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民 | 王茂荫与曾国藩 （徽学研究）
清同治四年六月二十二日（1865年8月13日），王茂荫在新迁居地歙县义成村离世，曾国藩送的挽联是：
七旬耆宿，九列名卿，谁知屋漏操修，尚同寒士；
四海直声，卅年俭德，足令朝廷悲悼，何况吾曹。
曾国藩是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兼战略家，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他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文正，后世称曾文正。曾国藩小王茂荫十三岁，迟六年中进士，晚七年离世。
（王茂荫像）
王茂荫与曾国藩初次见面，始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的咸丰元年。这一年，王茂荫年五十四，因父亲去世在老家守孝期满，当年六月，回京销假，继续供职户部。同在这一年，以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的曾国藩在京城。王茂荫与曾国藩在京初次见面，话题更多的是人才，“论及大才，（曾国藩）举当日名重一时者，一一决其无用”。王茂荫说，“臣初未敢深信，后乃悉如所言。至楚省近年所出将才，又无非所识于庸众中者，此其知人善任，殆非寻常。”[1]
从那之后，王茂荫对曾国藩识人之鉴，深信不疑。以至八年之后，王茂荫仍向咸丰皇帝建言：“诚欲急于求才，惟有请饬大小臣工各举所知，均令归曾国藩帐下，俾之一一察看，必能得人济用，则可免无人之患。”[2]
王茂荫与曾国藩之间的交往，是君子之交，道义之交。咸同年间，徽州为清军与太平军反复争夺的军事走廊，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不得不背井离乡。咸丰十一年（1861），王茂荫长子铭诏带着家人躲避战乱赴江西吴城，长途跋涉，风歺露宿，吃尽苦头。在王氏家人背井离乡最艰难的时候，带兵驻扎江南老营祁门的曾国藩，派人给王氏家人送去银两，以示抚䘏慰问。王氏家人将这件事写信告诉了王茂荫，在京的王茂荫知道此事，非常感动，同时又感到不安。
（曾国藩像及箴言）
同治元年端午节后二天（1862年6月3日），重新复出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王茂荫，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称曾氏为“中堂大公祖阁下”。他说，我刚收到家信，知道家人避难流离之际，你派人送去银两慰问，我十分感动，“涸辙之鱼，再生同庆，感激之下，不禁涕零”；同时又表示，“尊赐可以救急，而兵饷不敢虚糜，将来在京有需用之处，务希示知，尽管来取，万勿存客气之见”。他坦而言之，老家虽然已遭焚毁，但外间还有一爿茶叶店，由舍弟辈勉强支持得来。他特别声明，同年三月初上去信，恳请除莠安良，并非从一家一户考虑，而是从整个徽州考虑，惠泽千家万户。王茂荫致曾国藩的这封信全文如下：
三月初，奉复一函，谅早登签掌。顷见各路捷报，狗逆就擒，想见神算独操，指挥若定，天下不足平矣，快甚！快甚！晚适得家书，正值流离之际，荷蒙远锡多金，涸辙之鱼，再生同庆，感激之下，不禁涕零。惟是尊赐可以救急，而兵饷不敢虚糜，将来在京有需用之处，务希示知，尽管来取，万勿存客气之见。晚家虽已焚毁，外间尚有一茶业，舍弟辈勉强支持得来也。且晚前书所恳者，为夫除莠安良，则惠泽所被，敝邑之千万人实戴之，非止为一家而已。专肃申谢。敬请勋安，伏惟垂鉴，不宣。
治晚生王茂荫顿首 端午后二日[3]
由于战乱不靖，驿路阻塞，一个多月后的同年七月初二日（公历1862年7月28日），曾国藩才收到信，并作了印批“应复。筱。”王茂荫年长曾氏十三岁，但他在信中仍谦称“治晚生”。其谦虚自持，感恩知报，不占公家便宜的高风亮节，字里行间反映得真真切切。
（曾国藩像及箴言）
王茂荫告诉曾氏“外间茶业”，系指北通州的“森盛茶庄”，这是他祖父王槐康于乾隆庚子年（1780）创设的，几代人相继经营，历经两周甲，惜于光绪庚子（1900）毁于八国联军兵火，王茂荫次子王铭慎抱着账薄葬身火窟。
咸同年间，王茂荫与带兵驻扎江南老营祁门的曾国藩，经常互通信函，只是由于兵荒战乱，大多已散佚，存者十不剩一。
（王茂荫评论曾国藩有识人之鉴）
曾国藩带兵驻扎江南老营祁门期间，王茂荫小女婿汪宗沂之姑丈程桓生[4]曾充曾氏幕僚，为掌文案。咸丰末同治初，王茂荫从新复出时，歙县西溪人汪宗沂曾书请与曾国藩有道义之交的丈人王茂荫举荐他充曾氏幕僚，不知是王茂荫举荐还是程桓生举荐，汪宗沂确实做过曾国藩幕僚。据《曾国藩日记》记载：同治三年（1864）二月十六日，汪宗沂曾向在安徽省城安庆的曾国藩呈送了他所撰著的《礼乐一贯录》。同年二月十九日午时，因奔继母丧暂寓居安庆的王茂荫拜会了在安庆的曾国藩。次日巳刻（相当于上午9时45分），曾氏回访了王茂荫。
王茂荫辗转南回奔继母吴太夫人丧事，因战乱不靖等原因，同治三年在省城安庆侨居了一段时间。期间，他多次想由水路去江西吴城扶继母灵柩回徽州老家安葬，曾国藩一再劝他待平定“逆匪”，社会秩序稳定，春水上涨，有利于通舟楫，再扶柩回里。
（王茂荫致曾国藩信函一封）
同治四年四月，王茂荫自江西吴城扶继母灵柩回里安葬。五月，驻扎徽州府城及休宁的清军兵勇为兵饷滋生闹事。王茂荫于兵燹之后，暮岁还乡，见里闬成墟，亲知族党多半流亡，本来就很悲愤，现又亲见清军兵勇闹事，百姓不得安宁，心情更为不好。为平息事态，他给曾国藩写了这封信，信写好后，正准备寄出，哗饷滋事由安抚镇守道暨徽州知府刘传祺平定，因此，信就没有再寄出。此信原件现存歙县博物馆，特全录以下，与读者分享：
五月初曾上一函，谅邀青览。上年素蒙嘱，必俟今秋以后再行回里，乃荫未深信，因去秋舍妹先归，行至饶州之后，水浅难行，盘费甚大，故于今春水多即行扶柩归来。乃自四月抵里之后，五月即有兵勇滋闹之事，事不得了，非求中堂善筹所以处之，更无他法。鄙意唯有或调或撤或以徽郡所有自然之利归徽作为兵饷，庶几可以弥缝，若靠劝捐，则闾阎凋敝之余，定属穷迫已极，无可设施，伏惟耐行。恭敬勋安不尽。
治晚生王茂荫稽首
（王茂荫致曾国藩：未寄出的信函）
一向关心民生的王茂荫，非常清楚地看到父母之邦自太平军兴以来，通过一次次的“劝捐”，民财已经榨尽，“闾阎凋敝之余，定属穷迫已极”，如果再企图靠“劝捐”的办法来筹集兵饷，那是不应当的，解决的办法只有将兵勇调防，或者将徽郡上缴的“自然之利”返还徽州，以弥补兵饷。所谓“自然之利”，即上缴的夏秋两二项赋税。实质是由政府埋单发兵饷，而切不可再靠“劝捐”榨取民脂民膏来弥缝。
王茂荫扶继母灵柩回里安葬的同治四年（1865），闰五月。他四月间到家，经营葬事，迁家义成，六月二十二日（公历8月13日）病逝，生前在里时间，充其量不过三个月左右。为继母守孝期间，他坚持素食。不久，旧病复发，卧床不起，也素食如常。曾国藩听说这个情况，一再劝他不必如此苦自己，损了身体。没过多久，他便一病不治。
（江南大儒汪宗沂致岳丈王茂荫）
王茂荫去世后，长子铭诏、次子铭慎作《子怀府君行状》，行状，请曾国藩“填讳”。所谓“填讳”，是旧时子孙为祖先撰写行状碑志等文字，请人代写祖先名号。王氏后人实际是请曾文正大人对行状作最后审定。
最后，对本文开始所录曾国藩送王茂荫之挽联，作一解读：
王茂荫离世之年为六十八岁，故曾氏称“七旬耆宿”。古时候，常说某官位列九卿。而九卿在不同朝代，又不一样。明清时期，有大小九卿之别。清代九卿究竟指哪些官，说法不一致。小九卿是指宗人府丞、詹事、太常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寺卿、鸿胪寺卿、国子祭酒、顺天府尹、左右春坊庶子。王茂荫生前有一遗折，他离世后家人请李鸿章代为呈递。同治皇帝见到李鸿章代递的王茂荫《遗折》，知王茂荫在籍病逝，在谕批中赞誉王茂荫“廉静寡营，遇事敢言，忠爱出于至性”，在《祭文》中又说:“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赐恤报勤，国家之盛典。尔王茂荫性行纯良，才能称职，方冀遐龄，忽闻长逝，胗用悼焉。特颁祭葬，以慰幽魂”。皇上悼祭如此，故曾国藩在挽联中称王茂荫病逝“足令朝廷悲悼，何况吾曹”。
（本文作者与歙县王茂荫思想研究会名誉会长汪利权（左一）、会长蒋晓放（右一）在雄村镇合影（2018年））
“四海直声”，是称赞王茂荫直言敢谏，不避权贵，令四海敬佩；“卅年俭德”，讲王茂荫身为京官三十余载，孑身栖居歙县会馆，清静寡欲，廉洁自律。他主管财政货币事务，自己囊空如洗，家中没有因为他显贵而巧取豪夺一瓦一垅。杞梓里成焦土，一片废墟，只好在义成买下商人旧房，挈家迁居，可谓“屋漏操修，尚同寒士”。
（2020年1月3日初稿，次年立秋之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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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荫与李文安李鸿章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