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沙俄趁火打劫，成为最大的领土收割机

人类文明纪元终于步入了十九世纪，东西方数个大国荣衰成就了人类历史恢宏篇章的浓墨重彩，但历史天空的瓦蓝之色永远不会褪去，它就如一位静默不言的老者俯看着人间悲欢，操控着大国的命运定势。

当时盘踞在中国北方的沙俄势力，如一只饥肠辘辘的饿熊匍匐在我国的边界旁，对我中华北疆垂涎已久，妄想伺机夺取清帝国这件抵风御寒的皮衣，也让中俄两国的边境线将被人为地拉长。

数百年前，曾经的莫斯科公国在16到18世纪迎来了发展高峰，并急剧向东扩张发育，最终将整个西伯利亚收入囊中。直至与中国接壤的沙俄得到了极大的战略纵深和回旋空间，在对付西方帝国士兵及参与大国权智竞赛就有了更大的底气，为后来的列强分食中国的千古奇变也增加了政治筹码。但他们武装夺占的领地多是些难以耕种、不宜人居的沼泽密林。鉴于面临的窘境，沙俄就意欲往南侵扩，不断触探中国的主权底线，不断袭扰我国边境人民。

当时的清政府见北疆告警，依形势催生出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与此对应的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两派的智谋争斗让朝廷对付外夷的精神状态陡然紧张。

中兴名臣左宗棠据理力争，竭力主张要护佑天朝外围的国土安全。可当时清廷的有限精力已被英法联军的疯狂侵犯无限分割，正值双方激战大酣之际，此时的北京还拿不出多余的步骤和兵力用在防御北极熊的必要行动上。沙俄政府竞也会静待其变，如隔岸观火般一直迁望着中西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以便乘间取利。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交火中仿佛是一只被间接控制的提线木偶，每个动作和最终结果都已被强制地按照列强的想法设定。它被迫弹奏着一支七弦古筝，琴弦的两端一头连着中国人民的血肉精华，另一头则连着西方蛮夷的罪伐之心。但此时清廷着实应付不过来，在惊慌之余上阵，且生疏地弹奏，而将挑拨已久的沙俄之弦生生扯断。

这强人所难的卑鄙之举竞被沙俄帝国赞称为自讨苦吃。此时的北京已无路可走，东有西方联军兵压龙地，他们直接将利剑抵在中国人民的口鼻之间，就注定着这场拉锯战必然要夹杂着中华民族的血与泪。在北面又有帝国野心的极力渲染，二者不利因素的同时叠加使当时的对外情势尤为严峻。

清政府面临此等千年罕遇的危局，只好同西方联军签订(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尤其是与沙俄政府在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订立了一系列割土受辱的不平等条约。

清廷一次次地自我接受如凤凰坠渊般的重重打击，这一连连的国辱皆来源于沙俄偷天换日式的蛮野无理之行径，皆来源于中国地主群体不断退却让步的可怕习惯。沙俄的趁火打劫成为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大的领土收割机，在签立的中俄条约中，沙俄共割去我国西北和东北地区150余万平方公里的庞大疆域。

中俄自古以来便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两国的历史足够支撑起东方盛世。不料中国却无力抵抗沙俄的强势威逼，承受了反目成仇的巨大代价。中俄两国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也成为了世界近代外交史上较为扑朔迷离的一页。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领土危机后，中国的求生出路如何走，重重围困的生死局如何破，犯过的惋惜和悲愤该如何挽回是满洲贵族们在身处工业时代必须思虑且不容拖延的国家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