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被免总理衙门职务，是不是因为反对变法？康梁为何感激他？
戊戌变法之际，李鸿章为何忽然 被光绪帝免职？他反对皇帝变法吗？
李鸿章被免总理衙门职务，是不是因为反对变法？康梁为何感激他？
1898年9月，正当成戍变法搞得轰轰烈烈之际，光绪帝突然降旨，免去了李鸿章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
由于帝旨中对李鸿章去职原因未露只字，故使种种揣测传闻不胫而走。几日后《国闻报》便汇总了四种猜测。“其一谓李傅相出总署，系恭忠亲王定策。向来总署各堂与外人交接，均在衙门，无私宅延见外人者。傅相在北洋年久，且曾奉命游历欧美，凡西人之来华者，无不欲一觇丰采，故在总署接见之外，多有至私宅拜谒者，事为京朝士大夫所罕见，忠亲王恐有泄漏机要，故预定此策，以正人臣无外交之义。此一说也。
有谓中国士大夫惩于去年胶州、旅顺之事，均大悟往者联俄之非计，而思结好英、日以为互相抵制之法。适日前相伊藤侯游历来华，欲借此结纳之，恐李傅相坚守联俄之说，或致阻挠大计。此又一说也。
或又谓傅相每日至署，风雨不间，一切公事有为各堂所未知而傅相先得其肯要者。有本非傅相应办之事，而恐其泄漏机要者。同列忌之，致有此旨。此又一说也。”
然而更多的人鉴于前此不久，光绪帝刚刚罢黜了阻挠新政的两个尚书、四个侍郎，故推测李鸿章之去总署职，亦是由于反对维新变法而触怒光绪帝。《字林西报》在报导此事时认为：“一个新的时期终于在北京出现了，维新党日益得势，对保守党的抑制也日甚一日，结果李鸿章免职了。”美国驻华使节在其向国内的报告中分析道：“李鸿章之被迫离职，主要原因为光绪进行改革，屏去老朽所采步骤，此非慈禧之意。”甚至有人编造了慈禧秘谕举鸿章“拟令仍供大学士之职，……皇上察知此事，立即将总署一差撤去”的说法。(《字林西报》1898年8月12日)
关于李鸿章去职的揣测大致有上列五种，然而解放以来编纂的近代史书中，大都未加深辨地沿用了后一种说法，断言李鸿章去职缘于阻挠新政，被光绪帝逐出总署。但是，只要我们进一步分析，便会发现这后一种说法多系逻辑推导。而所谓慈禧秘谕更是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关于撤换李鸿章大学士的动议，故不存在什么“仍供”的问题。再则，在罢黜两尚书、四侍郎谕旨中，光绪帝严斥了许应躲等的罪责，忿恨之情溢于字纸：而在李鸿章去职诏书中，却未提任何缘由，亦未附任何感情色彩。其三，李鸿章尚若在百日维新期间阻挠新政，必应遭到康、梁等维新人士的口诛笔伐；李之去职，理应听到来自维新阵营的一片叫好。而事实恰恰相反，李在戊戌变法时期不仅没有受到来自改良派方面的批判，却在去职后十余天，又被维新派在奏折中推举复出，挽救变法危局。
折中写道：“今拟请皇上逮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时至今日，危急万分，守旧之言，万不可听。”(宋伯鲁：《事变日亟请速简重臣连结与国以安社稷而救危亡折》)可见在维新派眼中，并未视李鸿章为守旧之人，必欲排斥之而后快。对这一点，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康、梁在庚子年初给李鸿章的信。康信称：“昔者与公绸缪恩谊，助吾革政，虎率以听，荣禄相攻，则入室告，八月出走，则遣人慰行，固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知新报》第①26册)梁信中亦云其对李鸿章“私心感激，诚不可任。”(梁启超：《上粤都李傅相书》)从康、梁与李鸿章在这段时期的这种关系来看，李鸿章因反对变法免职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李鸿章免总署职一事如此蹊跷，更激起我们刨根寻源的兴趣。我认为李鸿章的去职是由芦汉铁路借款问题引起的。
1898年6月26日，中国方面与比利时银公司签订了《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芦汉铁路行车合同》，使这条从京都到汉口的铁路控制在比利时银公司的手中，而在比利时银公司的背后，则是俄国和法国。也就是说这条通过华北直深入到中国腹地的铁路路权，已落到英国侵夺在华权益重要的竞争对手俄法集团手中，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难以容忍的。故英国方面将此合同的签订视为“一种反对英国在长江流域利益的政治活动。”(沙士勃雷致杜纳乐，1898年6月9日)英首相沙士勃雷电示驻华公使杜讷乐，“言于满洲地方既与俄国以特权，今复于扬子江地方予以特权，于英国政府友谊甚有害。”杜讷乐遂大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阻合同的签订。当时总署大臣中，“唯李鸿章知此事之内情，因高声驳难英使，谓合同中毫无可危惧之事。”8月12日，“适湖北资约稿至，遂不告英使，密取旨批许”。
英国方面得知此情，巴尔福即训令驻京公使杜讷乐索取①自天津至镇江，②自河南和山西至扬子江，③自九龙至广州，④自浦口至信阳，⑤自苏州至杭州并可能延至宁波的筑路权。(《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并告杜；“在和舰队司令商议之后，你可以把你认为限他们答复得适当的日期或时刻通知他们”。（巴尔福致杜讷乐，1898年8月17日）未久，英国“移南洋兵舰，悉泊大沽”。(胡思敬：《戊戌履霜录》)杜讷乐再闹总署，称：“贵国若不谢食言之罪，不许我各铁路之请，他日噬脐，悔无及矣。又出其锐厉之词锋，以责李鸿章。诸臣皆怯畏无措，遂一切许可之。……其事乃定。是役既毕，遂有旨命李鸿章毋庸在总理衙门行走。”（梁启超：《亡羊录·记芦汉铁路》)在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亦称：“太后闻有英师，大惧，即日逐李鸿章出总署，悉许杜讷乐所请，英人始敛兵退。”
以上所述皆引自英国方面当时的文件及梁启超、胡思敬的记载。梁启超是当时维新派的核心人物，他在叙述李去职过程中引用了很多资料，言之凿凿，非常详尽，是可信的。而胡思敬则为当时守旧营垒中的知情人，其所撰《戊戌履霜录》中记载的史料大都可靠属实，值得重视。由此看来，李鸿章免总署职的原因在此，而实与其对百日维新持什么态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