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川边风云》辑录（17）

1905.川边近现代史的一个节点

—巴塘“凤全事件”始末

巴塘“凤全事件”始末（17）

　　　《番夷公禀》(上)

一个事件，总是由对立的两方构成，也就是俗话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导致事件的发生，自然双方都自有其道理。我们就来听听“凤全事件”的“肇事祸首”一方的说法。

事件之后，“肇事祸首”们，在给打箭炉同知刘廷恕递送的那份《巴塘番夷公禀》中，就直言不讳：“凤大人随带兵勇等到后，随即吩谕教习洋操、学洋话、行洋礼做作，又私开汉夷百姓老幼男女人丁户口名册。因巴塘上年安设有法国教堂三处，自该外国洋人在台之后,行动冒犯神灵，污秽天地,是以年来人物患疾，代降灾异，五谷荒旱，比先年收成一半无有。”并说：“所有众百姓在巴，早晚诚敬佛门，遵奉黄教经典。有丁林喇嘛寺一座，该寺之喇嘛约有一千五百余名，均系看经念佛，皈依佛门。查此寺庙修造有年，经历皇帝数辈以来，无不恭祝大皇帝万福万寿,稍报食毛践土之天恩于万一耳, 毫无贻误犯事。今凤大人到台以来，不以释教为重，时常当堂对众言道：每寺只准住喇嘛三百名，余则一千二百余名即行还俗,如不遵允，定当诛戮。众百姓闻此之下，公议递具夷禀，邀求再三，如不赏准，而地方定难安静，千万求其姑宽，无行此事。孰料具禀之后，不惟不准，反以恶言责斥，又诬百姓为盗，以寺僧为窝户主谋，全不怜恤众百姓性命。”

说“凤大人”视不驯之百姓为盗倒有些根据，他入川为官，就是靠剿匪、治盗起家的。做了驻藏帮办大臣，仍不忘这一手。当得知理塘地方“夹坝”（即土匪）猖獗，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１９０５年２月）便上奏说：“该处黄土冈、乾海子一带，为夹坝出没之区，当严檄炉、里（即打箭炉和理塘）文武及该土司，勒限严缉。并饬派弁勇，由巴塘文武悬赏购线协拿，期于获盗，究出喇嘛寺勾通情罪，一并重惩，以靖地方。”在这里，分明道出了他对僧匪勾结的痛恨，和定要严加惩治的决心。

“凤大人”为何那么痛恨喇嘛寺呢？因为“里塘地方土司积弱，日以浚削（剥削）番民为事，十室九空，僧多民少。大寺喇嘛多者四五千人，借以压制土司，刻削番民，积习多年。驻防营汛单薄，文武相顾，莫敢谁何。抢劫频仍，半以喇嘛为逋逃薮（就是说，喇嘛寺成了逃亡土匪躲藏的地方），致往来商旅，竞向喇嘛寺纳贿保险，即弋获夹坝，辄复受贿纵逸。”就是捉住了土匪，也要被受贿的喇嘛寺放跑。因此，凤全认为：“惟是尽绝根株，非使喇嘛寺有所限制不可。即此不图，相率效尤，恐以后办事亦多掣肘。”对喇嘛寺进行限制，历史上已有先例可循。雍二年（１７２４ 年），在平定了青海喇嘛之乱后，朝廷即收回了各寺的明国朝禅师印，并定制：庙舍毋逾三百楹，众无逾三百人。就是说，寺庙不得超过三百座，各寺喇嘛不得超过三百个。据此，凤全即上奏朝廷：“拟请申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限期，暂停剃度。嗣后，限以披单定额，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岁以内喇嘛,饬家属领回还俗。奴才一面严饬土司、堪布，将大寺喇嘛令其各归部落,另建小寺散住梵修,以分其势。请一并饬下理藩院核议施行。” 他想的是“如此办法，二十年后，喇嘛日少，百姓日增，何至比户流离，缁徒坐食，有土有人之效，可立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