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看病（下）
作者简介：李捷
终于捱到了凌晨两点，我们要去排队挂号了。母亲把包里她拿的保暖背心，外衣拿出来让我们穿上。让母亲就在店里坐着不要动，困了再趴着睡一会儿，第二天七点半到医院门诊大厅与我们会合，有什么特殊情况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安顿好母亲，我们走出肯德基店，走进了北京之夜的寒冷中。我们的影子在路灯下变幻着样子，偶尔有一辆出租车驶过来，带来呼呼的风声，刹那之后，风声又过去了。
走了两里多地的路程，来到了同仁医院门口，几个小时前保安告我们排队的地方。还有比我们更早的人，已经有十来个人或坐或站在前面了。有男有女，每个人的身上披着一张夏被或毯子，坐在凳子上睡觉。有两个男人在聊天。这就是传说中的票贩子吧？我低声问姐姐。是的。姐姐回了一声。他们的状态，说话的神情，完全就不是病人的家属在排队挂号，他们谈笑风声，没有一丁点病人家属所特有的焦虑和忧伤。但是，这又是他们赖以糊口的工作。
我和姐姐排在队伍的后面，用手捂着耳朵，两只脚来回跳动以抵御寒冷的侵袭。一个男人走过来和我搭讪，他说，那边和这边一样排队。他说着话指了指对面的急诊大楼和住院部，我没有吭气。他重复着对我又说了一句，我瞪大眼睛漠然地看着他，依旧没有回话。他的意思我明白，他要我们到对面的急诊楼去排队，急诊楼需要排队吗？没明白我的话吗？他又问。没有。我回了他两个字。切，傻瓜。好，我是傻瓜。我心里说。
等待天亮的时间过得很慢。五点多的时候，我们排着队被保安带到了门诊楼前面。共有两支队伍，一支是看眼睛的，一支是看耳鼻喉的。看眼睛的又分为眼底和近视、弱视、斜视的两支队伍。还有看白内障的、青光眼的就不知道在哪儿排了。母亲的病属于眼底。我排着队坐在门诊楼外的石头台阶上，竟然睡着了。等到六点多，保安打开了门诊楼，让三个人一组往进走的时候，人群骚动了。懵懵懂懂中，我被后面的人挤着醒来，被推着一溜小跑往楼里赶。别人都往三楼跑，我也往三楼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到了三楼的人又被分为三个组，有三个窗口可以挂号。到八点多工作人员来了才可以挂号。依旧是等。有许多票贩子插队，排队的人干生气而没有办法。我到处找，没有找到姐姐。越等越觉得不对劲，我看见三楼的墙壁上贴着的是近视、弱视、斜视的挂号窗口告示。向保安打听了一下，才得知眼底病是在一楼排队挂号的。
赶快往一楼跑，一楼已排了长长的队伍。姐姐给我发信息问我在哪儿。原来她又打听到挂眼底号是在门诊楼外的另一个地方排队，她已经重新排进另一组队伍里了。就兵分两路各排各的，谁排上也算。
在排队的空隙，我在手机网上一个个查了眼底医生的信息，最后选定上午坐诊的魏文斌大夫，魏大夫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且网上传魏大夫的医德医风都非常好。不管如何困难，一定要挂上魏大夫的号。同时，姐姐也给我发来了信息，让我尽可能地挂魏大夫的号。姐姐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向票贩子们打听到魏大夫是看眼底病的权威专家，并且有了向票贩子买魏大夫专家号的想法，因此，票贩子们对姐姐的问题回答得很认真很热情。
快八点的时候，母亲赶了过来，看见母亲从门诊楼门口走进来的刹那，我的双眼发亮，仅仅是几个小时没见，我感到竟像几天没见似的。时间过得太慢了。八点多，一楼眼底科门诊的门被打开，人们往进跑，一条长队哄地一下散了。我又一下子被弄蒙了。看到一间门口写有魏大夫名字的办公室，我又随人流排上了队。
站在人群中观看人群，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不亚于十一黄金周旅游景点的人的数量。所有的人，都在喧嚣着，骚动着，无论是病人还是陪护病人的家属，每个人都表情各异。
中途我出去找姐姐，在门诊楼的外面，我见到了凌晨时与我一起排队挂号搭讪的票贩子们，当然他们不认识我。每有一个人路过他们身边，他们就会声音很低地说：专家号，专家号，不用排队的专家号。见我走来，一个男人凑到我跟前问：要专家号吗？今天就能看。我笑着摇了摇头。心想，北的空气就是被你们这些人污染了的，没有你们，哪用得着凌晨就来排队。可仔细一想，觉得他们也不容易，凌晨两点多就从温暖的被窝里钻出来，披着被子，挂着毯子，坐在板凳上睡觉，也挺辛苦的。如若不是被生活所逼，哪个愿意出来受这么大的罪。在门口排队的时候，表姐为了能及时给母亲挂上号，曾与几位票贩子有过交流。普通医生的号是三百、五百，专家号是一千到一千五、两千不等。像我们要找的这位魏大夫，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需要一千五百元。在我姐与他们的讨价还价中，最后降成一千元。如果最后实在挂不上魏大夫的号，就花一千元买。我对票贩子的感情，是既爱又恨的，他们扰乱了市场秩序，但我们还得买他们的号，我们在获得号的同时也滋长了他们的行为。
我抬起头看黑压压的人群，再看看人群中坐在椅子上等候诊治的母亲。母亲心胸开阔，她没有因为自己的病而萎靡不振。我看到母亲同一位与她年龄相仿的阿姨聊天。先前被魏大夫看过的病人们拿着魏大夫的诊断书排队，有护士过来把诊断书收起来，加了号，病人们便测眼压和视力去了。我守在魏大夫的办公室门口，一动也不敢动，生怕自己稍微一挪动脚，黄金的地理位置就被别人挤走。我憋着尿，闻着从别人嘴里呼出的各种味道，盼着魏大夫能早点来。我手里拿着的，是省眼科医院的诊断书，书的最后一页上写着这样一行字：转同仁医院魏文斌主任收治。这是我那聪明的姐姐临时想出来的聪明办法。她说，今天无论如何得挂上魏大夫的号，魏大夫是全国的权威专家，让他看病，放心。如果今天挂不上，只得再等几天，大家工作都忙，住宿、吃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实在挂不上就花一千元买一个。绞尽脑汁的，姐姐想出了这个办法。姐姐说，一会儿魏大夫来了以后，就把省眼科医院的诊断书给他看，就说我们是山西省眼科医院张大夫介绍来的，这种病特殊，我们当地确诊不了，需魏大夫您帮忙诊治，我们昨天是连夜赶来的……云云。我记住了姐姐的话，姐姐交代完以后就又找票贩子了，这儿不保险，票贩子那条线也不敢断了。我和姐姐分工合作，配合得相当默契。
同旅游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络绎不绝，面对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复杂，看到自己的同类从天南海北聚在这里，产生如此的密集空间，都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同时也感触中国的地大物博，中国的人多，中国的看病难，这种认知被一拨又一拨的人群影响得愈加深刻，代之是一种更大的焦急和恐怖。
终于等来了魏大夫。人群中有人认出了他。几乎是人流拥着他一起走进办公室。我在门口站着，等着，站得两脚发麻，精疲力尽，我时而蹲下，时而站起来活动一下麻木的脚。我占用的有利地势，使得拥挤的人流把我推到魏大夫身边。涌进来的人大多数是经魏大夫看过的病号，而我不是。魏大夫给前面两位他曾看过的病人加了号。我拿着从山西带来的诊断书，把姐姐写下的那一行字的页面递给魏大夫，同时，很诚恳地说：“魏大夫，我们是从山西来的，省眼科医院的张大夫介绍我们来找您，我母亲的病当地诊断不了，很复杂，需麻烦您给加个号诊治……”我几乎是用一口气说完这一长串话的。魏大夫接过诊断书，看了介绍信，又打开看过省院的诊治结果，二话没说，就给我加了一个号。激动，真是激动。手里拿着渴望已久加出来的号，感觉比拿着什么东西都珍贵。赶快去办理一系列的手续。这么痛快，这么顺利是我没有想到的。
母亲先是排队去做眼视力，我替母亲排做眼压的队，姐姐过来顶替我的间隙，我找母亲去。母亲是重点保护对象，我们得时刻守在她身边。在长长的队伍后面，我找到了母亲。在看到母亲的同时，我看到了后面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的手伸向了母亲上衣的口袋里。“妈，”我向母亲叫了一声，以惊动那个小伙子的注意力，大白天的，而且是在医院里，怎么还有小偷呢？尔后，我把愤怒的目光盯向小伙子伸向母亲衣兜的胳膊。“你这是干啥？”即使母亲口袋里空无一物，可被小偷这么一摸，母亲也会被吓一大跳。我的训斥还没有完的时候，母亲说话了，“后面这位小伙子也是从太原过来的，恓惶得人家孩因为视网膜脱落视力几乎为零。妈妈拉着他的手一起排队。他弟弟陪他来的，缴费办手续去了。”母亲看到了我对小伙子的误解，因而说了一长串话。这时我才注意到母亲的左手拉着小伙子的左手随着排队的人一步一步向前挪。小伙子当然没有看到我最初的愤怒的表情，他睁着呆滞的眼睛给了我一个憨憨的笑容。我，我，就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母亲的伟大。男孩的双目被上帝挖去了，可是母亲，一个在男孩心里陌生的，在男孩眼里看也看不到是谁在拉着他排队的母亲，她点亮了男孩子心中的灯。看着母亲像拉着自己儿子的手一样一步步继续随着长长的队伍向前挪动，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接下来，我和表姐同母亲一样，拉着拽着男孩子的手测了眼视力，测了眼压，直到他弟弟回来。后来我们在魏大夫办公室门口又一次碰见他兄弟俩，母亲再一次站起身把座位让给了这位即将双目失明的男孩。多次，母亲自言自语地说：“恓惶的小伙子，才二十岁，以后的人生该怎么走呢。”
经过检查，经过几个小时长久的排队等候，终于，我们等来了魏大夫给母亲确诊的时刻。本来，门诊室只允许一个陪护的家属进去，我和姐姐都想进去听魏大夫的诊治结果。我们让母亲闭上眼睛，我和姐姐一左一右地搀扶着母亲进去。还好，我们都进去了。看着魏大夫用仪器仔细地给母亲做检查，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结合在省眼科医院做出的结果，检查完毕，魏大夫和声悦色地对母亲说：“老人家，您的病不重，是良性病变血管增生，”一句话刚说完，悬挂在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不是血管瘤吗？不是球壁病变吗？”我着急地问魏大夫。“不是，不要紧张，太原医院的激光做得挺好，我给您再出两个治疗方案，会有别的医生为您做激光治疗，一个月以后再来复查。”魏大夫接着说。“那不需要住院吗？”“不需要，不要紧张，啊！好多人得了病，是被吓坏的。”魏大夫一边开着单子，一边温柔地安慰着母亲。他得出的诊治结果比过去我认为任何高兴的事都让我高兴，几乎，我都要跳起来了。天佑好人，天佑善人。我在心里给菩萨跪下了，老天有眼，我善良的母亲不该是得不好的病的人，我的母亲一辈子都在不求回报、默默无闻地做着好事，做着善人。省院的检查结果只是老天爷与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为的是让我们以后的日子更加用心孝敬父母，更加与人为善。同时，魏文斌大夫，这位医德高尚，艺术精良的大夫成了我们家人心中敬重的恩人。以至于多年以后，当九岁的侄女儿偶然在电视中看到魏大夫的视频后，激动得叫起来，“大家快来看，这就是给奶奶看过眼病的魏大夫。”魏大夫的名字，已经深深地记在了我们家人心中。（这是后话）
我在第一时间给父亲，给妹妹、弟弟和舅舅、舅妈打了电话，报了平安。我们排队的时间，接到无数个他们发来的问询短信，离得这么远，他们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只需做几次检查和激光治疗就可以了。
因为工作忙的原因，姐姐坐当天晚上的火车很放心地回去了。接下来的几天将由我陪母亲在北京度过。接受前一天的教训，我很快找到了合适的宾馆住下。晚上又一次陪着母亲来到肯德基店，点了许多吃的喝的，母亲食欲大开，一个多月来压在心头的担子终于卸下了，母亲吃了好多，我也吃了不少。魏大夫说得对，好多病，是吓出来的。
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在这座充斥着嘈杂的城市里，我感觉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节奏是匆忙的，紊乱的，街道上，每一个来来往往的人的脸上写满慌张和急躁。
预约第二天上午做眼超，第四天上午做激光，不看病的时间，我陪着母亲，坐公交，乘地铁，游了北京的颐和园，天安门广场和大型商场。如同小时候，30多岁的母亲带着6岁的我在北京旅游一样，今天，30多岁的我带着60多岁的母亲，游走在北京这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北京好，北京真好，由于心情好的缘故，这两天的北京比第一天来时的北京感觉好多了，心里也敞亮多了。天蓝，路宽，绿多。
母亲像小孩子一样紧紧地拉着我的胳膊，我把包里随身带着的钱给母亲看，我说：“妈，你的病检查出来没事，不用住院，不用动手术，不用儿女们轮流伺候，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咱把这些钱都花了，你想买啥咱就买啥，总比吃了药，住了院花得舒服。”妈妈笑呵呵地跟着我转，附和着我说：“你买吧，你还年轻，该穿得好点。妈妈老了，你们给买的好多衣服穿也穿不烂，不买了。”“不行，这么多钱就是为你准备看病花的，咱们把看病的钱买了衣服，买了吃的，买了纪念品。妈，你不知道，我们姐弟三现在工资都高了，该花的钱就花，啊！”我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母亲，听着这些话，母亲的脸就笑了，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花。
北京的东西很贵，我像购物狂一样买下了看着顺眼的东西，过去的我从来没有这样奢侈过。我的狂购使母亲目瞪口呆，她一遍一遍地说：“够了，够了，再多了拿不回去了。”我没有听母亲的话，我说：“钱赚下就是为了花的，钱就是流水，花出去咱再努力赚，而且，我身上装的这钱就是为了让妈妈看病花的，看病没有花了多少钱，这就算是省下的，省下的就是赚下的，花。”母亲为我的歪理逻辑不可思议，可最终也没有拗得过我，只好又顺着我说：“花就花吧，你过去对谁都舍得，对父母、亲戚、邻居，对孤寡老人、五保户、叫花子都舍得，就是对你自己舍不得，这次，你多买几件衣服穿吧。”
两个月前与母亲去集宁，母亲看下一顶三百多元的兔毛帽子，当时因为贵没有买。在北京一家商店，见到了同样的帽子，我给母亲买了下来。母亲看下的衣服，买。母亲看下的围巾，买。妈妈啊，我现在才懂得了，孝顺不能等啊。我在心里这样对母亲说。母亲陪着我，帮我提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一个个繁华的商场。我和母亲坐在北京一家家饭店里，吃过去没有吃过的稀罕饭菜，也补一补前一段时间母亲因病的压力肚子兑下的亏空。
高高兴兴地，兴致勃勃地陪着母亲，买了衣服，吃了地道的北京小吃，买了许多纪念品准备回去送给亲戚朋友。该去的地方都去了，该买的东西都买了。在最后一天做完激光准备晚上回去的下午，接到了丈夫的电话。他已经有两天没有与我联系了，我只以为他工作忙。先问母亲的治疗情况，又问我们何时回去。当得知我们已买好回程的车票时，他吞吞吐吐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我的公公，在前一天，去世了。他守着陪了父亲最后几天。怪不得两天都没顾上跟我联系。手机里有些噪音，是隐隐传来的哀乐的声音，声音掩盖了我的颤抖。
地动山摇，我的身体一摇晃，眼前的所有东西都跟着摇晃。我定了定神，两行眼泪无声地从眼角流了出来。母亲问我怎么了。我擦了擦眼泪，笑着对母亲说：“没什么，今天晚上咱们就能回去了。”
那个在我眼前美丽了三天的北京，一瞬间又变得阴沉沉的了，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来来往往的人很多。站在深秋的北京的街头，一股风吹来，我感到很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