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刺绣厂

母亲与刺绣厂

济南有条芙蓉街。曾经,芙蓉街四周有巡抚衙门、布政司、贡院、府学;名店商贾云集;从南向北依次有土地庙、龙神庙、关帝庙、文庙。
据说,解放后,政府要求这条街庙内的道姑们,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让道姑们一筹莫展。突然一位道姑提议:咱姐妹们不是会绣花吗,咱成立一个刺绣小组吧!她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她们还亲手为周总理绣了一件睡衣。睡衣寄出后,她们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几天后,周总理办公室回了信,表示睡衣收到了,总理对她们成立刺绣小组的事情十分支持。她们捧着来信哭成了一团,于是一个五人刺绣小组在关帝庙内连夜成立了。这就是济南刺绣厂的前身。
党和政府对刺绣小组非常关心,组织街道妇女和济南其他庙观的道姑参加,还有的道姑“还俗”当了厂领导。关帝庙内的大殿、配殿改成了车间,其它房屋当作仓库和办公室。母亲便是在那时进厂当了工人。
在政府的关怀下,刺绣小组迅速发展成刺绣生产合作社,后又改为济南刺绣厂。生产工艺也从手绣改为缝纫机绣,后来又改为电动缝纫机;针法从单纯的“打籽”“跑边”,囊括了苏绣、湘绣。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凭着聪明勤奋和毅力,很快适应了各项工作。
1956年,弟弟出生了,孩子要喂奶,老人要伺候,正在这时,厂里因人员增多、车间不足,允许工人领活在家干,实行计件工资制。母亲的申请被批准后,她每天忙完家务,就没白没黑干厂里的活。每天晚上她蹬着缝纫机干到深夜,困急了,就用凉毛巾捂捂脸再接着干,为的是多挣几块钱贴补家用。
济南刺绣厂发展迅速,大量年轻知识女性充实进厂,产品出口创汇,关帝庙是容不下了,就在西门附近建了楼房车间。这里南是趵突泉,北有大明湖,靠近省工业展览馆。刺绣厂真像一支“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在济南黄金地段。
新厂落成后,所有工人回厂上班。那时,我们住在济南老东门附近的苗家巷,距新厂五里多路。冬天夜还漆黑,母亲就起床了,简单洗涮后,穿上大棉袄,迈着一双被裹过的小脚,颤颤巍巍地向工厂走去。那时,大明湖路还没有改造,离家开始的一段叫小梁隅首街,青石板路面三四米宽,日久天长磨得铮亮,非常滑;木电线杆上路灯透着昏暗的光,直到走到大明湖南门,路况才稍微好一点。这五里多路,她总是要留出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遇有下雪天更要提前,小脚踏在青石板上,战战兢兢不敢迈大步。
当时,济南排水设施不畅,每逢大雨,南北走向的街巷就像排水沟,南山上的水膝盖深,汹涌奔腾地流向大明湖。一次下班的路上,母亲在县西巷与大明湖路交叉口,被水冲倒了,幸亏马路牙子一挡,她才爬起来,衣服湿得透透的,皮肤也磕青了好几处。回到家,她喘息了许久才定下心来。她一边换衣服,一边喃喃地说:你们要是真没了妈,可怎么办啊?
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回了老家。我们从未来过,认识的人也极少。按上级安排,我们把队里空闲的,两间无门窗的仓屋整理了一下,母亲操持着摆上仅有的家具和铺盖,就成了一个整洁的家。
1974年落实政策,厂里车书记亲自来家,对母亲说:按政策你回厂里上班,孩子跟着回济南;如不回去也可以申请提前办理退休,孩子就地转为知识青年。母亲说:现在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乡亲们很好,俺们在老家生活得挺不错,就不回去给领导添麻烦了。
后来,母亲得了脑血栓,说话行动受限,每年搞退休人员认证,她都用不灵便的手,哆哆嗦嗦、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再郑重地按上手印,像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任务。
母亲82岁离我们而去。在告别仪式上,厂领导说:郭履佳老师服从领导、团结同志,是一名任劳任怨的好同志。

(图  旅途)

作者简介:李晨,原就职于山东省垦利县运输公司,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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