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 || 周养俊:说说话
说 说 话
文/周养俊
结婚干什么,老人们给他的子孙留下了这么一句话:拉灯睡觉,开灯说话。
这个总结实在是太生活化了,细想还真有水平。拉灯睡觉,自然不需要多说。开灯说话,确实非常重要。人,每天都在说话,男人说男人的话,女人说女人的话;大人说大人的话,小孩儿说小孩儿的话;上班说上班的话,下班说下班的话;朋友说朋友的话,同事说同事的话,夫妻说夫妻的话……
凡此种种,总之,人有说不完的话题,说不完的话。仔细想,一个人从幼时哑哑学语到最后离开这个世界,一生要说多少话?谁人能数得清?
说话,是人与人交流最原始、最基本的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即使社会再进步、历史再前进、技术再发展、信息再广泛,也没有哪个国家不让人说话了。由此可见,在当今社会的交流中,说话依然十分重要。
说话,对于夫妻来说确实重要,一男一女要长期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恩恩爱爱,白头到老,就必须具有共同的语言,这共同的语言自然是建立在志趣相近、爱好相同、理想统一、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可能有说不完的话,才有可能不吵架、少吵架,才有可能吵完了架又很快坐在一起继续说话。我曾与一位80多岁的老夫妻做邻居,每天早晨看见他们一起在厨房做早餐,每天晚饭后他们又互相搀扶着到公园去散步,干着说着,走着说着,不知道他们怎么有那么多的话,总是说不完,从来没看见过他们红脸,也从来没听见过他们吵架。我曾问过那位大爷,他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们这把年纪就剩下说话了,话都说不到一块儿,那怎么还能叫做伴儿呢?”
夫妻是这样,朋友也同样是一个道理。生活中常说这么一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此话前半句讲的是喝酒要和挚友喝,后半句讲的是说话要找知己的人去说。看似说喝酒,实际上讲的还是“说话”。
言论受到限制,比行动受到限制更让人痛苦。“十年”期间,一位老战士被关进牛棚接受改造,一有机会他都要主动和那些看守他的人说话。许多年后,有朋友问他为什么那样做,他说:“再不和人说话,我就会疯了!”他说那个时候对他折磨更严重的是寂寞孤独。
当然,说话也有个度。记得我开始工作的单位很重视保密工作,它要求涉密人员: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关键是不该说的不说。曾有一个人就因为多说了几句话,结果被关进监狱,后来又被送到乡下。这个教训讲了几辈人,讲了无数次,它告诉大家某人犯错误的原因,就是因为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曾在山西省太原市附近参观了一座“庄园”,这个庄园的老庄园主给他们子孙定的家训是“智者不言,言者不智”,他的子孙们遵从教诲,认真执行,结果一代一代不是当了高官就是成为有名的大商人,把庄园建成了一座具有一定规模的城池,如今依然竖立在晋中大地上。由此看来,“言多必有失”,话还是少说的好。
不说话是不可能的。如果哪个人忽然不说话了,那肯定是身体不适了,或者是遭遇重大挫折了。曾经有一位高级领导人提醒他的下属:“哪里如果鸦雀无声,哪里就一定会出大的事情。”这位领导同志认为一个地方有杂言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没有人提反对意见,坚决反对的话都不讲了,那就是有问题了。事实告诉大家,惊雷都响在无声处。
也许就是因为这些,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外国,人们拿言论自由来衡量一个国家文明、一个当权者英明的程度。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大概也因为如此。
有人曾对“和谐”二字作过解释,说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有饭吃,而且能吃饱饭;如果一个国家人人都有话说,有说话的地方,人人说话有人听,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可以说是和谐了。
作者简介:周养俊,主任记者,西安邮电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邮政作协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理事、陕西省职工作协主席、陕西散文学会副会长。出版各种文学作品集及长篇小说18部,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中国当代散文大奖、五一文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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