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了秦始皇终结乱世的一把传奇宝刀，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敌人强大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一直热情地给强敌递刀。
同理，一个国家，家底再厚，也架不住几代国君前赴后继地给强敌输出猛人。
创建当时世界第一步兵部队“魏武卒”、使猛秦数十年不敢东进的魏国，从魏武侯开始的历代国君都在锲而不舍地干这件事，直至秦王们挥着这一把把锋利的宝刀斩断了魏国国祚。
今天我们故事的男主角，就是其中一把最为传奇的宝刀……
文 | 蒋亚民
编辑｜李雪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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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格局狭窄、私心超标
上一篇文章讲过，“超长待机”的好领导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等能人开启改革，将魏国推进鼎盛时期。吴起率领世界第一步兵劲旅“魏武卒”占了河西之地，把猛秦打到几代人不敢兵出崤函。
前387年，魏武侯继位，国相公叔痤担心自己地位不保，设计逼走功勋盖世的吴大将军。此前被削弱的魏国贵族势力卷土重来，改革几乎停摆。
当然，对这位贵戚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事，重要的是跟领导搞好关系、把相权稳稳抓在自己手里。前370年，30岁的魏惠王上位，对这位姑父仍然极为信任和器重。
他们大概没有想过，在敌人跑步前进的时候，自己停下来就会落后，而落后真的会挨打。
在山的另一边，秦献公正积极筹谋一雪前耻。在进行了长达20年的精心准备之后，秦军终于行动起来：
前366年，发起试探性进攻，打败魏韩联军；
前364年，在石门（今陕西三原）之战中大破魏军，斩杀魏军数万人；
前362年，进攻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取得大胜，俘虏敌军统帅公叔痤，占领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
此时，62岁的秦献公去世，其子秦孝公决定见好就收，放公叔痤回国——若杀此人，魏国必然发重兵复仇，其他几国也可能趁火打劫，秦国没有取胜的把握；并且，自己新官上任，小胜可以立威，若吃了败仗，后果就有点严重。
就这样，公叔痤灰头土脸地回了国，一病不起。
前361年，这位掌权25年的魏相在临终前干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但后果比赶走吴起还严重的事情。他对魏惠王说：
“我门下有个幕僚叫公孙鞅，是个难得的人才！我死后他可以当相国。您要是不信任他就杀掉他，这样的能人要是去了其他国家，一定会成为魏国的心腹大患！”
说完这话，他又派人叫来公孙鞅：
“我跟领导推荐你来接我的班，并提出不用就杀的意见。我确认过眼神，他有点不乐意，所以你赶快跑吧！”
这个年轻人表示无奈：
“国君没听您的话重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掉我呢？”
史书记载，公叔痤认为自己这么做很高尚——对君主尽忠、对朋友取义。你看，临死还想给自己留个好名声。公孙鞅在他门下几年，若是有心推荐怎会到了咽气前才第一次跟领导提起？
正因为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魏惠王才会本能地认为自己姑父病中胡言乱语，正如公孙鞅所判断的那样，既没重用、也不追杀。
当然，这事也不单单是公叔痤的“锅”，这任魏王素质也比较一般。举个例子，6年后，他与齐威王一起打猎，期间，题出了一个著名的“迷之疑问”：
“你们齐国也有我这样的珍宝吗？”
齐王回答得很干脆：
“没有。”
魏王很得意：
“你看，我拥有的国土面积没有你的大，但是有大个的明珠，光是能照亮前后各12辆车的就有10枚！你们齐国那么大，怎么能没有宝物嘛？”
齐王的嘴角隐约露出一丝不屑：
“我跟你看待宝物的眼光不一样，大臣檀子为我守卫南城，楚人不敢北上侵齐，泗水北岸的12国诸侯都得来朝见我；西有盼子守高唐，赵人不敢在黄河打渔；黔夫守徐州，边境上的燕赵之人皆顺服，自愿追随他、成为我齐国百姓的有七千余家；种首负责社会治安，使齐国路不拾遗。这4位能臣的功劳能辉耀千里，这岂是你说的那些车驾的占地面积所能比拟的！”
对于这段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话，魏惠王是如何应对的？史书上用了5个字：
“惠王有惭色。”
看到自己跟对手的差距，普通人会转压力为动力，激励自己不断进步。然而，魏惠王不是普通人，父祖两代留下的家底够厚，即便他一直“躺平”到进棺材，也败不光。
2
两个清醒的人，一个关键判断
魏王还沉溺于依靠祖先荣光荫庇继续称霸一方的迷梦之中，野心勃勃的秦孝公已向天下英才发出了“招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此时的权力板块结构变动隐隐显露出这样的趋势：春秋以来的“争霸-共存”模式行将就木，各国进入“兼并-你死我活”的阶段，在这轮淘汰赛中独活下来的胜者，将完成大一统的使命。
杰出青年公孙鞅做出判断：魏、秦只能活一个；魏不留我，我去秦国！
他效率很高，迅速来到秦国、通过宠臣景监的关系面见前敌国最高领导人。
前359年，一场彻底改写中国历史的改革开始运转。在基本国策“农战”的指引下，通过发展经济、完善法律、整顿军队等路径，公孙鞅和秦孝公迅速把秦国打造成了一个高效运转、部件精密的庞大机器。
魏王并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又把另一个人才让给了另一个敌国。
前353年，孙膑以齐国军师身份随军伐魏，于桂陵大败庞涓所部，魏国遭遇重创；
前341年，孙膑再于马陵设伏，全歼魏军主力——魏武卒几乎全军覆没，魏国元气大伤。
次年，第一个清醒的人看准时机，对秦王说出了心中埋藏已久的话：
“秦魏两国对于彼此，就像人身上的心腹大患，要么魏国灭秦，要么秦国灭魏。魏国据山河之险、定都安邑，与秦国以黄河为界而独占山东之利。国势盛可以向西侵秦，弱时可以向东收地。
现在秦国在您的治理下日渐强大，而魏军刚刚遭到重创，以前与它结盟的诸侯也会背叛它。我们趁机进攻，魏国扛不住，必定向东收缩。这样，秦国可以河山之固，向东制服诸侯，成就帝王之业。”
杰出青年公孙鞅给前东家提供了设计、设伏、突袭的一条龙服务——骗来旧日相识的魏国主将公子卬，趁机进攻大破魏军。公孙鞅因此大功得到商地15座城为封邑，成了大名鼎鼎的商鞅。
60岁的魏惠王极其惊恐，急忙献出河西之地向秦求和，主动从安邑搬到了大梁，成了“梁惠王”。
在位30年，他终于悔悟：
“我好后悔当初没有听公叔痤的话杀了商鞅啊！”
看看，这反省多简单，“哀之而不鉴之”，他仍然没有发现导致魏国大患的关键原因。
于是，前336年，孟子提出的建议未发挥任何作用；
于是，前333年，土生土长的魏国人公孙衍升任秦国“大良造”， 雕阴之战斩8万魏军首级。
面对颓势，叫停改革的既得利益者魏国贵族们已经老朽不堪，年轻一代少数有识之士奔走游说，要么寄望于强国御辱、重现往日辉煌，要么出走异国，寻求大展宏图的良机。
现在，我们的男主角尉缭终于走向前台，成为这个时代另一个清醒的人。他的父祖辈皆为魏国国尉（最高军政长官），在成长过程中，除了家学传承，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便是商鞅。
【注：一说入秦前称魏缭。】
他眼睁睁地看着吴起时代的改革红利烟消云散，看着秦国靠改革聚力崛起，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魏国，危矣！
他寻找各种机会觐见魏惠王，极力阐明利害关系。遗憾的是，直到这个可悲的老人于前319年离世，他的意见都没有得到重视。
那么，等下一任领导行不行？
尉缭籍贯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
3
两个男主角，两个版本的剧情
再次遗憾的是，尉缭等了一年又一年，而魏文侯的优良基因并未在后世魏王身上展现出来：
魏国人张仪出走秦国，诱使魏襄王背弃合纵之盟约、投靠秦国，先后许以小利说服楚怀王、韩惠王、赵惠文王、燕昭王与秦国“连横”；
前312年，丹阳之战，魏国人魏章和樗里疾联手大败楚军，斩首8万，夺楚地六百里设立汉中郡；
前295年，乐毅离开赵国后的第一站就是魏国，魏昭王没有发现这个人的价值，使其投入燕王麾下；
魏国中大夫须贾的门客范雎，差点死于魏齐之手，逃往秦国后受到重用，官至相国，将秦灭六国的进程向前推了一大步……
这时，曾经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垂垂老矣。
接下来的剧情，史书记载疑点重重，笔者在此呈现两个可能版本，供读者参考。
之一：百岁尉缭
凭着一口不能抒发的悲愤之气，他撑了很久。
然而，他等到的是秦魏形势已成定局、无法逆转，关于“下一任”魏王的幻想彻底破灭。与其看诸国胶着之下更多生灵涂炭，不如发挥一己之力，尽早结束这场必然的战争。
前237年，年逾百岁的尉缭等到了一个机会——投奔秦国。
【注：有学者推测，尉缭携救国之策见魏惠王是在前334年，哪怕当时他只有20岁，投秦这一年也已达117岁高龄；我们试着把条件放宽，假设20岁的尉缭，在魏惠王在位最后一年（前319年）觐见，那么，他可能出生在前338年，投秦时应为102岁。】
之二：冒名者“尉缭”
尉缭胸中满满的一腔热情被魏王们前赴后继的一桶桶冷水浇灭，不留一丝余温。他决定带着毕生所学归隐江湖，直至离开人世，再无与庙堂有任何瓜葛。
他身后，一个出色的门生（或一个素未谋面的仰慕者），继承（直接或间接）了他的衣钵和曾经的满腔悲愤——天下苍生离乱，老师的救国安民强兵良策难道就这样被埋入黄土了吗？
不行！
他决定以先生之名继续先生未竟之事业。
【注：这个“尉缭”是不是尉缭的后人？避尊者讳在春秋时期就已出现，在相隔并不遥远的魏国，让血亲后代冒领尊长之名，也许并不容易做到。或许，学生替代老师的可能性较大。】
这个“尉缭”等到了古稀甚至耄耋之年才行动，理由很简单，毕竟出身于邻国重臣家庭，秦国不可能一点都不了解，冒名的必备条件，除了熟知尉缭家族谱系和学说，外形亦须像一位老寿星。
剧情重回一线：前237年，白发苍苍的尉缭携“宝”投秦。
尉缭为何选在了这一年出走？
位于山东烟台养马岛的秦始皇嬴政铜像。
4
推倒两座“大山”，秦王独掌大权
前238年，已经继位10年的秦王嬴政年满20岁，按例要举行成年礼——在原则上，这代表他可以亲政了。
嫪毐趁机发动叛乱夺权。然而，这个男人讨好赵姬的招数很有效，但要对他儿子耍阴谋就太小儿科了。嬴政早已布置妥当，轻松消灭肇事者。
次年，嬴政罢黜吕不韦。这时，秦国贵族提出要求，要秦王把损害他们利益的六国客卿赶出去。已经踢掉两块巨大绊脚石的嬴政觉得内部团结很重要，下了《逐客书》。
实际上，看到魏、楚、赵等老牌强国因贵族势力叫停改革的悲剧，秦王不可能不对这些闹事的家伙有所防备，赶走可以利用的势力、纵容潜在敌人壮大的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于是，李斯很识相地写了一篇《谏逐客书》，力陈六国之人为秦国做出的贡献和驱逐客卿的种种危害，秦王适时地表示：哦，你说的很有道理。就这样，走个过场，两边都没了意见。
现在，独掌大权的嬴政只想做一件事：倚几代秦君积累的威势图谋雄霸天下。
隔壁魏武侯和之后历代魏王已经以身试法地让他懂得一个道理：缺乏人才很要命！如今六国又成合纵之势，秦国要逐一歼灭很容易，但是面对集体的力量，一点把握都没有，这种局面拖得越久、变数越大，对秦国损害越大；那么，应该以何种策略统一天下？
况且，自己太年轻，虽有谋略但无经验；座下虽有一众猛将和李斯这样的谋士追随，要化解这个难题，缺乏能够总揽军政、筹划全局的大才。
怎么办？学先祖秦孝公，招！
就这样，秦王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敌国高手尉缭，后者留下了中国历史上关于秦王相貌最早的描述：
“秦王这个人，高鼻子、眼睛很长，身材异常魁梧高大，昂首挺拔，声音像豺般低沉，让闻者能够感觉到这人的恩情寡薄和虎狼一样凶恶的心。
这种人，得志前可以放下身段、礼贤下士，就像他现在对我做的这样恭敬，达到目的后则会轻视他人。要是日后秦王拥有天下，天下人皆会沦为他的俘虏。我不能长久追随这样的人。”
不知是觉得气场不合、价值观相悖还是欲擒故纵的手段，这次见面之后，尉缭跑了。
李斯恰如其分地发挥了作用，先把人追回、再劝秦王不要跟老人家计较，两边暂时都没意见。
尉缭开始建言献策，秦王越发尊敬这位出身高贵的老者，将其封为秦国国尉，地位仅在自己之下，甚至按君王的饮食服装规格款待他。带头作用的效果很明显，朝中各位大臣对尉老先生都是毕恭毕敬。大将蒙恬甚至亲自为之牵马，并恳请前辈继续著书立说以遗后世。
这里有个问题，李斯之前整死韩非和后来矫诏令扶苏自尽的戏码，可见此人聪明、识时务但格局不大，个人利益仍然是首要考虑。他为何如此推崇尉缭？这里推测，其一，可以取悦秦王；其二，对方年事已高、威胁不大；其三，就是尉缭的个人智慧使然了。
那么，尉缭到底教给了秦王什么？
5
战略：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
尉缭站在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全新高度，承担着一个前人无法企及的任务。
他主张“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为秦王统一六国树立了两个“制高点”：
*战略目标制高点
当时，虽然周天子已经失去了对诸侯国的实际控制，诸侯都想称霸，但是，正如魏惠文王那样，大家的思维理所当然地停留在前文所述的“争霸-共存”模式，没有人将统一六国作为战略目标并真正付诸行动。
只有商鞅、尉缭这样的极少数人看清了“兼并-你死我活”的局势走向，与秦王的宏愿高度一致。正因如此，尉缭作为兵家高才的远大抱负才得以实现。
*道义制高点
尉缭认为，战争有两种性质，一种是杀人越货、与盗贼无异的非正义战争；另一种是“诛暴乱、禁不义”的正义战争。
“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
尉缭从明确“大合不争”的道义制高点出发，为秦军取天下减少阻力，制定了可以实现的战略目标。
他继承和发扬了商鞅的“农战”思想，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
他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这是战争的基础。
土地是被用来养老百姓的，城邑的作用是捍卫土地，战争的直接目的是守城。所以，君主想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抓好务农、守城和战争。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战相结合的方针。
发展生产，对于军事行动具有重要意义，治兵者要以耕、织为治国之本，“夫在耘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民富国强，本固兵坚，方能守必固，攻必克。
君主进行战争的旗帜是“诛暴乱，禁不义”，最终目标在于使“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仅诛杀首恶一人。
对于战争，他指出了3条取胜之道：
*道胜，战争要讲求正义性，攻伐要打出“以正义征不义”的旗号，做到师出有名；
*威胜，用威势震慑住敌方，小战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做到以势胜敌，必须要“审法制，明赏罚”；
*力胜，凭借兵力、国力优势打硬仗，或依靠奇谋妙计出奇兵一招制敌，做到以实力为基础的攻杀进取。
三者相互联系，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运用。这样的战略思想，至今仍被世界上的各军事大国所推崇和运用。
6
战术：制定出一整套攻守谋略
只有大方向远远不够，在战争可能涉及的诸多方面，尉缭提出了诸多可以应用与实践的注意事项。
比如，他辩证地提出了24条治军经验。
*12条正面经验：
树立威信，不能轻易变更号令；
给人恩惠，要奖赏及时；
当机善断，要顺应各种事态的变化；
战胜敌人，要掌握敌我双方的士气；
进攻取胜，要出其不意；
防守坚固，要修整防御工事；
不犯错误，必须守法度；
避免陷入困境，要做到早有准备；
谨慎，在于防微杜渐；
明智，在于能处置大事；
消除祸害，要果敢善断；
能得众心，在于谦恭待人。
*12条反面教训：
后悔，在于决心动摇；
罪恶，源于滥行杀戮；
偏袒，由于私心过重；
指挥失误，在于自以为是；
用度不足，在于耗尽民财；
是非不明，在于受人离间；
没有实效，来自轻举妄动；
固执浅薄，因为疏远贤人；
祸患，源于贪财好利；
受害，由于接近坏人；
灭亡，因为没有战备；
危险，在于号令不明。
在作战过程中，要正确处置这些有利和不利因素，否则就会被敌人打败。
针对攻守城邑，他给出一整套谋略，前辈兵家少有论及。
主张攻城要有必胜的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言攻”。要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
*攻城要选择以下4种目标：
一是无守，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
【注：津梁，即桥梁，也指口岸、隘口。】
二是无人，堡垒人力不足，防守的战士尚未调回；
三是无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进来，军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
四是空虚，兵力和资财穷尽。
对上述四种情况，应乘虚攻击，决不要犹豫和手软。
*守城谋略主要强调3点：
一是“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而非仅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
二是“池深而广，城坚而厚”，修筑城郭要广大而坚固，并且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和锋利的矛戟。
【注：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不计在内。】
三是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援军要能打开重围、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
尉缭十分重视战争中将帅的作用。
为帅者，要正确分析敌情、慎重选好将领，而后出兵；将帅与士卒之间，要如心（大脑）与四肢那样协调一致、成为一个整体，方能谋略得当、机智果断地进行作战。
将帅要处理好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就不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军事又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手段。“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负矣。”
将帅要秉公执法、恩威并施、为人表率；要重视部队的行政制度建设，制定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从目的、方法、步骤和奖惩制度等方面提升军队训练效果，如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
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要求将帅用兵要“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这种辩证的军事思维，为后世提供了克敌制胜军事方法论。
7
一部《尉缭》，为何能“平天下”？
得益于雄厚的家学传承，他还记载并完善了战国时期的军事条令，给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和军事法留下了宝贵材料，在其他兵家著作中难得一见。
尉缭主张以法治军，创立了赏必厚、罚必重的赏罚条令。
“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
一方面，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非战无所得爵”，力求做到“赏功养劳”。另一方面，主张重刑，战败、投降、临阵脱逃的将士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
他提出的“什伍连坐法”和“战诛之法”等都体现了重罚原则。这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前人更为严酷。
他强调“杀之贵大，赏之贵小” “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取消了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特权，体现了改革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政治与军事改革色彩，与春秋时期的“赏功酬劳”有了很大的不同。
另外，还有对军队行动的明确指令。
“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了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的原则；
“经卒令”，是战斗编组条令，规定了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
“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
“将令”，规定了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
“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等；
“兵教”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试图打造一支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为将忘家，逾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
通过上述一系列积淀，尉缭为秦军的正规化和总体战力提升做出了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完成了前辈商鞅未竟的事业，成了嬴政实现大一统梦想的强效催化剂。
耐人寻味的是，功成名就后，他“事了拂衣去”，再次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完成宿命般的任务后，无论是尉缭还是“尉缭”，他再次选择了归隐。对于这样一个功高望重的老者，壮志得酬的秦王能给出的最高奖赏，便是让他按自己的意愿善终。
不久，在秦王天下的某一隅，一代兵家高人在内心的圆满和宁静中走到了人生终点。
【注：其军事思想集中在《尉缭子》一书中，宋朝时被纳入兵家必读的“武经七书”，在兵家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参考资料：
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残简》影印件
⒉【战国】尉缭著《尉缭子》
3.【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4.【战国】商鞅著《商君书》
5.【西汉】司马迁著《史记》
6．严锴编著《尉缭子兵书》
在和平时期，战争的教训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集体忘却，直到又一次战争猝然到来，才会在付出血淋淋的代价后猛然警醒。兵家，在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兴旺发达，然后，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压和忘却。
一个成熟的国家，一个成熟的民族，一定不能忘记战争的灾难和教训，即使是在国家长久和平、兴旺发达的时候，仍然需要发扬重视国防和军事的传统，做到警钟长鸣、武备常新。
中国兵家学说的世界性研究热潮经久不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节点，重新挖掘与发现中国古代兵家价值意义重大。因此，库叔邀请军事科学院原作战理论和条令研究部蒋亚民研究员推出“中国古代兵家”系列文章，每周一篇，以飨读者。
本系列跨越4600年，讲述从中华文明起源时期到清末对我国军事乃至历史进步发挥重大影响的38位兵家代表人物的故事，解读那些被后人奉为圭臬甚至神化了的传世兵书和古代阵法。
注：依次为玄女、伊尹、武丁、姜子牙、先轸、鬼谷子、田穰苴、孙武、孙膑、墨翟、乐毅、李牧、白起、吴起、尉缭、王翦、张良、韩信、卫青、班超、诸葛亮、杨素、李靖、薛仁贵、郭子仪、韦睿、耶律休哥、岳飞、成吉思汗、拔都、朱元璋、徐达、戚继光、邢玠、郑成功、施琅、福康安、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