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鼹鼠｜嚼白句

　　1924年，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在他的寓言性小说《洞穴》中，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只鼹鼠的故事。

　　鼹鼠担心外来袭击，修筑了坚固地洞，贮存了大量食物，地洞畅通无阻，无懈可击，防御退逃自如，但鼹鼠还是时时处于惊恐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为了躲避这种恐惧，鼹鼠不断设计、挖掘和修缮这个地下工事，但终其一生，恐惧却如影随形，无法摆脱。

　　现在，面对社会信任的瓦解，我们终于成了卡夫卡笔下的鼹鼠，内心充满恐惧：“即使从墙上掉下来的一粒沙子，不搞清它的去向也不能放心。”

　　安全感来自于稳定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构建的基础，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和彼此合作与信任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庞大繁复而又精致的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员，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同时，通过交换，享用着分工的福利。

　　没有人有能力确切了解那些显在的和隐藏的供应者，更没有人有能力挑战这样的分工体系。

　　人是理性的趋利的，个人是本身利益最好也是唯一的裁判。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彼此信任。

　　相互信任的合作，并非全是鲜花，它也会有陷阱和伤害。但偶发的非系统性的伤害，并不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和恐惧，更不会导致系统性信任的崩溃。

　　社会是个系统，与我们的身体一样，具有自我补救修复的功能。某个地方受伤（失信）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疗伤调和，或经适当的外在处置（政府及司法），都会渐行修复，保持系统的活力。

　　但社会转型期，不只是改朝换代，更是几乎所有社会规范的调整。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努力中，革命友谊和阶级感情摧毁了古老的传统，那些建立在血缘家庭宗法和私谊基础上的信任，随风而逝。每个人在共同的信仰下，成为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安之若素，对机器充满感情和信任。人们既有分工协作，也有无私的援助。

　　但当市场经济席卷大地，机器和其他社会组织放弃了原本应该承担的责任，本身也成了市场化和全球化大潮中的利益主体。那些原本依附于机器的螺丝钉们，迅速被原子化，被抛弃于市场的蛮荒中，无所依靠，只能各自为战，像卡夫卡笔下的鼹鼠一样，寻找生存立身之道。

　　为了生存，寻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价值观成了社会主流。成功被当做唯一标杆。背信弃义不再被谴责，甚至不再无耻。每一次违约失信事件，因其受责罚成本过低，几乎成了一种诲淫诲盗。于是，相互劫掠取代了基于信任的互惠共赢。

　　不信任感是建立在后天经验基础上的。不同领域持续的失信事件，以及公权力部门持续的处置失当，个体和局部在受到伤害后的无助感，在现代传播技术下，迅速在原子化的社会中扩散，演变为原子们普遍的不安和恐惧。原有的社会结构瓦解了，社会阶层的边界开始重塑，但因为财富获得的不正当性和两极分化，阶层之间不是相互信任合作，而是充满对立敌视。

　　原本应是社会保障的公权力失信是社会失信的主因。公权力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能职司其责，就是对社会信任的摧残，最终将自己置于“好坏都不信”的塔西佗陷阱中。而在中国告别传统威权和信任，走向市场经济时，一些政府部门的行为常常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律这个现代社会的守护者在公众和社会面前失去了尊严和权威。丛林法则盛行，社会公正失去了最后的屏障，信任的解体随之而来。

　　我们既无法回到过去的血缘宗法体系，也不能回到个人威权魅力之路重建信任。向现代国家学习，方是唯一出路。

　　公开平等的商业行为，而不是权贵式垄断的经济行为，有利于重塑契约精神。 “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里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亚当·斯密说。

　　现代国家成功的范例已经告诉我们，法律、契约和理性精神，才是现代社会持续稳定和繁荣的基础。政府诚信是关键，它必须回归并受法律和契约精神的制约。

　　如此，我们才会摆脱卡夫卡的鼹鼠的命运。

　　（原文写于2013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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