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李大钊凶手落网记: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脱人民的视线

2021-08-27 18:55·毛剑杰

1949年初,北平。

随着和平解放达成、解放军进城接管城市,六百年古老皇都,终于又萌生了一种暮气沉沉许久之后的新生机,正如这隆冬未去、早春将至时节的气候。

2月2日,北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局长朱文刚,奉命带领8名民警和1个班,前去接管原国民党警察局管辖下的功德林监狱。当他们走进一间大房内,靠墙处一座庞大的绞刑架赫然跃入视线。朱文刚便询问在场的旧警察们:“你们用这个洋玩艺处决过死刑犯?”

一个留用的旧警察回答:“听说用它绞死过贵党首领李大钊。”

朱文刚一听,吓了一大跳,马上对在场的旧警察们厉声命令道:“你们把它给我看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说罢,骑上自行车匆匆赶往市公安局汇报。

北平市公安局长谭政文听完汇报后,马上报告了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彭真当即指示谭政文,由市公安局文保组的民警,配合市政府文物接管组,把绞刑架从功德林运送到北平历史博物馆,编为0001号文物,摆在陈列室最醒目位置。

与此同时,一场追捕杀害李大钊凶手的行动展开了……

《觉醒年代》剧照:李大钊和陈独秀

1927年3、4月间,随着北伐军日渐逼近,北京城里空气日渐紧张。这时,坐镇北京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得知李大钊、邵飘萍、冯玉祥正密谋武装暴动,以策应北伐军,当即下令搜捕李大钊等人。邵飘萍先被密探从六国饭店骗出后押往京郊枪杀,李大钊则转移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

某日,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接到警察总监陈兴亚的命令,令他马上派人到北郊警察署审理一起共产党案。原来,警察抓捕了一名在街上散发传单的长衫青年。该青年被抓捕后,经不住严刑拷打、利诱劝导,招供了自己名叫李渤海,是中共地下党员。李渤海还供出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秘密,以及北京城里的中共地下党员名单。

1927年4月5日夜,按照张作霖的密令,陈兴亚召集侦缉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等人秘密开会,制订了抓捕李大钊等人的行动方案。吴郁任总指挥,雷恒成任副总指挥,他们抽调了540名警察、宪兵和特务,分成12个小组,按照叛徒提供的名单,分头捕人。

4月6日,北京警察当局大举出动抓捕,史称“四·六大逮捕”。其中,吴郁文、雷恒成率大批军警闯进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区,逮捕了李大钊等20多人。

国博藏品;李大钊就义时的绞刑架

雷恒成,出身满清宗室远支,清末曾留学日本,在日本振武学校及日本宪兵司令部附属教练所学习警察技术,学成回国后后,一直供职于京师警察厅。因其性情残暴、刑罚严苛,人送外号“雷锤子”。

抓捕李大钊后,雷恒成对拒不招供的李大钊施行了多种酷刑:电椅、老虎凳、竹签插手指……最后竟残忍地拔去李大钊的指甲,鲜血淋漓,十指穿心,但李大钊忍住剧痛,绝不屈服。

1927年4月28日下午,天空阴霾,风沙蔽日。六辆警车鸣着汽笛,将李大钊等一行押至西交民巷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执行死刑,雷恒成率侦缉队参与执行。

临刑前,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一文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面对刽子手的绞刑架,李大钊和其同仁则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绳索勒颈前,李大钊三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对李大钊的施刑长达40分钟,其间雷恒成三次逼问李大钊:“投不投降?”但李大钊微笑摇首。

雷恒成案卷

27年后,在这个改天换地时刻到来前,参与策划、抓捕、杀害李大钊的陈兴亚、吴郁文、雷恒成等人,自知罪孽深重,决不容于新政权,早已四散逃遁隐匿。北京市公安局四处打探追捕未果,直至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察处长冯基平收到一封来自铁道部公安局的绝密信函,信中写道: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长吴郁文,化名吴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1951年6月20日,化名吴博斋的吴郁文落网,对策划、抓捕李大钊一事供认不讳,并交代了副处长雷恒成等人的罪行。

收到铁道部公安局密函后5天,北京市公安局又意外收到了一封检举信,其内容是:

“谨向政府举报,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望政府迅即觅取线索,务求捕获,以彰国法。”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都对这封检举信作出了批示,要求迅速查明“了明禅师”的真实身份和下落。但此时,那位“了明禅师”早已不知所踪。

雷恒成

然而,狡猾的“了明禅师”即使逃离了北京,却还是在波涛怒卷般的镇反运动中露出了踪迹——

1952年9月,上海市公安局新成分局(今静安分局)接到了一封市局转来的漆封、挂号检举信。信中检举的对象就是“雷恒成”,检举人似乎很熟悉雷恒成的历史,因此在信中历数其杀害李大钊、投靠日本人充任日伪警察头子,缉捕杀害诸多抗日人士的累累罪恶。

检举信还提供了雷恒成的踪迹线索:可能隐藏在上海跑马厅附近马立斯路(重庆北路)一带“卖卜”谋生,并给出了其人像特征:其一是瘦脸、蓄山羊胡、大黄牙;其二是脖子上始终挂着一块金色挂表,挂表盖上刻有光绪“御像”,据说是光绪帝赏赐的,故而从不离身。

新成分局局长马益三当即向六股股长王天杰下了死命令:限三天时间查个水落石出。王股长立刻找来侦查员鲁全发、夏咸俊和潘澄三人,决定先找个理由上门去摸下情况。

三人一番打听后,得知在马立斯公寓(今重庆北路612弄)确实有个年近古稀、留山羊胡子的北方老头,平时以算命为生,自称“了明禅师”。此人平时深居简出,大门紧闭,从不与邻居打招呼,更不来往。但是房间里不时飘出喃喃自语的念经诵佛声,并伴有敲击木鱼的清脆声。

不过,据找他算过命的人说,老头一口京片子普通话,能说会道,上知天文地理,下知历史掌故,一套一套的。第二天,他们在派出所找到了老头户籍卡上登记的信息:名叫赵志安,照片上的肖像留有山羊胡子。1948年8月与老婆一起从台湾迁来。

鲁全发自告奋勇上门去打探虚实。他挑选了一套灰色长衫,戴上配套的黑色铜盆帽,脚蹬圆口布鞋,看起来是个乡下阔佬。到“赵志安”家一敲门,一个身着黑色对襟衣服的老太开了门。

“你找谁?”

“想请了明禅师算一卦。”

“老头子,有客来了。”

“唰”的一声,挂在窗前的蓝粗布帘子突然掀开,写字台后面的藤椅上,端坐着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瘦长脸、尖鼻子,头发和胡子已花白,但一双眼睛却颇为犀利。老头操着京腔拖着声调问:“小伙子,坐坐,是来求签的,还是来算命的?”

“老先生,我刚从乡下来到上海,是来找您看相排八字的。”鲁全发毕恭毕敬地回答。

老头审视了下来者,嘴对着紫砂壶嘬了口茶,眯缝眼睛,不紧不慢地说:“把你的生辰八字和生肖报来。”

说话间,老头开口露出了一口黑牙,里面还镶有金牙,鲁全发认得,这种黑,是抽大烟熏的黑。

接着,老头海阔天空聊开了,果然是天南地北,人情世故,无所不知。

谈话中,鲁全发发现,其面貌特征与检举信里反映的全部吻合。还有,他布满皱纹的细脖子上,确有一条黄澄澄的链子。为了证实这到底是不是怀表,鲁全发灵机一动,故意将掏出的硬币掉在地上,老头热情地低头弯腰替他捡了起来,圆领汗衫里面的那个怀表顺势掉了出来。鲁全发乘机一看,果然是块金色怀表,上面有人像,但看不清楚是谁。

鲁全发又找个理由问时间。老头掏出了金色怀表,随手取出写字台上的老花镜,打开盖子看了一眼。

这一刻,鲁全发看清了,上面确有戴御帽的皇帝头像。

回到局里,鲁全发立即向局长报告了情况,一干侦查员疾步赶往马立斯公寓。当换上了粗布黄军装的鲁全发再次出现时,老头——也就是雷恒成,瞬间明白了一切。接受审讯时,雷恒成始终一言不发。

经过一个多月的耐心教育,生活上给予优待,在大量证据面前,老头明白大限已到,再沉默下去也是死路一条。10月20日清晨,他平静地对审讯人员说:“我原本想将这些历史都带进棺材里去的。一个月来,你们给予我生活上照顾,没有像我们那样严刑拷打阶下囚,令人感动,所以我还是决定向你们道出一切。”

讯证明确后,华东公安部在处理意见中指出:“查雷犯恒成系大汉奸,又确系杀害我党领袖李大钊等十余同志主谋之一,建议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在上海被枪决。

在雷恒成落网之前,逃匿到上海隐姓埋名的陈兴亚,已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揭发举报被捕,1959年死于狱中;吴郁文因在被捕时已身患重病,经批准判处死刑后不予执行,继续治疗,于1953年6月17日死于狱中。

还有判处李大钊死刑的伪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他也是杀害柔石、殷夫、林育南等龙华24烈士的主审法官。新中国成立后,王振南潜伏上海6年之久,于1955年12月被缉获归案。1957年12月1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判王振南死刑,立即执行。

还有被捕后出卖李大钊的李渤海,其经历颇为传奇。李渤海,原名黎天才,其出卖李大钊之后,曾任张学良心腹谋士,主持东北军系统情报网,与中共地下组织北方特科、中国国民党复兴社等均有联系,游刃于方方面面之间。1936年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黎天才是张杨身后的关键人物,后随张学良飞回南京后被扣留。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黎天才获国民政府保外就医的许可,恢复自由,从此脱离政治。

1955年5月,黎天才因被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沪市检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1958年被判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死于狱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销原判,予以平反。改判书的大意为: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对李渤海历史上的问题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对待,重新审理判决,改为撤销原判,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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