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可贵的一种传统

说起来很有意思，中国许多传统的哲学家往往不愿以哲学家自居，在他们看来，理想在现实中的实现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虽然非常看重自身的修养，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修己以安天下”（《论语·宪问篇》）。

他们对社会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正因为如此，即便孔子这样伟大的哲学家，在他的一生当中，孜孜以求的却是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当政治理想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时，他便将教育学生作为自己的事业，而且“述而不作”，所以，他的哲学思想只能由他的后人以语录体的方式分散地汇入《论语》当中。

《论语》当然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但后世的人更多地将其运用在治理国家、成就功业上，于是历来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

孔子哲学是入世哲学的典范，谋求的是人生境界的升华。一个“小我”只有融入“社会”，为国家社稷、天下百姓做出贡献，这样才能成就不世功业，成为“大我”。

从“小我”到“大我”是有阶梯的，那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将“自我”修养好了，然后将“小我”扩大到“家庭中的我”，再扩展到“国家中的我”，最后扩展到无限的“天地中的我”，当“自我”能够使天下太平、万民安康的时候，那就成就了圣贤大业，达到完美。

太原文庙

不过，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有距离的，要达到完美谈何容易。入世哲学家们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将理想与现实很好地协调起来，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坚韧意识，那就是，虽然无法达到至高的境界，但对这种境界的追求却是无可动摇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可贵的一种传统，代代传承着，代代发扬着。

孔子有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就是表达要为实现“仁”的理想而终身奋斗直到死才停止的决心。

战国时期的屈原（公元前353年—前278年），既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政治上失意濒临绝境的时候，仍然怀着无比的爱国深情，毫不妥协地坚守着对真理的追求。直到即将自杀的前夕，他仍然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大声宣称：“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唐朝的杜甫（712—770），被称为“诗圣”，同样也是一位入世的思想家，在自己所居住的茅草屋被秋风吹破的时候，他却心怀天下，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精神被中国知识分子奉为典范，而杜甫的人生境界则由此达到至高，所以被称为诗圣。

杜甫草堂

北宋的范仲淹（989—1052），是一位政治家，他谋求改革，但并未真正成功，对于人生境界，他有这样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说，时时刻刻想着全天下的人，将全天下人的位置放在自己之前。这自然也是至高的境界。南宋的陆游同样如此，所以有大量类似“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诗句。

明代的东林党人又有“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此外，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无不体现对“大我”境界的追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朝哲学家张载所说，被马一浮等后世哲学家极力推崇，道出中国入世哲学家们对提高精神境界的至高追求。

达到这个至高的境界是很难的，或者说，这一境界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这一“大我”境界的不可得，并不妨碍“小我”的努力和追求，所以我们常会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