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经新义》：是从空谈到实用，还是王安石的党争的开始

熙宁八年，北宋科举的“新教材”《三经新义》正式颁布，《三经新义》的出现，代表着北宋文人的选拔和政治风向即将从“空谈诗文”到“文言论策”的阶段，顾名思义，为了符合宋神宗的改革目标，由这一年起的科举考试多选拔人才的标准从不切实际的文化讨论上升到结合国家政策来解决问题，而“实用性”人才，也将变为未来的启用标准。

自熙宁二年起，王安石变法大肆开启，王安石变法在之前早已有了征兆，但王安石的犀利作风依旧是出乎大多数人意料，他首先成立了三司条例司，将改革部门独立在固有的体系之外，在此之后的几年，王安石的青苗法、均输法、募役法纷纷出台，这一系列新法迅速地动摇了富人和地主的利益，因此导致王安石在朝廷上被猛烈攻击，王安石此时可用之人极少，他组织忠臣于变法的团队迫在眉睫。

于是王安石率先作出的行动是“划分派别”，不再尊以往和而不同的士风，开始以对待变法态度不同的人来划分队伍，这样做的好处在于王安石个人的执行力和决策性达到最高，而弊端则是，开启了宋代后期的党争，这样的开端源自于他和宋神宗共同的观点，觉得以往兴于讨论的政治特色效率太低，于是便打破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那么根据这一点延伸出来的是，宋神宗与他一同还策划了科举的取士标准的改革：

“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

宋神宗于王安石一致认为谈道德终究还是不如做实事，于是便规划“使学者归一”，自熙宁五年起，王安石就在着手修改“科举教材”，这本新的科技标准就是后来著名的《三经新义》。

一、《三经新义》对变法的作用

熙宁八年，《三经新义》正式颁布，北宋的科举场上出现了新的教材改革，《三经新义》注重经世致用，而不再是空泛或者华丽的诗词歌赋，因此王安石以他编纂的《周官新义》为核心，以实用的论策之风取代以往空谈之风，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加快了科举生的“议政速度”，但也改变了以后的科举的生长基因。

那么《三经新义》的颁布，对王安石推动变法是否有好处？

实际上熙宁八年，王安石再次拜相后不久，就请辞告老了，这就意味着变法实则已经不能力挽狂澜，无力为继，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王安石的人才培养计划未能实现，他在不久后就离开中央，成为地方节度使，这其中与宋神宗迫于朝廷议论要冷落王安石有关，也和王安石看到了宋神宗的成长，于是便自觉退出这场赵宋的改革之中。

可《三经新义》的颁布，他对于北宋而言却是有着极大的效果的，虽然这种效果具备两面性，但论策的学子之风，在王安石再次开启北宋党争后，有着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这些被新教材改造后的科举学子们，有了机会，也更敢于上书皇帝，直接抨击时政，弹劾腐败官员。

二、新教材，新学子

在宋徽宗朝，以寒门为代表的科举寒士，在进京之后，纷纷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迹象，而更甚者，还弹劾了当朝的宰相以及位高权重的官员，例如蔡京就曾被学生弹劾，导致一时矛头都指向蔡京，而后来也有人弹劾宦官童贯，更是直接提出了奸臣之说，那么对于垄断朝政的宰相来说，这种附加的职能，反而起到了监督作用。

但同样的，这种现象也是具备两面性的，有好的一面，自然就有弊端。学子们过早参与议政，让他们过早就形成了党派，后来取士成功后，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加入某个派别，最后加剧党争，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学子如此大胆地指责当朝高官，必然也有人在背后撑腰，这说明了北宋晚期的朝廷关系就会因此出现很复杂的裙带关系。

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的本意是为了培养属于自己一方的“变法官员”，让他们大胆地指出不对，也培养他们有利于变法的台谏话语，让变法派能在人才底蕴上占据上风，所以“三舍法”，与王安石的教材改制也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后来到了徽宗朝，朝纲因为宋徽宗的不作为而被垄断，蔡京和童贯等人的专政，既来自于宋徽宗的放任，更是因为徽宗没有治世之心，于是这批新的学子，实际上反而成为了蔡京等人的爪牙，这直接构成了南宋朝廷的党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