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合庄子之旨，开禅宗先河

“八风吹不动”、“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等禅宗思想，是否起源于战国稷下学宫的告子？

战国中期，孟子与告子在稷下学宫的论战，是我国心性学说的起源。告子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评说：后者可，前者不可。后世有学者认为，告子虽然被孟子批判，后世学统断绝，但他可能是庄子的学生，并且开创了禅宗的思想先河。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对社会上的是非得失，一概看作与己无关，不去管它，这就不至于使自己的心，受到社会环境的干扰。他之所以如此，是与他的“义外”说有关。“义”是对于事物是否应当、是否适宜的判断，以及由此判断而引发的行为。孟子的“义内”说，认为此判断是出自于吾人之内心，不仅判断的标准为内心所固有，否则不会作此判断，并且以为吾心既有此判断，即系吾心有此要求，人之行义之所以满足吾心之要求，而为吾心之所不容自己。告子之意，则以为应当不应当，只是从客观事物关系中之较量比拟而出。并且他似乎并不由此而求建立一客观之义，而只是认为一般人所谓“义”者，与自己的生命毫不相关，所以他就可以“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由此把自己从社会隔离起来，不受社会的影响。“得于言”即所谓“知言”，亦即对客观事物作知识上的了解。“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即对于不了解者，让其不了解，不用心去求了解。这与庄子“知止于其所不知，至矣”（《齐物论》）的态度，甚为相合。告子“生之为性”的观点，也与庄子的性论非常相近。孟、庄同时而未尝相闻，告子或亦是庄子之徒。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是说当心发生动摇时，只是以后一念的心，去制止前一念的动摇之心，再不向自己的生理作用上求帮助。譬如一个人走夜路，心里怕起鬼来，这便是“不得于心”。此时有的人大声咳嗽，有的则高声歌唱，以此来壮胆，这即是在生理作用上来求得对心理的帮助，亦即是“求于气”。有的人则当怕鬼之念一起时，接着便起一念去制止，它或者加强无鬼的信念，或者加强鬼更怕人的主张，以使前一念之怕归于平静，而告子则似乎只是把心一硬，什么也不管，怕的心也只在硬中压散了，这就是所谓“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不得于心，勿求于气”，此时乃是以心作主，所以孟子说这还可以。但我们应更追进一层：告子之所以如此，并非仅如一般人系出于生活惯性，而是作为达到“不动心”的一种方法，但他为何要用些种方法？气能帮助不动心，岂不更好吗？他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的心，常常会受到自己生理作用要求的影响。他的“不得于心，不求于气”，乃是把自己的心和自己的生理作用隔绝起来，免使自己的心被自己的生理作用要求所牵累而动摇。因为心既求助于气，气便可拖累及心，不如干脆把它隔断。

后来禅宗中土第一祖的达摩，为二祖慧可说法，只教“外息诸缘，内心无喘”（《指月录》卷四）。“外息诸缘”，是由告子的“不得于言”（言即是诸缘）的进一步；“内心无喘”即是“不动心”。禅宗是空了外缘，而告子则是隔绝了外缘。又《续高僧传》十九载二祖慧可遇贼断其背，以法御心，初无痛苦，此与断背求法之说不合，未必可信，但在禅宗记载中，不以身体疾苦动其心者甚多，这也是“勿求于气”的进一步。禅宗是空了生理的作用，告子是隔绝生理的作用。虽所用的工夫所达到的境界有浅深之不同，但起步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动心，亦即禅宗所说的“八风吹不动”，并无二致，然则告子或者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土生土长的禅宗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