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国广州的书店业

广州城历史悠久,自西汉赵佗开创,至1920年代开辟马路前,广州城墙保持完好,其中心位置在双门底(今北京路)一带,今天中山路上的大东门、西门口,也就是昔日广州城的东、西两端了。书店,古人叫书坊,又名书肆,与后来的书店只是卖书不同,古代的书坊除卖书外还雕版刻书、印书。自清代开始,广州的书坊主要在双门底及西关,其中以城里的双门底书坊数量最多。时至今日,北京路上自北往南有教材书店、古籍书店、科技书店、联合书店、新华书店等,年纪稍大的广州人还应该知道此前这里还有外文书店与儿童书店,这么多书店集中在北京路上,可以说都是清末民国这里曾是“书店一条街”的继承。

1、双门底书坊

清代广州书坊主要在双门底(今北京路)、西湖街(今西湖路)、龙藏街(今惠福东路与西湖路之间)、九曜坊(今在教育路南段)及西关的上下九等地。书坊大都以堂、楼、斋、阁、园为名,如西湖街有心简斋、六书斋、迂斋、富文斋、超华斋、正文堂、艺苑楼、留香斋,九曜坊有守经堂、翰文堂、文经堂,双门底有芸香堂、拾芥园、味经堂、聚文堂、聚珍堂、古经阁、儒雅堂等,学院前有艺芳斋、聚贤堂、麟书阁,龙藏街有萃文堂、萃经堂,桂香街(又名双门底上街)有经史阁,双门底北街有翰墨园等。清代双门底一带,又叫“学院前”,因早在明朝,西湖药洲(今教育路南方戏院一带)是提学道署。提学,主管地方学校和教育的官员,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省教育厅长。清广东提学署建筑有大堂、拱棚、仪门、大门、屏墙等,气派十足,因此书坊大都以它为地标,书坊注明店址位于“学院前”、“学署衙对门”的不少。书坊集中此地,除了学署的关系外,还有粤东藩署、广东布政司、广东按察司、广州知府署等官府都在这里。再加上附近有西湖书院、羊城书院、粤秀书院等,周边的书坊给官员、学者及学生选购书籍带来方便。

清代双门底书坊名声在外,被称为“藤州才子”的广西人苏时学(1814年-1874年)每次来广州,都会下榻仙湖街的旅舍,尽管那里的住宿条件不好,房间狭窄,但因此地近双门底方便买书,客中无事,苏氏便携钱入市,广收古帙,书满一床。山东藏书家李文藻(1730年-1778年)为著名书法家、顺德学者苏珥写传,到处找不到苏氏文集,后来听说苏珥的藏书全部卖给了双门底的书坊壁鱼堂,便托人到壁鱼堂打听购买。越秀山上的书院学海堂曾以“双门底卖书坊”命题,让学生作文。番禺人侯康(1798年-1837年),少孤家贫,买不起书,为买一部《十七史》,母亲向别人借贷。于是侯康将《十七史》反复阅读,滚瓜烂熟,遂通史学,并曾担任学海堂山长,侯康写的《双门底卖书坊拟白香山新乐府》诗云:“双门底,比阙峙。地本前朝清海楼,偃武修文书肆启。东西鳞次排两行,庋以高架如墨庄。就中书客据案坐,各以雅号名其坊。”

2、永汉北路书店

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代表新书业的机构在上海开张。1907年1月,商务印书馆在广州永汉北路(今北京路176号科技书店)设立分馆,发行总馆的教科书、古籍线装书等。1912年冬,中华书局在永汉北路158号设立分局,经营中华书局科教书和儿童读物等。1921年,以出版文化教育用书为主的上海世界书局在惠爱路(今中山五路)昌兴街设立分局,其凭借总局雄厚的实力,通过报刊广告,利用函购、折扣销售等方式,令其《初级国语读本》、《高级国语教学法》等教材风行全省。至30年代,永汉北路自南往北较大间的书店有50号的儿童书局、126号的广益书局、142号的大东书局、146号的民智书局、178号的北新书局等,一时间永汉北路是书局林立,成了书店“一条街”。但就是那么短短100米左右的街道,各店都想获得宽敞一些的面积也不容易,有些书店宁愿店面窄一些也要挤进来,如开明、大众、生活书店的店面大约只有三四十平方米。有些则屈就小巷里,如锦章、林记、华通、大成新记、中原、广智等书局在圣贤里(今北京路联合书店以南),或者在靠近永汉北路的十字路口及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的西端或西湖路东口开店,也不愿意选择在较远一些的永汉南(今北京南路)。靠近西湖路的儿童书局时常有些活动吸引少年儿童,如1935年夏天举办的“暑假日记比赛”,参加的小学生竟然有4648人,他们之中有司令长官的儿子,也有车夫小贩的女儿,真是盛况空前。作文经教育家初评,由崔载阳、陈道根、阎人俊三位先生评定,优胜生为4年级组第一名是市立二十五小的女生温秀玲,5年级组第一名是市立九十一小的黎广鎏,6年级组第一名是中大附小的邱榕根。另外各级前50名,即3个年级共取150名,每人赠送儿童书局图书、银鼎、优胜旗,且代缴学费等。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市内人去楼空,歹徒趁火打劫。10月22日晚,一班歹徒打劫汉民公园(今南越王宫署博物馆)对面的某洋服店,抢走大批布匹和服装,时值停电,歹徒举着火把进店,不慎烧着了店内的布匹,他们不去灭火,争相奔避,火势越烧越大,日本兵见了,也无救火工具,大火一直沿着汉民路南下,这一路段的各大书店及书库全部付之一炬,只有混凝土结构的中华、世界书局幸免于难。次年,回城居民逐渐增多,汉民北路的几间书店重开,但顾客稀少,生意不好,时开时停。直到1941年底香港沦陷,大批难民折返,人口增加,带旺书店,它们除出售图书、文具用品外,还想尽办法增加收入。如西关光复中路的民智书局、乐观书局以称斤论担的价格收购大批图书,后以高出数倍的价钱转卖给纸袋作坊及干鲜果食品商店做包装纸用,大获其利。此外,还有一间位于惠爱东路江姓夫妻店,原来是经营车缝业务的,但他们大量购买敌伪政府拍卖的图书,全部积蓄家中,抗战胜利后,即在汉民北路131号开设荣兴书局进行经销,亦获厚利。那时候到汉民北路(即永汉北路)买书者,社会各界都有,其中不少是学生,特别是春、秋两季开学之前,学生忙着办两件事,一是注册,一是买书。永汉北路挤满了男女老少,个个买了一包包的新书,好不热闹。

3、文德路旧书店

民国初年,随着新书业的兴起,原来在双门底那些集编印及发行于一身的书坊业已渐式微,许多书坊倒闭,个别仅靠出售旧书而生存。除登云阁、观旧书店等书肆仍在永汉北路之外,大部分转到较为偏僻清静的府学东街(今文德路)继续经营。

民国年间,虽然广州的旧书店规模比不上京、沪两地,但数量还是不少的。1918年,府学西街扩建为马路,因路东侧有一条叫文德里的小巷而名为文德路。文德路南自文明路,北至惠爱路(今中山四路),当时是旧书店集中的地方,马路两旁的景象各有特色,西边是粉刷新净的大厦,大都是文化机构或团体,其中有市立中山图书馆(今孙中山文献馆),红墙绿瓦,古树参天,最为雄伟。每逢星期天,许多知识界人士喜欢到这里来走一趟,不少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在这里邂逅相遇,马路对面的旧书店和古董字画铺是他们临时畅叙之地。东边排列着大小不一的商店数十家,除旧书店外,还有些古董字画铺。当时在文德路的旧书店主要集中在马路东面,约有10多间,最靠近文明路的一家名萃古堂,店主名卢慈华,他与十六甫文萃堂的卢达文是亲兄弟。卢慈华早年在一间叫凤文楼的书坊做事,后转入永汉北路的登云阁,这是胡毅生与数人合伙经营的书坊,它的楼下卖古籍,楼上给文人雅集。1930年代,登云阁的古籍生意做得非常好。1932年10月,浙江学者朱希祖从南京来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5日早上在长堤下船,午饭后即由中大同事朱家骅、容肇祖陪同前往财厅前的登云阁旧书店看书。当时中山大学位于文明路(今文明路215号中山图书馆内),与文德路仅一步之遥,十分方便,10月18日,即朱希祖到达广州的第4天,他在文德路古香书屋买了一部明万历间刊《宋宰辅编年录》,18册索价40元,后以36元购得,“为之狂喜”。此后朱氏在任教中大的近一年时间里,课余时多会到永汉北路、文德路看书、买书,并把书店所售古籍的情况以及买书的价钱写在自己的日记里。

抗战时被毁。此后卢慈华在文德路独立开了萃古堂。自萃古堂向北,有店名焯华,主人姓黄,他与卢慈华曾同在登云阁,焯华出售《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新印古籍,价钱比其他书店为廉。再往北是民生书店,主人姓陈,店里旧籍不少,但好书不多。民生书店的北边是古香书屋,主人名叫禤少屏,民国初年已经开张,是广州书店业的老辈。禤氏经营有术,常得佳本,民国年间中山大学图书馆曾在此店购得不少古籍及孙中山文献。

古香书屋以北是九经阁,主人姓李,由于所营书籍不多,故与云林阁书画铺同一门面。九经阁旁为文华阁,主人姓陈,店内书架图书丰富,甲于全市,专售金石美术图谱及字典辞书等。再往北是益有、大中、正大、忠诚、裕泰等数家,忠诚主人姓石,楼下陈列古书及平装旧书,楼上收藏民国革命史料图书。裕泰主人姓李,由于伪造过“大元帅府命令”等名人墨迹,名声并不好。正大的主人姓陈,以出售民国革命史料为主。那时候,北京、上海等地的书商及来广州任教的学者经常到文德路来采购古籍,如北京琉璃厂著名的店铺来薰阁的主人陈济川、东来阁店主李佩庭,上海古籍书店的韩士保等都是文德路的常客,他们一来便是数月,主要购买明版善本及稿本、抄本。旧书店还负责古籍的装订和写书根(将书名或篇名、册数写于书籍的最下方,平放在书柜时方便阅览)的业务,但价钱日渐提高,如1940年代,萃古堂装订一部宋版书需要200元,而卢慈华的侄子卢国桢善写书根,字体仿宋,整齐美观,此时广州有此技艺者已是凤毛麟角。除了古籍之外,文德路还卖旧平装书,因为民国以后标点书盛行,看古籍的人越来越少,旧书铺也大受影响。另外旧的教材书也在文德路书店畅销,家里不富裕的学生为减轻负担,每逢开学之前都会来文德路买旧书,一时间求大于供,原来只售二三折的教材书,却要四五折才肯卖。民国年间,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人心不稳,许多市民将家藏古籍拿来出售,尽管文德路的旧书店每天生意不断,但如此下去它始终会凋零的。(林子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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