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研究丨读《张迁碑》再志疑——碑文文本的问题
【作者：程章灿】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文章节选自：《读〈张迁碑〉再志疑》
正文
如果确认今存《张迁碑》不是汉人原刻，而是后人之重刻或翻刻，只是有所补改而已，那就等于承认碑文文本出自汉人，仍属可信，文本中所存在的诸多词语典实之误仍然没有办法解释。
关于《张迁碑》叙张释之事有误，《七修类稿》卷二十《辩证类》“汉唐事讹”条云：
《汉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碑》载，文帝游上林，问禽兽所有，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与今史文迥异。又《唐白敏中碑》云：会昌中，德裕起刑狱，五宰相窜岭外，公承是一年，冤者皆复位，与史云白因李进后乃抵之，善恶不同如此。予以前当依碑，盖公事也，史或讹；后当依史，私碑也，或有谀。
郎瑛关于《白敏中碑》的看法暂置不论，他对《张迁碑》的这个说法实在有点匪夷所思。确实，立《张迁碑》可以说是“公事”,但是，这是一件后汉时代的“公事”,比前汉时代的《史记》晚了几百年，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怀疑当代人司马迁的记载，而相信后代人的转述。郎瑛这个判断，只能说是为回护《张迁碑》而曲为之说。
关于“晋阳珮玮，西门带弦”的用典错误，有人或许会以“颠倒用事”来解释。在古代尤其是唐宋以后的诗文创作中，为了调谐平仄以取得悦耳动听的声韵效果，或者为了追求错综奇崛的修辞效果，往往颠倒用词甚至颠倒用事。李详《愧生丛录》卷四云：“《唐庞德威墓志铭》:'勇若专诸，捷若庆忌。’用左思《吴都赋》,而专诸、庆忌互易。”按《文选》卷五《吴都赋》原文云：“捷若庆忌，勇若专诸。”《唐庞德威墓志铭》只是调整前后两句的顺序，并未对其意义有任何改变。严格地说，这还不能算是颠倒用词或用典。《茶香室丛钞·四钞》卷十二“颠倒用事”条：
宋王楙《野客丛书》云：李湜撰《东林寺舍利塔碑》曰：“庞统以才高位下，遂滞题舆；陈蕃以德峻名沉，初膺展骥。”展骥是庞统事，题舆是陈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误乎？愚谓此或有意错综其辞。
在这篇碑文中，李湜为什么要“颠倒用事”,除了俞樾所说的“有意错综其辞”外，很有可能是为了追求骈句前后平仄对称。这四句可以看作扇对，其句尾平仄构成是仄、平、平、仄，符合骈文的惯例。如果写作“庞统以才高位下，遂滞展骥；陈蕃以德峻名沉，初膺题舆”,不仅句与句之间平仄不谐，而且一句之中前后平仄亦不谐调(“滞”、“骥”都是仄声，而“膺”、“舆”都是平声)。在《张迁碑》的时代，还没有这么严格的平仄格式，“晋阳珮玮，西门带弦”也不存在为调谐平仄而颠倒用事的用意与可能。
除了笔者在《读<张迁碑>志疑》中已经考证的《张迁碑》用词用典的多处谬误之外，碑文中还有若干不合常格之处。《两汉金石记》卷十二《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提出其不合常格者三处：
碑合表颂仅五百言，而其叙张氏先世事乃至三之一，亦似太烦。此固不可以入潘昂霄、王止仲之例者矣。颂文无“颂曰”字，而碑尾纪年月后又若颂词者，则是文与书皆不可以常格论尔。
汉碑颂辞，多以“颂曰”、“辞曰”之类的语词引起，而《张迁碑》却没有；碑文末尾题记年月的两行，句式又相当整齐，貌似铭词；这两处确实都不合碑文常规格式，也许我们可以视为例外。此外还有一处则有关碑文之写作。准确地说，碑文合表颂共有13行，合计513字，篇末“惟中平三年”以下两行题记共64字不计在内。其中叙述张氏先世的文字占了4行多，共计186字，超过三分之一，确实“太烦”。
但若与其他汉碑相比，这一点还算不上特别不合常格，也并非没有先例。立于光和三年(180)、年代与《张迁碑》相近的《赵宽碑》,其碑文合表颂在内共22行，其中叙述赵氏先世的文字达8行以上，占三分之一强。因此，与其说《张迁碑》叙述张氏先世字数之多不合常格，不如说其叙述方式与内容不合常格。在叙述方式方面，碑文居然长篇叙述张释之事，颇为可怪；更可怪的则是其所叙内容亦不合史实。这一点笔者在前面那篇文章中已经讲明，此不赘。这里提出另外一点来加以讨论。
碑文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以下所接即为二十句四言铭辞。清俞樾《汉碑四十一条》认为此处有错简，其说云：
上文既云“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便可径接铭词，乃又缀此四句，殊为不伦。窃疑此四句当在“前喆遗芳”之下，其文本云：“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盖引奚斯、考父二事，而续以此四语，以见鲁殷二国，有二子为之赞颂，故功烈常存，虽远如近，国虽旧而命则新也。若有功不书，则后无述矣。
此碑错讹不一，顾氏《金石文字记》因“爰暨于君”误作“爰既且于君”,疑好事者得古本而重刻之。……今按此四句之前后错置，其缪更甚，前人未经论及，故表出之。疑作书者，遗夺于前，而补缀于后。吴氏颖芳作《散氏铜盘铭释文》曰：“古人质朴，文中有遗佚，或补于尾，孙皓《天玺碑》犹踵为之。”此言也，即可以说此碑矣。
这里涉及三个问题需要讨论：首先，此处文字是否错简；其次，如果是错简，原因何在？第三，正确顺序又是如何？
第一个问题似乎比较容易回答。相信大家都会同意俞樾的看法，毕竟“铭勒万载”以下缀接出来的四句，实在不合文理，“殊为不伦”。但是，俞樾重构的文句顺序，仔细体味起来，亦不甚顺畅，至少“前喆遗芳”一句的位置就值得商榷。笔者以为，这里恐怕未必是错简的问题，而可能是行款格式的问题。
“三代以上，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中的后两句，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原文是“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无论把这首诗理解为祭祀周文王的颂歌，还是如旧说理解为周公戒成王之诗，插在这里都显得突兀，即使放在别的地方，也一样不恰当。所谓“旧国”、“惟新”之句，用在张迁身上非但比拟不伦，简直不知从何说起，用来指张氏家族，也显得过分托大而不知轻重。难怪清人周寿昌说：“此何等辞，亦太无忌讳矣。”但如果不论文意，只论文气，似乎将其视为铭辞更合理一些。
那么，所谓“虽远犹近”、所谓“旧国”、“惟新”就变成指张氏家族人才辈出，世胄绵长。也就是说，这四句应该排在下行，为铭辞的开头。乍一看，这四句很象铭文开头的“冒头”。明人王世贞论四言宴会酬赠诗每有所谓“冒头”,从远处大处讲起，若干句后才切入正题。其实，不仅这类体式的诗作，其他礼仪性文字包括汉碑也是如此，为了达到庄严堂皇的效果，开头一段往往以大帽子领起，有如礼仪场合的峨冠博带。
碑文毕竟是一种礼仪文字，铭文的礼仪性赞颂功能尤其突出，德政碑铭文中更不乏其例。例如《刘熊碑》铭文开头即云：“清和穆铄，实惟乾坤。惟岳降灵，笃生我君”,前两句就是“冒头”。与《刘熊碑》相比，《张迁碑》牵扯“旧国”“惟新”之类，不但是过度的自夸虚饰，用典也显得不伦不类，可以说是冒头过于迂远阔大了。
最后讨论《张迁碑》出现的“八基”一词。碑文云：“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八基”二字，一般皆释为“八年”。最详尽的解释见清吴玉搢撰《别雅》卷一“基月基年期月期年也”条：
《汉任伯嗣碑》:“基月有成。”《费凤别碑》:“基月而致道。”《灵台碑》:“承祠基年。”皆以“基”为“期”。按《周礼·地官·质人》:“邦国期。”释文云：“'期’本或作'基’,《后汉书·郎顗传》:“于诗三基。”注：“'基’当作'期’。”《柳敏碑》:“传于万基。”《张迁碑》:“流化八基。”
“基”皆同“期”。“期”“基”二字古盖通用也。
以《汉碑集释》和《汉代石刻集成》为代表，大多数人解读《张迁碑》皆承用此说。但实际上，如此理解，既不合汉代官制，在前后的历史文献中也找不到相似的用例。清李光暎《金石文考略》卷二《荡阴令张迁碑》引《金石评考》:“八基者，谓子贱以下八事。”
所谓“八事”,具体地说，就是指碑文中“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于棠。晋阳珮玮，西门带弦，君其体素，能双其勋”诸句。如果认真计算起来，这几句所述只有六事，很难凑满“八事”。即使勉强算作“八事”,其中“君懿于棠”一句，将“甘棠”简化为“棠”,似乎也是自我作古，不足为训。何况汉制一任三年，汉碑中又常有“三祀有成”的说法，“流化八基”要么有别的解释，如果解作“八年”,恐怕不甚妥当。
在《读<张迁碑>志疑》中，我曾推论《张迁碑》如果是伪作，则有可能出于明人之手。明人伪造石刻以牟利的例证并不鲜见，《七修类稿》卷四十四“夏池碑”条就是一例：
成化间，吾杭棘卿夏某阴谋深险，邻有园池颇胜，心窃欲之，乃自撰文为断碑，密沉于池。久之，争诉于官，夏谓某年余家有碑以纪庭馆之胜，中世荒芜，此碑已落于池中，亦可验也。竭池得碑，读之俨然夏氏物也，卒归之，邻竟坐诬罔。夫身富贵而设法犹是，贫贱得不为盗也耶？
万历时代，李日华在其《味水轩日记》中也多次提到当时江南苏州、嘉兴等地书画碑帖作伪风气之盛。可见，在明代，伪造碑帖已经是司空见惯之事，当然，《张迁碑》是不是明人伪造目前还很难下结论，毕竟没有直接的证据。清人提到其或出三国魏人翻刻旧碑的可能性也还没有完全排除。秦公先生指出，“其中一些字的结体取态，与魏晋真书相近；一些字的恣肆气韵，又与吴《谷郎碑》相似而雍容过之。”对这种书体如何认识，如何定性，亦即如何确认《张迁碑》的书法风格及其所属时代，这些问题有待作进一步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