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信情结 | 郭新荣

作者：郭新荣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老师就教我作文了。后来，在作文课上，就给我们讲写信。讲了写信的格式要求，包括:称谓、问候语、正文、结尾（要根据收信人的身份，写表示祝题的话，以示礼貌、署名和日期）。最后，还要写信封，以及邮寄等。当时我们学写信，有写给父母的，有写给兄弟姐妹的。而最典型的是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我们的学习情况。但那些信也就是练练手而已，都没有寄出去。只是学会了写信的基本方法。而我们学写信的范文，则是毛泽东主席给他的老师徐特立同志的封信，这封信成为我们后来给老师写信的范文，有几句话至今都能背诵出来:“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而我最早将写信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则是在升入五年级的冬天。那年冬，我四哥参军入伍，在青海省贵德县；我大哥已从部队转业至内蒙古。这样，给两个哥哥写信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我这个小学生的肩上。那时候写信，没有自己的思想，只是父母告诉写啥就写啥，一般是写要告诉的事情以及要问询的话题。按父母说的意思，先打草稿，写好后，给父母念一遍。有需要补充的，再加上，定稿后，再抄写遍。写好信封，等邮递员来送报纸时，把封好口的信和邮票钱给了人家，才能寄出去。那时候，寄一封平信的邮票是8分钱，全国统一，省事、方便。

将书信运用于我的生活，则是在我考人中等专业学校之后的事。那时起，我就正式写信了。给父母写信，给老师写信。介绍我们学校的情况。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们参加高考前的动员会上，兑镇中学教导主任侯绳纲老师说:“同学们考上学校，人学后，一定要写信给我。”那时候，我很天真幼稚，人学后，还真给侯绳纲老师写了一封信。但后来想，兑镇中学一年考上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有一百多人，都给他写信，他能看得过来吗？也不知道他看了没有，反正，我给他写了，我就心安了。

再就是参加工作后，给班主任老师写信，给同学们写信，互通联系方式。而通信联系时间最长的则是我在校时的同桌，也是我们的班长、团支书杨雪平同学。我们互相通信达六年之久。在信中，我们交流工作经验、学习方法等，互相鼓助，共同进步。那时，我们都报考了山西刊授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他还给我邮寄学习资料，对我帮助很大。他给我写信，是用毛笔小楷写的行书，一挥而就，流畅漂亮。至今，我还留着他写给我的好多封信件。

我刚参加工作，是在离我们老家一百多华里的交口县城。三年后，调回孝义县城。我调回孝义工作后，给我刚参加工作时的第一个上级写信，介绍我的工作情况。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还给我回了信，信中言语恳切，指出我的优缺点和努力方向，要求我努力工作，积极要求进步，待工作稳定之后，找对象，结婚成家。30多年过去了，这封信我一直保留着，这是他对我一生的鞭和鼓励。

把写信运用于工作中，则是我刚参加工作后。我在离县城70多里的乡镇下乡，利用晚上业余时间，给县广播站和报社写稿。写好后，则要给编辑同志写一封简短的信，连同稿件同寄出去。

而通信时间最长的则是我远在内蒙古工作的大哥。那时候，人们家里没有电话机。而打公用电话，费用高，又不方便。要相互了解情况，或商量事情，都只能靠通信来实现。一封信往返最快需半个月。遇到有急事时，则要拍电报，把要说的事，用最简短的文字写出来，一般不超过20个字。平常我们一月一通信。后来，两三个月写一封。直到公元2000年2月，我们家里都安装了固定电话，能直接通话了，我们才不写信了。

在那个通讯设施欠发达的年代通过书信交流、交往，颇有一种“家书抵万金”的感觉。我在读完一封来信，或给对方回信后，有时会有种欣慰、成就感，那是一种超自然式的静态感觉，那种感觉与打电话的感觉，好像完全不是一回事。

如今，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在工作单位和家里的电脑以及手机上都能上网，互相联系方便多了，再不用为信件发出去，收不到而着急、担心了。需要时，马上就可以回复。

而我给报社发稿件，或给上級部门发邮件时，还是要按照写信的格式，写几句简短的话，以表达自己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