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作家 || 王戈：雷达是本大书
雷达是本大书
文/王 戈
31日晚8点14分，手机骤响，一看是雷达便幸喜，他来电话总在晚饭前后。“王伯，我是雷容，我爸下午……”接下来的话我不敢听，更不敢相信，我想是手机信号出了问题，便赶到阳台上大嗓门问你爸怎么啦，怎么啦？ 雷容哭泣说，下午起床上厕所，出来说不舒服，我妈扶在床上，呼急救车，还没到医院……
厕所！又是该死的厕所！近来常有厕所夺命的报道，没想到万恶不赦的厕所竟将夺命的大刀抡到了当代文学巨匠、我的同乡、同学、挚友雷达老弟的头上！
呜呼！58年的友情，就这么瞬间成了永诀！
接完雷容的电话，接着又有一连串找我求证的电话，纷纷问是不是真的？没听说有什么病，怎么可能？我回答，他儿子刚说的，是真的；生命到了这年纪，什么可能都会发生。
接下来，我还得将这一噩耗告知我俩共同的同学、朋友，西安的，兰州的，深圳的，上海的……彻夜无眠，无情的噩耗击碎了头脑的思维，彻夜无眠啊！哀哉！痛哉！岂一个“哀痛”概括得了？
此前，3月1日元宵节前夕我去他家，带了点陕北的小米和甘南的蕨蔴。他顾及情面，不愿带吸氧机与客人谈话，我说咱俩就别管那么多了，身体最重要。他谈了治病的情况，抱怨每月6000多元的中药吃了不见效，因是外地的还报销不了，又改看北京的中医。他送我刚出版的散文精选集《黄河远上》，所选篇目之前我大都看过，带回来再读。还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雷达观潮》样书。他说散文还要接着写，下一篇是《我的大学生活》，就所写的内容特别是当年我们的老师该写谁怎么写征求我的看法，我俩作了仔细的推敲。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之长谈，约两小时，对一个病人已属不易，便婉言谢绝午饭招待而告辞。
4天前3月26日下午5:04分他来电话，谈了6分55秒，在他呼吸困难后的电话交谈时间算最长。这次我主要说了再读《黄河远上》的感受，说成了我的床头书，每晚必读几段，就其生活的广度、内涵的深度、文章的气势的而言，我现在阅读范围有限，还没读过有如此精美的美文。他说这种评论博客上很多，你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说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你说是在兰州写的，分析的很有说服力。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也是在兰州写的，怎么没写进去，他奇怪地问是嘛，我说是他儿子讲的。他说没看电视不知道，知道了也应该写进去。他写西北那组散文大都征求过我的意见，譬如《梦回祁连》那篇，我就纠正过他的几处记忆，他都照改了。
接着谈身体，我劝说天气好了，你可以出去走走了，他说还是不行啊，缺氧！
“缺氧！”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不知道那些伟人们，学者们，作家们，留给他最好的朋友的临终遗言是什么话？而雷达留给我的竟是“缺氧！”
“缺氧”除了是生理词汇外，是否还人生际遇、有人生哲理的含义啊？
不管身份证上怎么记载的，我知道他的真实生月是1943年3月，也就是说，他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完完整整地走过了75年的生命历程！
我与他相识、相交在1960年秋天，屈指算来已有半个多的世纪。那时他叫雷达学。我们一起度过了饥饿难忍的困难时期，一起在著名教育家江隆基创建“黄金时代”的兰州大学学习生活。我们有许多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一起去工厂农场参加劳动，一起到祁连山下投身“四清”运动，还合作创作过一部在大学生会演中得了奖的“花儿剧”。由于家近，他不常住宿舍，经常夹本文学名著来上课，也不往前排坐，下课夹起书本就走；我由于担任班上的学习委员，常有收缴作业、通知辅导之类的琐事，与他交往也相应地多，也常去他家交流感兴趣的话题。常来常往便有了友情，同是渭河上游人，他天水新阳镇，我陇西马河镇，熟悉了，便不直呼其名而以出生地相称，他称我“马河镇的光面皮袄”，我称他“新阳镇的浆水搅团”，这种好友间的戏称持续了很久很久。上学期间，甘肃日报发表了他的散文《洮河纪事》，我分享过他的喜悦。他很看重这篇处女作，入选于两本散文集。
1960年代后期我第一次来北京，去过东城区据说是梅兰芳公馆他供职的编辑部。几个同学相约在天安门合影留念，记不清谁的主意都在席地而坐，照片上竟没有天安门城楼，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1970年代后期的一天，他从湖北来西安，住我筒子楼的单身宿舍，两人兴奋地交谈了一整夜，早晨才发现，满地的烟头，那时我俩都是头等烟民。临走他送我几个当时极为罕见的彩色胶卷，说他不喜欢搞摄影，回去要活动调文艺报。
不久他如愿调进文艺报编辑部并在该报发表文学评论，记得第一篇评论不长，却用了好几个“似乎”，我写信为之祝贺，并玩笑说“以后该叫你似乎先生了。”此后多少年，他说每当用到这个词，就想起我的那句话。
进入1980年代，我出差北京的机会增多，常去沙滩红楼见他，只要时间允许，还去东郊他家。其时我俩都已拖家带口，麦子店还是农村模样，他的家是自己辛苦打造的平房，非常简陋。一隔三间，做书房的一间堆满了文学期刊，足有半人高，史无前例的文学热使得文学期刊空前的繁荣，全国各地的期刊都送他，他就整夜整夜地埋头在那堆期刊里大浪淘沙，发现文学新人，遴选优秀作品，把脉新时期的文学走向，写出一篇篇文学评论。他的前几部著作都是在这简陋的书房里写就的，文章篇末大都注明某年某月某日“于京郊麦子店”。夫人杨秀清对我说，早晨一推门，满屋子的烟，呛得她不敢进去。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数次借调交通部，有时一住数月。其时他已搬家安定门外，距交通部招待所不远。每到双休日他必有电话，而且简短到只有一句：“晚上来家吃面条。”他知道招待所伙食差，便以吃面条为由替我改善生活。不过，这时抱怨批评我的话就来了。“你这家伙，来北京比去大差市还勤（指去陕西作协），不好好搞你的创作，胡跑啥呢？”我也无奈，回答我们是部直属单位，上级单位向下级单位要个人，谁敢不给？谁敢不来？你是京官儿，你懂的。
我曾两次获得全国文学奖，有人说全靠老同学雷达操作帮助，对此说我有口难辩，曾在一篇文章中作过辩解也无济，只好缄默。事实是，1983年评优秀短篇小说奖时，雷达尚是个初出茅庐的普通编辑，翅膀还没硬到能左右全国奖的程度；1992年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时他出差云南，在那里潜心研究云南文化，写出的《重读云南》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被选入上海市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课本（必修）。颁奖大会临近结束时他匆匆回京，到京西宾馆坐后排听了我的发言，之后安排我们西北地区的获奖作者去拜访几位文学界的长辈。今天雷达与我们永别了，谁爱说就说去，我再不费舌了。
一夜无眠后的早晨是4月1日，我要去华威北里48号楼他家吊唁，为雷达送最后一程。相约同去的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老同学李保元，兰州大学王作人的女儿女婿。站定在客厅的灵堂前，痴望着他那憨憨的、稚气的、微微的笑脸，我们两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不禁失声痛哭，我嚎啕着跌倒在地翻不起身，几个孩子吓坏了，扶我靠在沙发上，夫人杨秀清递来纸巾，坐身旁抹着泪陪我说话。她说的发病抢救过程与雷容电话里说的一样。她最了解我与雷达的感情，担心我挺不住，再三再四地劝我不要参加4日的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我们俩老人答应了她的规劝，但提出要去医院看看遗容。他们商议后同意送我们去，一再叮咛要控制情绪。路上几个年轻人还有意说了点高兴话调解情绪。
一殡仪员打开铁匣子，拉出我们的雷达，他身着西装领带，双目双唇紧闭，面色红润，肌肉饱满，安详地趟着，像是在熟睡。我知道他平生不爱穿西装，殡仪员说名人应该穿正装；我问鞋，回答老北京布鞋；我问牙，回答没有假牙。
顿时我陷入沉思，我们的雷达并没走，他还在我们身边，只是太累了，需要长长地睡一觉……
或者，他的大脑在思考当代中国文学，顾不上和我们说话……
或者，他还在埋头写《我的大学生活》，没发现我们到来……
或者，他很快就有电话，约我们见面……
“别愣着，三鞠躬吧。”殡仪员引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毫无疑问，雷达是当代中国无人替代的文学评论家，被誉为“中国第一评”。这点赞之词不是我等说的，而是出自他的同僚某评论家之口。
就我所知，他已出版的个人著作有十七、八部，堪称“著作等身”；
就我所知，他以学者身份出访过几十个国家，通晓世界文学的现状；
就我所知，他是兰州大学百年校史上中文系培养的最优秀的人才；
就我所知，他为兰州大学培养的博士生已在西安交大、长安大学、西北师大、西北政法大学、中国公安大学等院校担当重任；
就我所知，他是甘肃省评定的20名甘肃籍杰出人才之一；
就我所知，他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就我所知……
我要肯定地说，雷达是本大书。
这本大书不是指他的人生经历。他的人生经历虽有坎坷，但没有大起大落的悲壮。
这本大书是他的头脑，他的睿智，他的奋进，他的思考，他的敏捷，他的治学，他的理论，他的著述，一句话，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这本大书我写不出来，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有人写。
2018年4月2日急就
2017年9月，欣赏"黄河远上"封面设计
王戈，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长安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业余从事文学创作。主要获奖作品有：《树上的鸟儿》获1983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通向世界屋脊之路》获1991 1992年度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江隆基》获2001年中宣部“五个一工程”电视连续剧奖(编剧之一)。
往期精彩链接
↓↓↓
西北作家首届文学奖入围作品01：向麻雀致敬 （散文）王利群/陕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