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学人专辑 | 任冬梅：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的“未来中国”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任冬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资深科幻研究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一届、第二届全球华语星云奖评委。已在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当代文坛》、《中国比较文学》、《南方文坛》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一
社会幻想小说在晚清出现的时候，其代表性作品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2），这部小说虽然在艺术上不是那么的成功，甚至是一部没有写完的作品，但是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小说类型或者说写作模式，那就是用“未来”叙事手法，将“理想的中国”投射到一个时间的“未来向度”之中，从而使得这些“未来”具有了看似“真实”的可企及性。小说开篇即写一个甲子之后（1962年），此时的中国成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举国之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强，冠绝全球。”[1]此时，“恰好遇着我国举行祝典，诸友邦皆特派兵舰来庆贺，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总统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至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都齐集南京，好不匆忙，好不热闹。”梁启超的对于未来中国社会制度的幻想，看上去有些似曾相识，是因为他照搬了英国、日本式的君主立宪制度；而在情感上，他则恢复了中国昔日的天朝威仪，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而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老先生的演讲，二万人的听众聚集一堂，其中还包括一千多学习过中文听得懂中国话的外国人，他们纷纷为“第一硕儒”的演说所倾倒，这再次清楚的表露了梁启超的儒家思维。不过，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儒家的政治结构如何和资本主义的立宪政治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两者如何和谐共处，最后使得中国一跃成为冠绝全球的超级强国，这其中的过程或者说可行性并没有得到充分论证。
《新中国未来记》▲
在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类似的社会幻想小说，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写“未来”的中国，而且这些“未来”是通过某种政治变革或经济发展之后可以达到并实现的，是些看似“真实”的未来；并且小说中所塑造出来的“未来中国”形象，是一个全方位光明与强盛的“中国”，显示出晚清知识分子视图摆脱古老而落后的老旧中国形象，以谋求对国家形象进行全新定位的决心。除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之外，具有代表性的小说还有蔡元培的《新年梦》、吴趼人的《新石头记》、陈天华的《狮子吼》、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陆士谔的《新中国》等等。
《狮子吼》 《新纪元》
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8）前半部分基本上是写实，只是用了红楼梦中贾宝玉这个人物，让其“穿越”到晚清社会，在贾宝玉的游历过程中对当时社会的种种不公与丑恶现象进行了讽刺与揭露，属于现实主义的谴责小说的范畴；而小说后半部分，在贾宝玉进入“文明境界”之后，则全是想象，表达了吴趼人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吴趼人自己设想出一个所谓“文明专制”的政治体制，他认为这是比立宪更好的政体，其核心是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吴趼人将德育作为“文明专制”的先决条件，以儒家的礼义廉耻、孝悌忠信为主题来改造和提高国民素质，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作为联系社会的纽带，以仁政作为君主统治国家的纲领。除此以外，吴趼人也强调了在此基础之上的科技进步的重要性，“文明境界”里的科技异常发达，上有飞车下有潜艇，天空和海底可以自由来去；有由棉花到衣服的自动纺织机；从矿石到炮弹的自动扣弹机；还有司时器、透水镜、千里仪、助听器和无绳电话等等。在这个物质条件非常优越的环境中，机械劳动代替了体力劳动；住宅园林化；教育普及化；生育得到节制；人民享受着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在仁慈的皇帝东方文明的统治下，过着幸福安乐的生活。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大同”观念，吴趼人这个理想社会的建立，一方面依赖于政治上的“文明专制”，另一方面也有赖于西方的先进科技，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这与之前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所憧憬的那种圣君贤相的社会模式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新石头记》▲
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更像是梁氏《新中国未来记》的一个补充，小说也虚构了立宪成功以后中国的盛世景象，不过在陆士谔这里是立宪四十年之后的新中国。从思想政治上来看，《新中国》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只是遵循立宪的思想，认为实施君主立宪之后，一切自然会焕然一新；但在对于盛世中国的细节描写上，它比《新中国未来记》勾画的更为清晰，更清楚地表达出近代知识分子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热情和渴望。小说的主要场景在上海，此时租界已经全部收回，街上的外国人再不像原来一样横行霸道，而是变得彬彬有礼；市政建设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下雨时有“雨街”可以行走，铁轨电车在地下通道中行驶，大铁桥横跨黄浦江，黄浦江下有越江隧道，浦东已经变得和上海一样热闹、繁华；在法律上，裁判所已很正规，裁判官和律师都是中国人，判案极为公正；在教育方面，南洋公学社26个专科，二万六千多名学生，其中包括欧美、日本派来的大量留学生。学生们毕业后，每年都有两千名应聘出洋当教员，汉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很有意思的是，陆士谔对于“未来”上海的描述，和今天上海实际的模样惊人相似，浦东新区、南浦大桥、地铁一号线、延安东路越江隧道，甚至包括“上海大剧院”和“中国国家银行分行”的位置都相差无几，无论是巧合还是天才的预见，都让我们不得不惊叹于晚清知识分子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物质文明时所体现出的热情与精确。
《新中国》▲
这样一批晚清社会幻想小说对于光明强盛的“未来中国”形象的塑造，寄寓了第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对建构与现代化物质文明相吻合的新的“中国形象”的激情、想象和企盼，同时从中也传达出近代中国在被迫向世界敞开大门以后，渴望摆脱贫穷落后，迈入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不过，晚清社会幻想小说也有种种弊病，前文已经有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到了民国，社会幻想小说的内容丰富了许多，其中“未来中国”的形象与晚清的时候相比，已经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二
进入民国以后，我们依然能发现很多对于“未来”中国社会进行想象的小说，这一类社会幻想小说表面上看和晚清社会幻想小说类似，都是将“理想的中国”投射到时间的彼端，幻想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后的中国社会的模样，但实际上，这类小说与晚清时相比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显示出其在民国社会之下的新特征。
毕倚虹的《未来之上海》由上海时报馆编辑，民国六年（1917）八月初版。小说从民国五年（1916年）写起，这一年的四月份新裕轮船满载北方健儿往福建方向行驶，没想到被军舰拦腰撞沉，“我”抱着救生圈漂流到了一个海岛上，过起了中国鲁滨逊的荒岛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遇上一艘潜艇，因此而获救，被带回家乡上海，没想到此时却已经是民国一百零五年（2016年）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就是描写一百年之后的上海社会的景象。未来上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仍然高度发达的科技文明。这里有可以将人随时送入半空中的“自由升降机”；新式的用光纤织成的发光衣服“电罗”，还有更加华丽的“五色电罗”与“活动电罗”（衣服上的图案可以不断变化）；超薄的既防水又防脏的镍衣；此时人人可以随身携带电枪，不过其中使用的电弹经过了特殊处理，被击中之后的人不会死亡只会昏迷24小时，而且每颗子弹上都刻有暗码，在警察局有备案，由此杜绝了枪械滥用形成的犯罪；有“电鞋”代步，黄包车早已绝迹，而主要的交通工具则是地底电车；地下世界异常繁华，有风有云有太阳，这是“折光镜”的功劳；其他还有“催醒机”、“海中救命圈”、“避火帽”、“燥身榻机”……虽然毕倚虹笔下的未来上海科技是如此的发达，但是当提到当时的政治情况时，作者的态度就变得含混起来。
《未来之上海》▲
百年后的中国实行共和政体，由议院和议员处理国家政事，照理说比晚清时的专制政体要先进得多。不过此时贪污腐化的事情却比比皆是，如一直陪同“我”在“新上海”参观游览的两位，一个叫吴齿（无耻），一个叫曾晓仁（真小人），就因为是总长的亲戚，在公务员系统内安排了两个闲职，基本上不用做什么事就可以领薪水。虽然此时的中国有了议会，变成了共和制，但在作者看来很多东西不过换汤不换药，就如“都督改为将军，将军改为督军；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巡按使又改为省长”一般，不过换个名字，“仍旧干那一样的勾当”[2]。作者对这种政治现象是持批判态度的，不过在小说中却也显露出了些许无奈，因为找不到消除的办法。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对于“妾”的废除问题。主张女权的女性们尤其是在议会中任职的女代议士本来提议取消“纳妾”制度，结果没想到男议员们首先就不答应，他们采取了一个消极应对的方法，每到该项议案要表决的时候，男性议员就纷纷临时缺席，导致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议。最后两方僵持不下，还是在总统夫人的调和下，将“妾”改为“造子员”，做了一些规定，明确了其职务，才算结束。不过最终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个名字而已，总长已经有五个儿子了，但其聘用“造子员”的兴趣依旧方兴未艾。
除政治的腐败以外，还有道德的沦丧。小说中处处可见对于种种社会现象的讽刺与抨击，比如妓女和妓院都已经合法化，而且还成立了“青楼公会”与“荷花裁判所”，在法律规定下专门负责追讨嫖客们的欠款与债务；而百年后流通的货币已经变成了印着裸体美人画像的纸片；还有为了专门收取客人的贺礼而设置的“马口铁婚”（结婚五周年纪念）；更有从议院里发明出来之后大肆流行的“掌衣”（一副很厚实的皮手套），戴上以后拍手声音震天响还不用担心手痛，于是外出听演说时人人都戴上这么一副；由于科技的发达，一般的保健药品早已卖不出去，药房经理为了提高销量，做起了买药送彩票的生意，而彩票的头奖居然是经理的妻子！小说的最后，“我”接到了总长的电话，让我立即进京，于是《未来之上海》也就此结束了。
1923年笔名“劲风”的作者在《小说世界》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十年后的中国》，写“我”受到外国的X光的启发，发明了“足足抵得上十二倍X光的能力”的W光。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我”坐上飞艇“拨动W光发射器的机关”，将敌国的飞艇队和军舰全部烧毁，然后又飞到日本本土，将弹药库引爆，用W光引起了沉睡多年的富士山的喷发，日本全国震动，最后无条件投降。此时欧美各国早已闻风而动，纷纷“恭贺”我国，承认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于是中国就此强大起来。这部短篇小说和晚清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比较类似，以某种“神奇强大”的道具（科技发明）来作为未来中国强盛繁荣的保障，通过一场战争的胜利，幻想出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中国。不过，使中国强大起来的“W光”只是依靠个人力量的发明创造，并非晚清社会幻想小说中常常出现的由于某种先进政体的存在或者政府的大力支持所形成的全国科技进步。小说中这样写道：“我上书当时的政府，要求拔几千万块钱，建造十架最大的飞艇。这对他们来说，是万万办不到的。虽然这些时来，我国牺牲了许多权利，抵借了几注大款，都被他们拿去吃鸦片、坐汽车、买小老婆去了。” 作者对于政治的失望和批判之情可见一斑，即使想象中“十年后的中国”国力强盛起来了，政治却依旧腐败不堪。
《十年后的中国》▲
1943年熊吉的《千年后》[3]以千年之后的大学校园生活为主，讲述了几个大学生从校园一直到毕业的种种经历包括情感纠葛。此时人类的居住地已经扩展到太阳系其他行星上，除地球之外，还有火星、金星、水星以及火星的卫星等等。不同的星球各自为政，火星上的科技最为发达，“人工复生”技术可以在“人造子宫”里面培育出六十四个一模一样的婴儿；“配婚院”根据年龄、身高、血型、遗传因子等对适龄男女进行强制婚配；“天才统制局”则决定着高中毕业生们所读的大学以及专业方向……一切都由政府规划，由不得人自由选择。终于，出现了反对火星当局统治的独立党，于是战争打响，火星、水星、战神星（火星的卫星）、地球都纷纷卷入了战争，最终结果是独立党获取了胜利，火星人民重获自由。
《千年后》▲
我们会发现，民国这些想象“未来中国”的社会幻想小说，在内容上与晚清相比丰富了许多，未来的中国不再是一味的光明，政治上往往是腐败黑暗的。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讽刺、批判的因素增加了很多，就算是对于“中国强盛”或者是“中国战胜西方”的想象，背后都透露着一股对于政府的埋怨之情。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民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影响。
三
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瓦解，全新的民主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于1912年正式成立。这种源自西方观念以政体为特点的国家（State）形象，终于从晚清社会幻想小说中的虚构和想象，变成了现实的真实存在。与大多数晚清社会幻想小说的设想不同，最终诞生的中华民国不是君主立宪制，而是离文明更进一步的民主共和制，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这种巨大的改变必定会在文学创作中有所反映，具体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幻想小说之中，则是“未来中国”的那种在晚清时的激情憧憬和热烈想象的冲动开始减弱，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变得更为现实与冷静。因为毕竟新的国家已然建立，政治体制上的“君主立宪”、“文明专制”、“民主共和”之争在现实之中至少已经“尘埃落定”，“民主共和”成为这个国家最终选择的将要努力前行的方向。
如果说，晚清社会幻想小说主要是中国人立足于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在极度压抑与绝望的边缘所爆发出来的对于光明强盛的未来中国的狂想的话；那么，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描写“未来中国”的这一部分小说，则是在新的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与外部环境，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从失望而忧愤的现实生活出发，在反思与批判中对未来中国产生的一种期许，其中透露出许多不满、无奈、矛盾与挣扎，却也终究不失希望。正是这一幅幅“未来中国”的图景，成为了民族国家想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断探索着中国未来的种种可能。这些被写出来的“未来中国”或者与“未来中国”有关的种种形象，向读者传递着或明确或幽微的信息并感召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对“中国”这一形象的认识、态度和情感，并通过人们的现实活动获得不同程度的实践，由此造成的现实中国的改变，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于“未来中国”的想象以及中国的现实命运。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产生既是一个“想象”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观念想象与实体建构应该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它们共同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具体到文本之中，民国社会幻想小说创造出的“未来中国”形象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第一，是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直观想象，包括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认以及对整个世界图景的想象。我们会发现，在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未来中国”已经全面融入了世界，成为众多国家中的一员，并且实力冠绝全球，中国甚至将活动范围拓展到了整个太阳系之中，未来的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已经变为现代国家之间平等的竞争关系。在《十年后的中国》里中国不仅获得了世界联盟的承认，还成为了各国惧怕的世界第一强国；而《千年后》里的中国是地球文明的代表，最终帮助火星独立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第二，是对国家工业化程度的一种想象。在这一点上，民国社会幻想小说几乎完全延续了晚清社会幻想小说的描写，创造出异常先进的科技文明。不管是《未来之上海》中描写的种种“神奇”的科技小发明，还是《十年后的中国》里能够征服世界的“W光发射器”，还有《千年后》里轻松实现行星间旅行的载人宇宙飞船，都是工业化技术水平高度发达的表现。从晚清到民国，西方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一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最为直观的冲击，最早接触西方物质文明的中国人相信，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器物”层面的落后，只要学习并制造出西方先进的“器物”，中国必定可以强盛起来，这也是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的由来。虽然，国家的强盛并非只依赖于“器物”，不过工业技术的水平的确决定了民族国家间互相竞争的资格，所以，在晚清和民国的社会幻想小说中，“未来中国”的高度技术化都是全方位的，包括人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以及市政建设、军事装备等等；第三，则是对国家政治体制与政治状况的想象。在“未来中国”形象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未来中国的政体形式并不如晚清时想象的那样多样化，无论“十年”“百年”还是“千年后”的中国基本上都还是共和制政体，只是此时作者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描述，已经基本失去了乐观的情绪，变得失望与含混起来。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的“未来中国”，政治多是腐败黑暗的，“民主共和”并未如期望的那样为人民谋取福利。第四，是对于国家文化的想象。这点在《未来之上海》中的表述最为明显。“百年后”的中国道德一落千丈，青楼成为合法企业还能够成立“公会”与“裁判所”获得法律的保护，钞票上印刷的全是裸体美女的画像，人人以吃喝玩乐为宗旨，处处以奢华绮丽为目的，只试图“利用科学的进步达到他们娱乐的目的”[4]。这样的“未来中国”成为一个世风浮华、娱乐至上的社会。
总的来说，描写“未来中国”的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继续晚清以来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努力重塑一种与西方现代性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并且依旧企盼“中国”能够重现天朝威仪、屹立于世界之巅；二是由于共和制政体国家建立初期的不确定性与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的不稳定形势，使“中国形象”的塑造又掺和着一种彷徨、观望、忧伤、无奈等无序性、非理性的复杂与多元的心理情感，如同章培恒等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清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的自然瓦解，它是外力压迫、由此提前发生的政治革命、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三种力量重合的结果。在中国的土地上，远未来得及产生足以支撑民主共和国制度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5]正是这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民国社会幻想小说所塑造出的“未来中国”形象的某种模糊与暧昧。
本文节选自《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第二编 民国社会幻想小说中的“中国形象”
第二章 未来中国
[1]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2] 毕倚虹：《未来之上海》，上海：有正书局1917年版，第27页。
[3] 7月，成都复兴书局当今文艺丛书初版，全1册，封面及扉页均标“长篇科学小说”，版权页标著作者“熊吉”，校订者“沈彬”，发行人“穆伯廷”。书末题“先庆。三十二年，春脱稿于田园书斋”。熊吉是国立武汉大学（四川乐山）文学院的学生，还举办过个人画展。
[4] 毕倚虹：《未来之上海》，上海：有正书局1917年版，第25页。
[5]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