐孝公托付给他，当然，宋襄公也没辜负齐桓公的信任，齐桓公死后，几个儿子争权，导致国内政局混乱，也正是由于宋襄公出面平乱，才稳定了齐国的局势，因此，也在当时所谓的国际上赢得比较高的威望。

避位让贤，说到做到，尽管后面有那么一点居功自傲，自以为是，但放在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谁也不能否认，他基本上还算个好人，为人处世还比较开明。

让贤

可就这么一个好人，到后期与楚国争霸时，为什么表现得那么迂腐呢？从根本上讲，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文化上的差异；二，新旧交替时，思想还比较混乱。其中文化上的差异还占据主流，为什么这么说？

简单点讲，我国因地域辽阔，先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大体上，长江流域的楚国，属南方文化圈，黄河流域的宋国，则基本上属于中原文化圈，当然还有小的划分，这里不再展开，不同的文化圈有不同的思想体系，虽然也有交流，也有融合，但那都需要时间。

春秋时期，这种交流融合刚刚开始，还没有完成，一定程度也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前710年，也就是泓水之战发生仅60多年以前，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曾和郑庄公打了一架，结果呢，郑庄公采用偷袭以及穷追猛打的方式将孔父嘉几乎打了个全军覆没，回国后，国人都埋怨孔父嘉的不是，可孔父嘉呢，却信誓旦旦的拿《周礼》说话，说郑庄公违背了周礼的原则，胜的很是卑鄙，很不讲究，结果呢，还得到时任君主宋殇公的赞许 ，认为咱宋国输了里子，却挣足了面子，所以还给孔父嘉予以奖赏。

所谓《周礼》的规则，开头所说，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所犯的：君子不阻险隘，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三条，原因在于：

诸侯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之间都是亲戚，出于“诸夏亲昵”的原因，战争以争霸、掠夺财产为目的，打仗一般都适可而止。再加上那时当兵也很讲资格，只有“国人”，贵族才可以服兵役，而“野人”，即农民是没有资格当兵的，贵族又大多是文化人，受很多文化典籍的影响，打仗中都很看重君子风度，特别狼狈，特别残忍的事儿打死都不干。种种因素综合下来，导致当时的战争并不提倡“诡道”，主张堂堂正正的交锋，即《周礼》所谓：战争的目的是“争义不争利”。

当时中原人，也就是中原文化圈就这么讲究，郑国郑庄公之所以能在春秋初期称霸，一个原因固然是周边大国暂时都顾不上他，他把主要目的放在宋、卫等黄河流域的国家，人家还遵循传统，可郑庄公呢，因为地处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的交界地带，思想比较先进，占了个以诡道胜王道的便宜。

稍微杰出一点，就像早醒过来一样，能大占便宜，但对楚国而言，可不是稍微接触了一点，他们完全是这种南方文化圈的代表，就像楚文王、楚武王多次公开表示的一样：我蛮夷也。

楚成王

我有自己的一套，你们中原的那点规矩，我是听都没听说过，楚国公然漠视当时普遍存在的规则，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圈，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思想，可宋国呢，爵尊国大，在周朝的分封系统里占尽了便宜，此时又要打算争当中原的霸主，自然要做传统规则坚定的拥护者。所以，这也就是，宋襄公虽然战败，但打死都不认错的根本原因。

言下之意很简单，别人能违背规则，可宋国不行，因为他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就在这套规则中获益，这套规则就是宋国存在并强大的根本，如果否定，宋国又拿什么在乱世立足，又拿什么在乱世自保。

所以，“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并不迂腐，因为他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考虑，充其量， 他也就是一个新旧交替的牺牲品吧。

参考资料：《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