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于谦与大明王朝
明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堡一战，蒙古瓦剌部的太师也先挥师痛击明军，50万明朝精锐大军全部溃败，此役即“土木之变”。
损兵折将尚在其次，关键是御驾亲征的英宗朱祁镇竟然也被俘虏了。
面对危如累卵的形势，英宗的弟弟、负责临时监国的郕王朱祁钰紧急召见大臣们召开朝会，商讨战守之策。
独挽河山
明朝没有皇位突然空缺时紧急承继的定法。此时既无祖宗之法可寻，又无以往成例可依，以至于各方都显得手足无措。于谦急切感到朝廷必须拥立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这样才能安定民心、稳定政局，也才能粉碎瓦剌挟持明英宗犯边的图谋。
于谦也未尝不清楚这种有悖礼法的举动，将使自己踏上一条不测之途，但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从保全社稷生灵的大局出发，又不得不如此。
他召集群臣上奏太后，请求在“国势危殆，人心汹涌”之际立朱祁钰为帝，以安人心。太后把此意转告朱祁钰，他却惊让再三，群臣力请，仍厉言拒绝。于谦正色劝道：“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愿陛下弘济艰难，以安宗社，以慰人心。”朱祁钰这才即帝位，即明代宗。他在诏书中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这一重大举措结束了举国无君的局面，给也先试图利用朱祁镇要挟明朝以有力的回击，赢得政治上的首轮胜利。
十月初一，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也先刚刚在土木堡之战中灭了明军50万精锐，气势自然非同小可。于谦虽然调集了22万人防守京师，但这些二三线部队真的守得住北京城吗？重兵压境之际，在如何迎敌上又出现了不同意见，特别是总兵官石亨主张“敛兵，坚壁老之”。如按照这一主张，明军只需在京师城内布防、据城固守即可。
关键时刻，于谦再次语出惊人：只有出城迎战，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于谦认为也先来势汹汹，如果闭门不战，示之以弱，只会使其更加猖獗，“益轻我”。
一切安排妥当后，于谦身先士卒，亲出德胜门督战。十三日，也先派兵万人直抵城下。
也先见以明英宗要挟明朝的图谋破灭，又害怕被各路勤王军队断了退路，只得于十五日夜挟持英宗向北撤退。瓦剌兵于十一月初退出塞外，京师解围。
夺门之变
北京保卫战胜利后，球被踢到了也先那一边。打又没打过，谈又没法谈。也先即便想再决高下也无隙可乘，而欲与明朝通商则边市停顿；况且他的部下也不愿再战，有人还私下与明廷议和。也先劫持的俘虏皇帝也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作用，不得不考虑放朱祁镇返回明朝。
而现任皇帝朱祁钰自然一百个不乐意。坐稳了皇帝位的景泰岂肯轻易让出位子，他反复咬定这是也先的阴谋，坚决不肯迎回太上皇。满朝文武不得不明哲保身，噤若寒蝉。只有于谦从容站出来奏道：“如今皇上的大位已定，不会再有什么隐忧。现在理当迎回太上皇，万一也先真有何阴谋，我方也占住理了。”
别人的话可以不听，但于谦的话不能不听，朱祁钰只得同意。
朱祁钰当上皇帝后，废皇太子朱见深为王，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可惜好景不长，仅一年多后朱见济就病死了。朱祁钰再也没有儿子，这时一些大臣主张复立朱见深为皇太子，但朱祁钰坚决反对。拖到景泰八年（1457）元月十六日，于谦等大臣复请立朱见深为太子，但尚未及奏，就发生了大事。
原来此时朱祁钰因为立储受了几回折腾，一病不起。在于谦等商议再立朱见深为皇储之前，武清侯石亨被召到景泰帝病榻前看望。石亨见朱祁钰病势沉重，投机之心顿起，回家后就找到因力主南迁被叱逐出殿的徐有贞共谋，要搞一场宫廷政变使英宗复辟。
先前饱受于谦打击的徐有贞求之不得。扳倒了景泰帝，自然就能扳倒于谦，何愁不能报一箭之仇？于是决心铤而走险，孤注一掷。他们以边吏报警为由调入人马，于十六日夜偷开长安门放进兵马，用大木撞门翻墙闯入南宫。英宗朱祁镇多年来都憋着一肚子的委屈，一看让他复位，当然喜出望外。众人进得殿内，扶英宗朱祁镇坐上宝座，一面开启大门，一面敲响钟鼓。
此时正是十七日清晨，百官聚集午门外准备入朝，忽见大门打开，众人只听得奉天殿鼓噪不止，不知何事。正疑惑间，只见徐有贞从殿内走出，大声对大臣们说：“太上皇复位了，快进祝贺。”众人惊骇入殿，看到一身睡袍的朱祁镇坐在宝座上。因为走得太匆忙，他甚至还没来得及换衣服。
大臣们都糊涂了，但到了这份上不管谁做皇帝，先保住自己的饭碗要紧。于是群臣恭列朝班，向英宗叩拜，高呼万岁。病榻上的景泰帝听到呼声异常吃惊，随后知是英宗复辟了，他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好，好！”正午，英宗重登奉天殿行即位典礼。被软禁7年的朱祁镇复辟成功，朱祁钰不久被勒死，死时才30岁。
于谦一夜之间变为谋反叛逆的罪人。英宗刚刚宣诏登基完毕，就一举逮捕了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于谦等人。徐、石罗织了一串大罪，于谦深知辩也无用，廷审时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而此时杀不杀于谦，明英宗尚在犹豫不定。他说“于谦曾有大功”，事后皇太后也对英宗涕曰：“于谦曾有功于国家，不用当放归田里，何必置之于死？”但徐有贞轻轻一句话，就促使英宗下定了决心：“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英宗为了复辟的名正言顺，最终将于谦送上了祭坛。
夺门之变后的第五天，于谦惨遭杀害，时年60岁。史称“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
公论后定
在南宫复辟的任何一个时刻，手握重兵的于谦哪怕动一根手指头，徐有贞等人的阴谋也必将胎死腹中，而于谦也绝不至于身死家灭的下场。后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其中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曾引了一段当时人的重要记述。根据这一说法，于谦也许早就知悉了徐、石等人的私下密谋，他只是顾及一旦自己介入，朱明王朝这两兄弟必然鱼死网破，“势不俱全”，国家势必又陷入危局之中。
如果于谦当机立断，名正言顺地拥兵迎立英宗，自可避免徐、石之流的构陷机会，可这样一来无疑出卖了对自己恩遇有加的朱祁钰，这种背主求荣的事肯定也是为于谦所不齿的。在这种无解的难题中，他只能牺牲自己，“功则归人，祸则归己”，从容赴死以保全江山社稷，以及自己的清白名节。
仔细想来，舍此而外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了，这也符合于谦“忧国忘身”的为人和信念。在于谦看来，肉体生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持清白和气节。于谦终身践履着这一苦行僧似的儒家道德准则。
为此他一再坚持“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思想，坚决拥立景泰帝时，不仅置作为人质的英宗安危于不顾，也使自己深陷政治旋涡之中。而他以忠孝为立国之本的名义，坚持迎回太上皇时，也并非不知道秋后算账的危险。但他最终坦然以自己的一死换取大明王朝的稳定过渡，试图保全知遇之主景泰皇帝的性命，维护自己的人格清白与道德完美。从中可以看到“民为邦本”与“君权至上”的冲突，这也是于谦悲剧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林则徐曾倡议重修于谦墓，并题联道：“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万古大明已成土，而于谦作为一代伟丈夫却熠熠生辉地活在青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