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贪官之怨
我们本是大大小小的“官”，可人们却在我们的“官”字前面加了一个“贪”字，还称我们是什么“老虎”抑或是“苍蝇”，将我们骂得狗血淋头，真是太“恶毒”了。想当初，我们在位时，开会坐的是高高在上的主席台，而且大多是正中位置，且不说如何发号施令，哪怕是我们轻轻咳一声嗽，台下的人就得打几个喷涕；我们放个屁，也没有几个人敢说臭，而只能说香。人们啊，对我们言听计从，毕恭毕敬，趋之若鹜。我们出入有豪华小车，还有人适时为我们开车门；下基层“调研”（现在说也不怕你们见笑，其实我们是以调研为名，是下基层装装样子、耍耍威风），鞍前马后，前呼后拥，还有人给我们拎包。出门在外，若遇雨天或骄阳，有人为我们撑伞；要喝茶，马上会有人为我们端来水杯。每天有人请我们这个餐馆进那个酒店出，吃香的喝辣的，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好多时候，一顿饭我们得赶几个场子。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分身乏术呀，即便如此，有人绞尽脑汁想请我们，想和我们套近乎，我们要么安排不过来，要么理都懒得理他们一下。至于我们每天的夜生活，同样有人为我们安排得好好的，保证我们过得舒舒服服、满满意意。可如今，我们不慎马失前蹄，一落千丈，我们本来就够“倒霉”的，可昔日鞍前马后的那些人，一下就树倒猢狲散，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至于那些想巴结我们，我们看都看不上眼的人更是幸灾乐祸，恨不得还要在我们身上踩一脚。真个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人呀，真是太现实了。我们最终落到这步田地，虽然我们在写忏悔书时，曾冠冕堂皇地说过，这只能怪我们自己的权力占有欲和贪欲不断膨胀，怪我们忘却了初心，世界观发生了位移。那是逢场作戏呀，真能怪我们贪么，要怪只能怪那些可恶的举报人和办案人呀。试想想，一个工程有那么多老板想承接，一顶“官帽”有那么多双眼睛巴望着，我给谁不给谁，自然是像拍卖行一样，谁出的“价位”高就给谁了。可举报人当时像割他们的肉一样，出的“价位”不如别人，没有如愿拿到工程或“官帽”，曾经信誓旦旦不出卖我们的他们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还认为我们得罪了他们，在我们背后打“黑枪”。你看这些人，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还有一些办案人员，也未免太抹面无情了，他们若睁只眼闭只眼，放我们一马，我们会忘记他们的大恩大德么？可他们居然一个个毫不留情，害得我们不仅丢了官，还失去了饭碗，连将来退休后的保障也没有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咸鱼总有翻身时。一旦我们时来运转，翻了身，看我们如何收拾你们。
贪官们真的能该怪举报人不该举报，怪办案人员不该查他们的案件、不该不睁只眼闭只眼、放他们一马么？非也。且不说举报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监督党员干部依法履职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与应尽的义务，查处贪官污吏、维护吏治清廉，更是纪委、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的神圣职责；单就对贪官自己而言，如果他们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任何问题，又何惧别人举报、何惧纪委、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调查呢？即使别人举报了，经纪委、监察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调查任何问题都没有，还会还他们一个清官的形象。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因贪腐问题被处决前有句“经典”的忏悔：“假如我的问题在5年前就被发现，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大；假如我的问题在5年后再被发现，肯定比现在还要大。”贪欲的大门一旦被打开，就很难有自动收覆的时候。早发现、早查处，可以防止问题越来越大、处理越来越重。从这方面上讲，举报人对他们的举报，办案人员对他们的查处不是和他们过不去，而是在拉他们、在帮他们。总之，贪官们被查处，不能怪任何人，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
原载2021年1月《杂文月刊》（上）原创版
刘家云，1964年3月生，鄂州市人，大冶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省作协会员、杂文学会会员、检察文联文学学会副主任委员，黄石市散文学会副主席，大冶市作协副主席。近些年主要从事杂文时评创作，发表各类文学作品近百万字，出版个人作品集2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