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 | 我的中国诗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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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之路——蒋寅自选集》，商务印书馆即出
从读大学开始，我读得最多的书是古籍，尤以文学为主，文学里又以诗歌居多。从读硕士开始，就以诗歌为范围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后来也不是没有涉猎过其他文体，但多属于偶然触及，并未专门下过功夫，以至于很少意识到。一次在台北和几位朋友吃饭，说要开一个文章学的会，邀请我参加，我说我从来没有研究过文章啊，没想到何寄澎先生说，你不是写过权德舆赠序的论文吗？这才想起，我确实写过《权德舆与唐代赠序文体之确立》一文，与何先生一同出席明道大学的唐代文学研讨会，在会上宣读。我刚进文学所不久，参与《唐代文学史》下卷的编写，还写过陆贽骈文一节，那时陆贽骈文几乎没什么人研究。我也写过《从目录学看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清诗话与小说文献》两篇与小说有关的论文，前者是硕士目录学课程的作业，后者是为出席文学所主办的古典小说研讨会而作，属于玩票性质。回顾三十多年的问学经历，颠沛于是、造次于是的还是诗学。用中国诗学研究概括我迄今为止的学术道路大概是符合事实的。
我对“中国诗学”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大体同于《中国诗学》丛刊的宗旨，包含诗歌理论、诗歌创作、诗歌史、中外诗歌比较四个方面的研究，多年来我也一直从事这些方面的研究。中外诗歌比较于我是比较困难的，除了写过一篇《李攀龙〈唐诗选〉在日本的流传》外，就是翻译、介绍了一些日本美学家、汉学家的论著，多年前购下的日本歌论集、歌合集、芭蕉俳文俳句集等，一直都不曾着手翻译和研究。所以本集所选的论文只限于中国诗学研究的前三个范畴，包含我研究的四个方向，各选六篇论文。
第一部分是心态史研究，包括刚工作时写的《李杜苏诗歌的时间意识及其思想渊源》到前几年做集体项目“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时写的《千古艰难唯一死——易代之际的生存伦理及历史相似情境的诠释》。这是我从读博士起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诗经》《楚辞》课程作业和博士论文《大历诗风》都从心态史的角度来考察过诗学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唐诗研究，包括早年研究大历诗时所作《刘长卿与唐诗范式的演变》和近年撰写的《杜甫与中国诗歌美学的“老”境》。第三部分是古典诗学基本概念和命题研究，包括被广泛征引的《古典诗学中“清”的概念》和侥幸被评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18篇优秀论文之一的《在中国发现批评史——清代诗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再认识》。这部分论文都基于以往诗歌史研究的体会，在清代诗学研究中形成，发表在新世纪以后。它们看上去像是理论研究，其实都包含着诗史研究的心得。最典型的是《情景交融与古典诗歌意象化表现范式的定型》一文，这是博士论文《大历诗风》提出的问题，经过三十年的思考、酝酿，才变换角度重新论证昔日的假说。第四部分是清代诗学史研究，这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持续不辍的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也最多，本集只选了于诗学史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几篇。
对于中国诗学的内涵和外延，学者肯定有不同的理解，彼此取径也会有差异。我首先将古典诗学归入历史的范畴，用研究历史的态度来对待它，不但要尽可能广泛地占有资料，遵循历史科学处理史料的原则，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同时也很清楚自己的工作只是“历史最可能事实的恰当重构”（怀特海《观念的历险》），从而对古典诗学及其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予充分的重视。但诗学毕竟不同于一般历史现象，它同时包含着创作的经验性、理论的逻辑性和批评的主观性。任何诗歌文本的产生、理论思潮的形成及批评话语的运用和流行，都受一定的美学原则支配，与当时的美学观念密切相关。有些诗学问题若不是从美学的层面来考察，就很难理解其中蕴含的历史意义。本集所收的《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韩愈对唐诗风貌的变革，是人所共知的诗史常识，但这一变革的深刻内容及历史影响在诗歌史内部是很难充分认识的，只有从美学观念转型的高度才能看清它的实质。而这又涉及更大的文化视野的问题，确实，诗学无论作为历史问题还是美学问题，都无法仅局限于历史和美学内部来讨论。历史研究与美学研究虽然能描写其存在状态或变化轨迹，却不能阐明和解释其存在或变化的因由。因为，无论因由是出自内部还是来自外部，都与更大的文化环境相关联。在学术研究的三个W中，历史研究和美学判断只能说明“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而无法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关于唐诗繁荣，美学研究可以从创作机制来说明唐诗艺术成就达到的高度，历史研究可以从社会风气来说明唐诗创作和传播的普遍性及作品之丰富，但只有从制度文化的视角分析唐代科举试诗所衍生的文体规范和竞争机制对写作的引导、推动作用，才能较好地解释唐诗在数量和质量上同时达到历史顶峰的原因。而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也只有阐明其背后文化语境的变迁，才能明白韩诗评价由毁誉参半到全面肯定的经典化过程，正好与宋诗的经典化同步，都是伴随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而完成的。我的中国诗学研究的路径就是这样，在历史、文化和美学的交集中寻求相互沟通和相互发明的可能。每当遇到问题，有时并未刻意寻求三者的结合，但结果往往走向三者沟通与融合。历史总是第一步的，由历史进而美学或进而文化则视问题或内容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想避开三者的融通是绝无可能的。虽然我对自己的着眼点有着清晰的定位，始终警惕着文化视角、文学化方法对诗学的覆盖和遮蔽。
先师对于古代文学研究与理论的关系，曾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提出如下主张：
即使研究古代文论也不是单纯处理理论资料，而是像同学张伯伟说的“以作品来印证理论”（《程千帆诗论选集》前言），这与“从作品中抽象理论”并为先师研究古代文论的两个基本方法。多年来我始终秉承师训，在研究古代文论时都以文学史和作品研究为参照，将理论放到具体的文学语境中去理解，通过前人对作品的诠释和评点来加以印证，力图揭示理论言说的所指及其历史积淀的层累性，而不是将它们还原为文学理论的一般原理——当今一些古典诗学研究著作在我看来便是如此，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古典诗学的丰富性，使它变成一般化的文学原理。我的工作则异于是，通常基于“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这一学术理念，将理论问题历史化，以揭示传统理论命题所蕴含的丰富的经验内容和复杂的阶段性特征。
程千帆先生，摄于1981年
与此同时，我也努力做了一些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对古人的创作经验加以理论总结的尝试。比如《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一文，根据古人写作的规避意识提出“隐性的互文”这一概念，对互文性理论作了部分补充。又如《以高行卑：中国古代文体互参中的体位定势》一文，从前人有关文体互参的大量议论中总结出传统的文体体位观及文体互参中“以高行卑”的一般原则，并用“木桶原理”诠释了其背后的美学依据。而《中国古代文论对审美知觉的表达及其语言形式》一文，则对古代文论的折衷思维方式及其主导的审美知觉表达的语言形态作了归纳和分析。这都是在运用“直接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的方法”，至于运用得好不好，能否得到学界认可，就有待于同道的批评了。这类研究，无论从资料的条件来说还是从个人的知识范围说，都有很大的局限，因此也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尤其是进入文献浩繁的清代诗学，更是经常感觉像盲人摸象似地在确信和怀疑之间徘徊。第四部分选录的清代诗学论文，有一些是我开拓的研究领域（如古诗声调学的历史展开）或独辟的学术蹊径（如冯班与清代乐府观念的转向），虽不无筚路蓝缕之功，但草昧初辟，粗疏浅陋之处在所难免，收入本集也有请方家匡谬教正的意思。
研究古典诗学，还有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与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众所周知，我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口号的反对者，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反对只针是对这一命题因核心概念“转换”之缺乏规定性而流于空洞，以及那种欲以古代文论为基本框架构建当代文学理论的天真想法，而绝非否认古代文论的理论价值及合理接受。在我看来，内涵和外延都不太好界定的“转换”一词根本就不适合用作讨论的概念，我更愿意使用含义清晰、明确的“诠释”和“对话”。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诠释让古代文论成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理论资源，对话使古代文论成为沟通古今艺术经验的桥梁，从而启发和丰富我们的理论思维，就像古典诗学有关“规避”的思想，可以补充互文性理论的不足。说实话，我对文学理论的古今关系向来很少思考，但随着我的清代诗学研究越来越接近所谓近代，中国诗学走向现代化的问题也就自然地进入我的意识中。
中国诗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与当今备受关注的“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古今诗学的关系也确实存在着有待重新认识的问题。2002年我在韩国庆北大学客座，应邀出席釜山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会议，主办的朋友嘱我就中国现代诗歌与传统诗学的关系作一个发言，为此我赶写了一篇命题作文《中国现代诗歌的传统因子》，已收入《视角与方法：中国文学史探索》一书中。我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如上所述，是缘于撰写《韩愈诗风变革的美学意义》一文。在清理韩愈诗歌经典化历程时，我注意到接受语境的变化，由此使韩愈诗风变革所意味的美学转型与现代性的问题联系起来，所涉及的问题也由一个作家的风格变异上升到美学范型的更替这一重大的历史层面上来。雪球越滚越大，推动起来也越来越力不从心。是啊，一旦涉及古今诗学变迁这种宏大叙事，无论怎么限制自己的研究阈界，知识和问题也难免要跨界。此刻，伴随着探险兴奋而来的，只有捉襟见肘的窘涩，于是不得不再度体会庄子那学问无涯而人生有限的悲哀。
本文作者尊为“第一位学术蒙师”的扬州师范学院赵继武先生
回顾四十年的问学经历，从扬州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到南京大学，受教于赵继武、胡光舟、程千帆三位夫子及其他诸多老师，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又蒙前辈学者的厚爱、同事的友谊和砥砺，百般惠我，不可缕述。双亲育我爱我，雨露之恩，更是莫可言报。谨以此书奉献给各位恩师、亲友，聊表感铭之意。本集的编选有赖于陈洁女士促成，她也为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劳作，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