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殿伦 ：我的童年不幸福

作者：任殿伦

我生于1936年7月，正是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抗战胜利后接着是三年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年我13岁，我的童年是在兵荒马乱担惊受怕的岁月中度过的。晚上最怕捣街门狗咬，这时不是兵匪骚扰编村查户口就是父亲回来了，两种情况都怕。我父母的结合是春秋配大不对，强扭的瓜不甜的婚姻。父亲很少回家，回到家来，夫妻俩小则吵嘴，大则拿刀弄杖打架，白天回来也不例外。有一次险些闹出人命，招引来半街的人看热闹，我祖母束手无策，我和妹妹吓得像丢了魂的小兔子跑不得叫不得抖作一团，也成了人们的看点。幸亏拉架的人多，又恰遇部队的军医处住在我姑母院里进行了及时抢救才没有闹出大事故。父亲在外做事只是个小学教师或小职员，工资本来不高，很少能补贴家用，再加上两口子不对劲儿，后来就干脆撂挑子把我和妹妹甩给我母亲，让我祖母到后街我姑妈家。母亲因为父亲不管家就让我和妹妹找祖母去。晚上我俩和母亲睡觉，第二天吃了早饭后我就背着妹妹去找祖母吃午饭。我年龄小背不起她来，就把她举在李家临街的窗台上，让她趴在我背上再背她走，有时玩耍的误了饭也不敢说，就弯回来向母亲哭鼻子，母亲很心疼我们，就给我们做好饭吃。常是这样，母亲接受不了，气愤了，就把我当作要挟父亲的工具。我8岁那年父亲在旧尉屯一个编村干事，这年秋天尉屯唱戏时，母亲对我说：“找你大看戏去吧。”我很爱看戏，母亲说这话我自然高兴，于是就随着看戏的人群去了尉屯，到戏场时戏已经开演了，我就一门心思看起戏来。戏台上红红绿绿的表演，铿铿锵锵的乐声吸引着我，根本没有想到趁白天去找父亲。开始还挺有精神，天黑下来后就支撑不住了，丢顶瞌睡，好几次把头砸在前面人的脊背上，人家返回来推了我好几次，勉强清醒一阵，后来就不知不觉窝在地上睡着了。戏完了，我被人们的喊叫声惊醒，紧张了，一骨碌爬起来冲出庙门，随着朝南的人们漫无目的地跑起来。这时有一位向北拐的男人看到我不正常，就喊住我问：“你是谁家的孩子？乱跑什么，不相跟大人？”又拉着我的手说：“你去哪里？”我说：“找我大。”“你大是谁？”我说出我大的名字，他就要我跟他走，他说我大跟他在一起。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有人跟我搭话悬着的心就踏实了一半，于是就跟人家走，结果真的找到了我父亲。多少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来还后怕，那几年正闹狼灾，即使遇不上野狼到哪里落脚呢？母亲对父亲的大胆要挟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倒是使我经历了一番锻炼，长了些见识。

时隔不久，我还被当作人质受过一次惊怕。这年秋天编村给每个妇女摊派了四丈布，二斤棉花的任务，母亲出不起，就带着我和妹妹躲到真兴村我舅舅家。有一天，闾长派了一个人来到舅舅家要我母亲回下栅，找不到母亲就要带我走，说这是闾长的命令。这人挺面善，扎着裤腿，腰间紧根腰带，手里拿着长烟管，记忆中好像是任灵儿或刘定常，是村里的穷人。他说他带着公事，因为这里是游击区，不敢带进来，进村时塞在草堆里了。对我舅舅说：“让孩子跟我回吧，我空着回去交代不了人家，要受制咧！唉，谁家没有孩子，我看对一个小孩子他们不会怎么处置。”舅舅没法，就让我跟他们回下栅。回来后他把我交给祖母，接着就进来四、五个人，闾长像个唱花脸的山大王，很厉害，四个妇女中有一个是妇女干事，有一个是闾里的妇女组长，她俩都穿着锃亮的皮鞋(当时穿皮鞋的人很少)，梳着楼楼头油头粉面很厉害。他们三人吼三喝令对我一老一少杀气腾腾非要带我到编村坐黑房不行。我虽然年龄小，但对他们没有一点好感，这时一点也不怕他们，他们要带我走，我跳下炕就要随他们走，后来经祖母再三求情，才允许我在家睡一晚。其实他们并不想带我走，后来才弄懂是要把我当人质，逼我母亲回来罢了。母亲在真兴放心不下我，第二天就回到下栅，想办法到坛果村找到武二青（我祖母的外甥女婿）由他垫资完成了摊派任务。冬天母亲给武家做了一冬季营生顶了债务。我和妹妹在姑母家生活。

日寇投降后阎锡山一面强制推行兵农合一暴政，使农村土地荒芜，民不聊生，一面抢夺胜利果实挑动内战，人民渴求和平的一线希望被破灭了，惶惶不可终日。1946年6月全面内战正式开始，中共革命战争史上叫做三年解放战争。

1947年（农历腊月24晚），解放军似神兵天将突然来到孝义，城周围20里以外的村庄全都驻扎上解放军的大队人马，汾孝战役开始。春节早晨传回话来，说攻破孝义城了，这就是解放战争史上第一次解放孝义。期间父亲滞留在外与家里失去联系，3月解放军为了战略转移退出孝义，阎锡山重组政权，孝义人民又陷入苦难深渊，我村但凡有活路的人都外出谋生去了，母亲得知父亲在平遥武庙学校当教师，秋季带着我和弟弟去平遥找到父亲定居下来，入冬时又把妹妹接来，祖母被姑妈接到太原。在平遥的日子仍不好过，1948年4月临汾战役期间，平遥岌岌可危，人心惶惶，一旦打起战来别说吃粮食，连野菜也没处挖，于是母亲带着弟妹又回到孝义老家，我留在父亲身边，住在学校随他读书。我送母亲到火车站，在检票口目送他们上了火车，我哭了。

临汾战役结束后，于6月18日晋中战役打响，历时1月阎军遭到惨败，7月16日战役结束。阎锡山狗急跳墙作垂死挣扎，就在这天紧急命令晋中各县军政人员城内民卫军向太原总退却，平遥特殊，竟然将城内所有教师和住校学生(住家在校外的教师也不放过)全部席卷到太原，我因为是跟父亲住在学校要随父行动，我成了退却队伍中最小的一员，那年我12岁。（关于临汾战役，晋中战役等历史知识和具体时间都是后来阅读文史资料时知道的，作为我一段经历中的背景我愿揉进去写的具体点。至于从撤退到太原经四个月后又回到解放了的家乡，都是我的切身经历，是我童年转入少年期，过早地步入社会真正感悟人生的一幕。）

7月16日解放军歼灭了由阎军中将司令赵成绶指挥的最后一部，赵承绶被俘，晋中战役结束。这天午饭后，有一架飞机在平遥城上空盘旋，最后扔下七个降落伞，全城人飞奔着去看稀奇，知道了每个降落伞系着两箱炮弹，传单像雪片似的飘飞，我们小孩不知道写着什么，人们个个不以为然，都当新鲜事谈笑。

晚上约11点，全城捣街门声响成一片，我们都以为是解放军攻城咧，慌慌张张。后来听说是要集中开会，一个不留。于是我跟着父亲随大伙去到照壁南女子学校，都到齐后，文教科长讲了几句话，就出发上路，和集中在县政府的部队、机关干部还有部分市民约两千余人出了西门。

这时正是农历六月上旬，没有月光，有个人打着灯笼出西门时警察用刺刀给挑了。夜色苍茫步履沉沉，两千余人踏上了一条特殊的迁移路，夜深人更静，人静心不安，沿途能听到田野中伤病员的呻吟，隐隐约约也能看到横七竖八无声无息的死尸，这些苍凉的景象都在告诉人们，这里的前一、二天曾是晋中战役的战场。

第二日天明进入文水地界，稍事休息，但没有说话声，只见在校的女生们躺了一大片，他们在哭泣嚎吼，这时谁也管不了谁。听得一声号令，继续上路。一天走了七十里，夕阳西下时到达文水县城，在文水中学每人吃了一碗和子饭，住了一晚，第二天没有吃早饭，在中学操场上集中，又加进了文水中学的师生一齐上路。

出文水城向交城进发的前一段地区基本是平川，这里没有战斗过的痕迹，大队人马在宽敞的公路上行走，比较自由，孝义籍的老乡无形中聚在一块，有了说话声谈笑声，这对消解疲劳多少能起点作用。我们大概是行军的后续部分了。在一个丁字口上公路北面伸出一条小道来，这时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他是要往北走，父亲认识他，就托他捎我走，他们继续随大军向西走。这人带我走了约二里地到了一个村里，停下车对我说：“我到这村里有事，你弯回去找你大去吧。”说完跨上自行车走了，我只好往回拐，回到公路上时已经没有行进的大队人马，我紧张的不知所措时，恰好过来一个当兵的，问清我的情况后说：“跟我走吧，能赶上他们。”他的步子很大，我一路小跑步追赶，唯恐失去这颗唯一的救星。后来终于在一棵柳树下见到我父亲，正和一群孝义籍老乡休息，见我到来都吃了一惊。我坐下来哭泣，没有人安慰，只是停止了谈话，父亲一脸苦笑。我当时最大的委屈不是一路的艰辛，而是：若不是遇到这位好心的兵，我到哪里去？有人收留我或许我就是文水人了，没人收留或许成了流浪儿，也许就在那里完蛋了。我祖母常常给我说“好心人必有好报，出门遇贵人就是一例”，但这只是祖母的一颗善良的心，并非法定，不过这回总归是件好事，是不幸中的万幸。过后我常常想，父亲在岔道口上的抉择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后半天进入山区步步登高，没有公路绕山路走，傍晚时到达交城县城，老远就看到城墙上的八个字——“蒋阎不死大乱不止”，过西关没有入城继续行进，城门口有四五个妇女看我们。退却大军中前后分别有37师和44师残部，是丧家之犬，来在这敢把骂蒋阎的话用门扇大的字赫然写在城墙上的地方，不敢轻举妄动，当地的八路军可能没有正规部队，民兵游击队对我们秋毫无犯。但人们的不安全感要胜过两天饿肚子和长途跋涉的困惑，主要是怕打战。这种担心在一个叫坛村的地方得到了验证。

坛村是交城县的一个小村子，其规模大小建筑格局基本和我县的宋家庄田家沟差不多。当晚大约九点时，前锋有37师，后卫有44师残部，群众被夹在中间全部进入村庄后，突然响了几声清脆的枪声，接着便是枪声大作。所有群众龟缩在一个狭窄的街巷里，一个个撅起屁股，把头插在人与人的夹缝之间，顾头不顾尾，保命不怕伤，静悄悄只听枪声响，大气不敢出。后来枪声突止，有人高喊：“误会了，误会了！自个打自个咧，放心吧！”龟缩在街巷的群众听得，前不敢出西门，后不敢退东门，呼啦一声全部折了回来，顿时叠起一座人山，我的左腿被压在最底层，怎么也抽不出来，好不容易人群疏散开抽出腿来，却把鞋子给抽丢了，回头去找，见满街的鞋子，随便穿了一只，所幸没有伤着就归队了。此地不敢久留，继续前进。

第二天我们知道这场战斗是民兵游击队选中目标，专打当官的一群而发起的，到他们引得对方打起内战后，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休息时我们看到受伤的官太太们有的骑在马上，有的被人搀扶着一个个哭丧着脸。其他人员安然无恙，人们不能不佩服民兵游击队高明的作战艺术。

过了坛村，我们走上真正的山路，昨天所谓的山路和今天的比，那是小巫见大巫普通不过。这回我有机会见识到交城山的真面目。交城去太原当然有路，但我们不敢走，我们是躲灾难寻太平，必须走这没有路的路。鲁迅先生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爬山也是这样，前头有人领着，接着是一个人拉着一个人的手连成一串儿，这叫爬山也叫走路。我们亲眼看到县政府的两辆汽车因上不了山，在山下烧毁，有人把自行车砸坏，倒在那里，只身上山的场面。白天黑夜爬上去，然后下山翻沟再爬另一座山，上上下下爬了三天三夜六座大山。那时正当暑伏连天，白天爬山，晒的人头晕眼黑，晚上伸手不见五指，找不到插足的地方，三天没有饭吃，饥渴难忍，渴比饥更难忍，山下沟坡地有园地，下山后能吃生南瓜、玉茭、西红柿、不熟的红嘴桃也能充饥，生葡萄酸溜溜的，摘上几串留着晚上吃能防止睡觉，山沟里有泉水可以喝。天变一时辰，黄土高原雨季的雨说来就来，当我们爬上第三座山时突然下了一阵瓢泼大雨，没有避雨的地方，一个个被淋得落汤鸡似的。我白天还好说，最怕晚上，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时还做梦。父亲拉着我，有一次不耐烦地说：“你要不走我就倒下你不管了。”这是父亲万般无奈下的气话，哪能这样做？还是使劲拉着我。第三天天亮时，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我战战兢兢地问父亲：“怎么太阳又要落山了?”父亲笑着跟人说：“孩儿怕黑间怕的糊涂了。”转过身来安慰我说：“天刚亮，别怕，这就快到白家庄了，到了那里就能坐火车去太原了。”

行军队伍中人们都在传言“快到白家庄了”，“离白家庄不远了”。这话多少起了点望梅止渴的作用，有了笑意，比较轻松了，其实只不过是有了路，不用再爬大山而已，从太阳出山直到下午两点多才真的到了白家庄。白家庄也是山区，沟地比较开阔，有煤窑，铁路，不时地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我看到煤斗从煤窑口出来，然后由煤车送上半山腰，把煤倒下来，堆成一座煤山，感到很新鲜，似乎乐不思蜀忘了前几日沿途的艰辛。在河的岸边有菜园地，人们就去摘南瓜和西红柿吃，照园地的老汉不让，骂我们，惹恼了一个年轻后生，就不客气起来，高叫道：“怎么？我们是上太原保卫阎司令长官的，吃你几颗西红柿算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我到太原后亲自去告阎司令长官。”结果是照园地的老汉道歉认输，悄悄躲开了。三点多时往太原运煤的火车要开车了，我们爬上煤车，三十里的路程，火车头不听使唤，时而发动不起来，时而要加水了，司机们提着水桶下到河里一桶一桶往上提，然后灌在火车头里，直到傍晚才到太原小东门，人们已经很分散，坐这趟煤车来的只有二三十人，其他的人大概是步行着提前到达太原了。我们是最后一伙。

进了城我们不叫退却队伍，而是难民，柳巷北口正大饭店对面门上挂着“孝义难民接待处”的牌子，平遥难民多，接待处在南肖墙东口学校里，每个学校占一个教室，机关干部也在这里。我住在姑妈家，姑母家已有几个滞留在太原的亲戚，窄房小舍祖母和院邻的两个老太太住，姑父的二姐和她的孙儿住门道，我住在厨房里。

进了太原城最初十天有人管饭，早午开饭时我到接待处领一个大黑面卷儿，后来就没人管了，难民只好四分五裂各奔前程，我吃住在姑母家，比其他学生难民条件要好得多。这是我第一次来太原，觉得什么都新奇，也很开心。当时的太原城已经被解放军围困的水泄不通，成了一座孤城，各级学校都已停办，学生们混迹社会，为了生计各找各的营生，我开始是给姑妈家卖故衣，每天摆出去收回来，根本无人问津，徒劳无功干不成，就卖烟卷，卖报纸。上午沿柳巷学着太原口音一路高喊“二级老牌咖啡烟”一直到海子边。这里有耍拳卖艺的，拉洋片唱戏的，人很多，我就摆开地摊边看红火边卖烟卷，不喊叫卖声也有人买。下午先到“太原晚报”“民众晚报”两个报馆批发报纸，然后再到柳巷、桥头街、开化市区卖。晚上比较安静，我叫卖“太原晚报”“民众晚报”的童音惹人喜爱，也让人可怜，于是有的人不问价钱塞给我一张票子——只有多没有少，拿一张报纸就走了。每天九点多就卖完了。这行当也行，虽然不足以养活自己，总能给姑妈家添点补助。

到农历八月形势吃紧了，东山上的争夺战打得很激烈，每晚12点以后连珠的炮声一直不断，天亮后一批一批的伤员送回城里来，天空中有支援太原的三十军的土黄色飞机擦着楼顶飞过，声音大得怕人，这段时间不能做买卖了，我就和同院的七户人家合伙打防空洞。太原城的整个空间充满了恐怖，住在太原实在是朝不保夕，凶多吉少。于是我姑父通过关系把我祖母和我堂伯送出敌人哨口回了老家。过了中秋节，又送我和几位亲戚在北营出了哨口，结果被枪声和炮声截了回去。农历9月下旬，姑父又送我们从城西出哨口回老家，为汲取上次教训，姑父亲自送出哨口。距对方的哨口不过百米距离，出了哨口不远就是解放军的前沿阵地小店村，我们以为这就安全保险了，正大模大样在公路走时，突然从北面打过枪子来，能看到明晃晃像流星似的子弹飞过，能听到子弹吱儿吱儿的声音，幸亏我们伙伴中的王泰丰老人有经验，喊道“快趴下！”我们立即滚到公路旁的壕子里。这里已经是解放军的哨口，这时有一位穿灰色军装的解放军看到我们的狼狈相，微笑着走过来对我们说：“跟我走吧。”说着就替两位老人背上包裹，领着我们走战壕、钻地道，约十多分钟到了小店村，把我们交给村干部，他们检查了我们的包裹，安排住了旅店。小店刚解放不久，墙壁上有弹痕，我们还看到廊檐下有胳膊上戴着“孝义”臂章的支前民工休息，他们每人挑四颗炮弹，等天黑后往前沿阵地送。除以上两个战争迹外我们设身处地的感觉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住一晚，第二天步行60里到达榆次，这里的繁华市井，人们的言谈举止全是一片升平景象。只是唯恐敌人轰炸，火车要在晚上开。敌人退却时把客车都集中太原了，我们只好乘门子车和煤车，沿途倒换了两次车，因为晋中战役时南同浦路遭到破坏刚刚修复，为安全起见走的很慢，直到天明时才到了介休，从介休步行，过罗王庄汾河渡船到达北姚姑父的二姐家，吃了午饭，我独自一人回到离别一年零三个月的老家。

我一进门给了全家人一个特大的惊喜，祖母正患伤寒病，一见我回来骤然来了精神，减轻了一半，我的喜悦之情无可言状，弟弟正在炕上玩，见我回来就在母亲的针线盒里寻出一颗扣子来，举起来说：“这不是俺哥哥的扣子？”弟弟的一句话触动了我的感情，酸甜苦辣一起涌上我的心头，顿时嚎啕大哭。我和弟弟离别时他刚刚过了两岁生日，说话还咬字不清，这阵的一句话说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而且是举着一颗扣子说，他还记得是“俺哥的”。他已经有了睹物生情的意识，时刻在想念哥哥。在我的百味人生中，这是我感悟人生最深的一刹那。直到如今，我已年届古稀风烛残年。还常常想起他惊喜的眼神，无邪的言语，天真的举动，有时是噙，眼泪回忆的。人是感情动物啊！

任殿伦 ：我被调离家乡的前前后后

四次出现在《任氏家谱》中的刘姓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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