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观念决定成败(外二题)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山西古籍出版社。
观念决定成败
同治四年七月,英人杜兰德以小铁路一条,长可里许,敷于京师永宁门外平地,以小汽车驶其上,迅疾如飞。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今天读到这段文字,真不知是隔了几世的感觉。先辈们实在被禁锢得太久了,以至于一辆小小的“火轮车”,也远远超出了他们关于“奇技淫巧”的想象力和承受力,差一点就精神崩溃、心志错乱了。不但平民视火车为“妖物”,在统治阶层内部,也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铁路”势力。同治四年(1865年),太平军已遭镇压,洋务运动方兴未艾,正是统治者图谋“中兴”的大好时期,为什么本属洋务范围的铁路,反而遭到强烈抵制呢?据王维江先生研究,这主要是因为铁路突破了“中体西用”的界限。朝廷的主流意见认为,修筑铁路耗费人力财力,破坏山川田舍,损害“风水”,不利于国防,还会使大批从事其它运输业的人“下岗”,进而激发民愤,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一言以蔽之,铁路这个“器用”不符合国情,会危及大清帝国的“肌体”,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宜兴建。主流意见既已如此,一些开明的官员虽然心存异议,但为了保住乌纱帽,也只好对愚民政策唯唯否否。英国人巴夏礼任驻华公使时,曾建议中方修筑铁路,遭到冷遇。随后他出任驻日公使,又向日方提出同样的建议,竟然在日本引发了兴建铁路的狂潮。甲午战争谁胜谁负,在观念上早已决出了高低。(参见王维江《晚清的反铁路思潮》)前车之鉴,永当不忘。
又,约翰·斯塔德(John Stoddard)在《1897年的中国》书中,记录了清政府拆毁铁路的一件事情:“前些年,一家外国公司在上海附近建造了一条铁路,但中国政府迅速以高价将它买了下来,然后把铁轨和机车统统丢进了大海,任它们在海底慢慢地生锈。反对修建铁路的主要理由是,他们认为铁路的使用会剥夺数百万中国人的生计,而且还会惊动坟墓中死去的灵魂。”对于后一个理由,斯塔德感觉“令人难以置信”。
名家汇评本《红楼梦》,崇文书局。
“驯兽”文化
贾政一声断喝:“无知的畜生!你能知道几个古人,能记得几首旧诗,敢在老先生们跟前卖弄!方才任你胡说,也不过试你的清浊,取笑而已,你就认真了!”(曹雪芹《红楼梦》)
大观园工程告竣,园内亭台楼榭须题匾额、对联,贾政想试试贾宝玉的才学,因此命宝玉随他游园。其实,试探宝玉才学是假,显露贾政威权是真。好坏优劣,全凭老子说了算,儿子只有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份。中国传统社会是父权社会,父亲和子女之间是从属关系,“平等对话”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非分之想。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指出的那样,父亲必须像“驯服野兽一般”“制服”子女,方能显出父权的威严以及神圣不可侵犯。贾政连声斥骂宝玉为“畜生”,正是用“驯兽的方式”教育子女的典型表现。在他眼里,没有个性、没有人格、没有尊严,像“畜生”一样逆来顺受的子女,才是合乎道德标准的“乖孩子”。由一家扩大至一国,父权变为皇权,天下变为“家天下”,百姓变为“子民”,不变的,是“驯兽”文化。靠放羊起家的卜式对汉武帝说:治民之道,与“牧羊”相同,“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毋令败群”(《汉书》卷58),真是一语道破天机。李穆曾托其子带熨斗给杨坚作信物,说:“愿执威柄以熨安天下也。”(《隋书》卷37)我读书至此,不禁惊讶于风云人物的残忍,竟然有像熨衣服一样“熨平”天下的狠心,不过一想到“驯兽”文化,当即豁然大悟了。除非百姓争到“人”的资格,否则,任人宰割、被人“熨平”的命运是无法改变的。
谭嗣同《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谭嗣同的性观念
或谓男女之具生于幽隐,人不恒见,非如世之行礼者光明昭著,为人易闻易睹,故易谓淫为恶耳。是礼与淫但有幽显之辨,果无善恶之辨矣。向使生民之初,天不生其具于幽隐而生于面额之上,举目即见,将以淫为相见礼矣,又何由知为恶哉?(谭嗣同《仁学》)
谭嗣同对道学先生“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深恶痛绝,质问道:“世俗小儒,以天理为善,以人欲为恶,不知无人欲尚安得有天理?”又说,世俗之所以视性交为淫荡的事情,乃是因为人们的性观念长久以来受到了禁锢,性爱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如果当初人的生殖器长在面额上,性器官的接触将成为人们的“见面礼”,还有什么淫荡不淫荡的说法?谭嗣同的话听起来有些荒诞不经,实则耐人寻味。人们对于隐蔽的东西,往往怀有极大的好奇心,总想探个究竟,一旦真相公诸于众,反倒没有吸引力了。玛莉莲·亚隆(Marilyn Yalom)《乳房的历史》一书提到,在美洲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女人自古以来就是袒胸露乳的,因此在那些地方,乳房失去了“情色”的意义。个中道理与谭嗣同所说并无二致。对两性关系,谭嗣同主张采取大禹治水的办法,只宜“疏”,不宜“堵”。堵是堵不住的,总有一天会缺堤,会发水灾。其实,人世间“堵不住”的,又岂止“人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