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在花田里种下文学梦想
左起:蒙君宇、高瞻、徐强。(本文摄影/梁勇)
一直想抽时间到三区两县市的作家协会走走,了解一下基层作协组织机构建设、会员创作、新会员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困难等方面的情况。由于杂务缠身,未能成行。
1月8日上午,港南区作家协会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湛江镇四季花田生态观光园举行,我和高瞻、宁柏应邀参加,终于有机会和港南的作家与文学爱好者们聚一聚。
天气有些阴沉,下着零星小雨,加上睡眠不足,所以略感疲倦。但从看见文友们的那一刻起,精神不禁为之一振。
港南作协在港南区委宣传部、港南区文联的指导下,在蒙君宇主席的带领下,组织机构不断完善,会员创作活跃,在各级媒体发表了不少作品,涌现出凌丽、吴洁容、莫健英、黄有光、梁勇、陈妍竹等具有创作潜力与活力的本土作家,令人欣慰。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凌丽的《清欢九则》在《荷塘月》发表后,被《广西文学》选用;梁勇的《老厅堂》参加第二届广西网络文学大赛,荣获散文组一等奖。这是让港南文友们感到欢欣鼓舞的喜事。
去年,在潘大林老师的主持下,市作家协会和港南区委宣传部、港南区作家协会通力合作,完成了《港南印象》一书的采编与出版,充分展示了港南作家的实力,社会反响良好。而在由我本人组织的几次采风活动中,比如四季花田采风、东和村采风、南江村采风等,也获得了港南作家兄弟姐妹般的支持。对此,我深表感谢。
关于作家以及作家协会未来的发展,我有一些不成熟的考虑,想和大家分享。简述如下:
作家的天职是写作。所谓“作家”,就是创作作品的行家,一个作家如果长时间没有新作面世,那就等于宣告了创作生命的终结。而写作,在本质上纯属个体劳动,成就的大小,固然与天赋有关,更多地则与个人努力有关。文学虐我千百遍,我待文学如初恋,我相信只要大家静下心来,多读、多看、多写,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耕耘,总会等到有所收获的那一天。
作协是作家的保姆。在某种程度上,各级作家协会因其行政化、官僚化、形式化、僵硬化而饱受世人诟病,部分个性鲜明的作家,甚至以加入作家协会为耻辱。这是值得深刻反省的现象。作协不是行政机构、官僚机关,而是服务团体,其组织制度的建设及完善,最终目的是对内服务作家,对外服务社会。在写作纯属个体劳动的情况下,作家协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在参加这次创作研讨会的作者中,有两位来自贵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我和大家开玩笑说,医生是专治神经病的。在波涛汹涌的市场经济浪潮里,文学爱好者往往被人视为“神经病”。作家协会的用处,就是像精神医院一样,尽可能多地收容“文学病人”“文学疯子”,为他们提供身份和精神上的“避难所”,让他们感受到团体的存在、团体的力量和团体的温暖,不再有孤军奋战的孤独、苦闷、彷徨和迷惘。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理应相亲相爱。
作协要有经济收益。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作家不能出卖灵魂、不能出卖良心、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不能向嗟来之食摇尾乞怜,但这并不代表作家不能赚钱。作家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合法、持续、可观的收入,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个视作家为“神经病”的社会,是变态的社会;一个把作家变成穷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市场经济社会不是物质极度丰裕、精神极度贫乏的社会,而是物质与精神并驾齐驱、欣欣向荣的社会。作家完全可以通过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获取报酬,过上足以维持自尊、自信、自立的生活。在这方面,作家协会作为服务机构,有必要进行更为多元的探索,勇于作为,展现风采,而不是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丢盔弃甲、作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