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柳青专栏 || 周志贤：柳青的语言艺术——我的学习笔记摘录
柳青的语言艺术
——我的学习笔记摘录
周志贤
今年6月13日，是人民作家柳青逝世41周年纪念日。笔者整理了关于柳青在语言运用方面的几则学习札记，以此来表达对这位伟大逝者的悼念之情。
——作者题记
一
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曾对莫泊桑说：“你所谈到的任何事物，都只有一个名词来称呼，只有一个动词来标志它的行动，只有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这就是著名的“一词说”。现以柳青《创业史》为例谈点粗浅的体会。
“公路上，推小车的，赶牲口的，扛苇秆的，背木板的，挑担儿的，提篮儿的，抱着鸡的……”
“要表现它，唯有一个名词。”上例中七个带“的”字的名词性词组，准确地概括出了公路上各具形态、互不相同的赶集人。这些词组中的七个动词用得准确而又丰富，是不能变易更换的。
“拴拴到底是给老虎噙走了呢？还是给豹子背走了呢？还是给愚蠢的黑瞎子舔了他呢？还是给野猪压倒啃了呢？”
“要赋予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噙、背、舔、啃”这四个动词准确地反映了四种不同习惯的猛兽在伤害人类时所采取各自特有的动作方式。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观察和表现事物的精细。
“她（徐改霞）一路吸引着妇女们赞赏的眼光；小伙子们爱慕的眼光和姑娘们羡妒的眼光。”
“要得到它的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赞赏、爱慕、羡妒”这三个形容词，运用得恰到好处，细腻地刻划了年龄、性别不同的三种人所持有的不同的心理状态。
由此可见，柳青是一位用词严谨的作家；福楼拜的“一词说”可谓真知灼见，至理名言。它启示我们，在写作中“须继续不断地苦心思索，非发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与形容词不可，仅仅发观与这些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相类似的词句是不行的，也不能因思索困难，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
二
柳青在《创业史》中，在语言运用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有选择地、恰如其分地运用了一些极富表现力的关中方言土语，丰富了小说的语汇。这些方言土语的选用都是很成功的，使它富有关中农村所特有的泥土气息，使人感到非常亲切。通过对其阅读学习，我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柳青同志是陕北吴堡县人，但他对关中方言却运用得非常娴熟，十分成功，这跟他长期地、无条件地扎根农村，熟悉生活，积累并掌握自己生活根据地人民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语言是密不可分的。二、我们提倡语言的规范化，但并不排除对一些有生命力的方言土语的运用。如像“骚情”一词，对于揭示像孙水嘴、翠娥、白占魁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特殊的表现力；这个词在普通话中就很难找到含义完全相应的词儿。三、从《创业史）来看，柳青同志能够恪守语言规范化的原则，尽量少用方言土语，小说中的方言土语大多用在非用不可的地方；对所选用的方言土语，作者采用了一些相应的使其含义显露明白的具体措施，或随文加注，如：1.470”站长对到行的牙家们（经纪人）讲话了”。或另加脚注，如：1.369社会即社会主义之意，等等。或通过上下文来显露方言土语的含义，如：方言“眼小”的运用。四、作者运用方言土语时，以慎重的态度，在精心筛选的基础上，对所采用的方言土语不是一味地依样画葫芦乱用、滥用，而是予以净化和加工，注意“语言美”这个问题，化粗俗为文雅。如“飘风浪荡”一词的运用等等。
三
柳青是一位治学态度严谨的作家，他在其文学作品中运用词语是很慎重的。下面我举一个小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散文《灯塔，照耀我们吧！》一文中写道：“上下一望无际的麦田放射出春天的翠绿，是人们锄草的时候了”，“在绿茸茸的麦田里锄草。”在上述引语中，他用的“在麦田里锄草”，而不是“锄麦”。这说明他很注意语言的规范化问题。后来我对像“锄麦”一类的看似不合逻辑但又约定俗成的词组进行了研究。发现“锄麦”，是“锄之于麦”，是省略了一些成分后压缩而成的，完整的解释即“在麦田里锄草”之义。正如秦腔中有个“杀庙”的折子戏，即“杀之于庙”，即“在寺庙里杀死自己”之义。我猜想柳青为什么不用“锄麦”这个现成语而写成“在麦田里锄草”呢？也许他认为“锄麦”这个词组不好理解，容易引起误解，特别是外国人。
作者简介：周志贤，中学语文科高级教师，已退休。酷爱文学，爱好写作，著书多册。曾被《中国教育报》聘请为“语文文字之友”，曾为陕西省语言研究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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