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孤儿院极简史

公元1082年的一天，一个名叫王天麟的人从鄂州渡江到黄州，去拜访他的朋友苏轼。

朋友相见，理应相谈甚欢。但聊完天，苏轼的心情却变得十分沉重，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苏轼急匆匆地提笔写信，火速寄送给鄂州地方官朱寿昌。在信中，苏轼提及了从王天麟那听来的鄂州见闻，以及一些相关的亲身经历： 宋人弃子、溺婴之弊。 据王天麟所言，岳州、鄂州两地间的乡村百姓，通常只养二男一女，一旦家中婴孩超过这一数量，便要杀婴，尤其是女婴。他们杀婴，多数是将婴孩死死按入冷水盆之中，待几声呻吟过后，这个“麻烦”便解决掉了。

有个姓石的贫农，已经杀了两个婴儿。一年夏天，他的妻子竟然生下了四胞胎。这让他难以承受，亲手把妻子和婴儿都杀了。 苏轼认为，这样没有人性的溺婴暴行，应当予以遏制。这也是苏轼给朱寿昌写信的原因：希望他能将“故杀子孙，徒二年”的法律规定切实推行到鄂州各县之中，警醒百姓杀婴是要判刑的。 苏轼所讲的“生子不举”（生了孩子不养育）问题，早在先秦的贫苦家庭当中已经出现。只是，这一问题在宋代尤其突出。

每当饥年，运气好的孩童也许被父母卖到富裕之家当工，运气不好的也许就被随地遗弃，生死看天。生子不举，可以说是宋代最突出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面对这样的惨况，宋朝统治者提出了不少应对措施，包括设立专门的慈幼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孤儿院。

先秦最有名的弃婴，莫过于周族先祖后稷——弃。

根据史籍记载，后稷是母亲姜原在野外践巨人足迹后怀孕生下的。由于这一经历过于离奇，姜原以该婴孩为“不详”，因此将孩子遗弃在小巷之中。后稷之名“弃”，便是这样得来的。

像这种充满神话色彩的“弃婴”传说，并非个例，不少厉害人物都有这样的出身传言，如夫余国始祖东明，被母亲“捐于猪溷”，“徙置马栏”；西周徐国第32代国君徐偃王同样被母亲“弃于水滨州”；殷商名相伊尹则是被采桑女“得婴儿于空桑之中”……

连部族首领都是弃婴，若论至民间，弃婴行为应更为常见。从“弃”字的甲骨文也可看出，该字最早便是用来形容抛弃婴儿的行为：双手持箕，把婴儿对外抛出。

“弃”字甲骨文。图源：字源网 为何要弃婴？ 部族时代，弃婴应该是物质匮乏的反映。进入王朝时代，则加上了政府的苛捐杂税，惨烈的天灾人祸，又或是封建迷信思想，都是致使百姓弃婴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弃婴、杀婴成了一些家庭减少生存压力的出路，孤儿数量攀升。即便贫民坚持下来，没有放弃养育幼儿，也极有可能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家中婴孩被迫成为孤儿。 民众弃婴，大多属无奈之举，而这份无奈对社会的稳定发展而言，极其不利。因为，人口数量的下降将影响到国家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越王勾践就曾通过善待妇孺、鼓励生育等措施增殖人口，增强国力，最终一雪前耻。 自先秦起，弃婴救助就是统治阶级眼里的一项重要任务。长久以来，它都跟养老、扶贫等社会救济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和解决。 《礼记》有云：“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周朝将“慈幼”放在社会福利救济之首，可见统治阶级对婴儿救助的重视程度。 但从史籍记载来看，从西周至秦汉，官府的慈幼措施主要在于通过政策给予民众育儿补助，或鼓励宗族、乡邻等对孤儿施以援手。 譬如，春秋时期，管仲任齐相时，面向孤儿曾推行过这样的慈幼政策：孤儿归原父母的同乡、熟人或故旧进行抚养。抚养一位孤儿，家中一子可免除征役，以此类推，抚养满三位孤儿，全家免征。整个过程中，“掌孤”官员必须要经常去了解孤儿的情况，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情况。而民间宗族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也较为配合官方的慈幼恤孤事业。

管仲画像。图源：网络 慈幼恤孤慢慢形成了一种“官方为主，民间为辅”的发展模式，并一直延续。但几百年来，慈幼恤孤多数停留在官方颁行政策或举办间歇性的济赐救助活动，以及民间的士绅官员、家族团体等发善心进行的就近救济这样的层面上。总体而言，发力零散，效果有限。 为了有序且有效地推进慈幼恤孤事业，专业的救济机构应运而生。收留孤儿的专业慈善机构，目前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公元6世纪，南朝梁武帝萧衍抱着“孤幼有归，华发不匮”的目的，在京师设立了孤独园，首创具有福利性质的专业机构。孤独园除了收养孤儿，也赡养孤寡老人。 此先例一出，后世便开始办起类似的慈善救助机构。 武则天长安年间，佛风盛行，出现了受官府监督，由寺院经营的悲田养病坊。

“悲田”一词来自佛语，意为施贫，包括了对贫穷孤老乃至动物的布施。可以说，以往的慈幼恤孤主要以儒家的仁爱思想作为思想支撑，那么，自佛教传入以后，又多了一股强大的思想力量。 该坊收容贫困老人、病人、残疾人和孤儿，综合性较强，比孤独园规模大了不少。但后来，却出现了“悲田”二字被革名的情况。 一切源于“会昌废佛”。 隋唐以来，佛教越发壮大，在唐朝前几代君主的追捧下，更是风头大盛。由于寺庙土地不用纳税，不少人为了逃避赋役，出家为僧。长此以往，便会影响国家收入，引发社会问题。因此，更信奉道教的唐武宗继位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

唐武宗画像。图源：网络 会昌二年（842年）至会昌六年（846年）间，全国众多佛教寺院被拆，佛像被毁，银两充公，经书四散，并要求僧尼还俗。在这种情况下，由寺院僧侣经营的悲田养病坊便进入了一个无人看管的状态。

此时，宰相李德裕向唐武宗提议将悲田养病坊更名为“养病坊”，并加强官府管控。 一直到慈善事业突破性发展的宋代，慈幼恤孤才逐渐从各项慈善救济项目中独立出来，形成专门的慈幼恤孤机构。“孤儿院”的出现，使得孤儿救助进一步往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宋朝以文立国，大力发展理学，儒家仁义学说的影响日益加深。从表面上看，宋朝总是一副歌舞升平的模样，实则暗流汹涌，颇为脆弱。战乱与饥荒致使流民遍地，随之而来的，便是孤儿数量的增长，杀婴数据的攀升。 起初，宋朝继承唐朝养病坊的的做法，在开封设立东、西福田院，同样收容了老幼、乞丐与残疾人。随着饥荒时流民数量的增加，后又增设南、北福田院，四个院子合计可收容1200人左右。

但还是远远不够。 宋徽宗时期，根据先前颁布的《居养法》，在蔡京的倡导下，全国各地开始涌现了名为居养院的慈善机构，尽量照顾到全国各地的鳏寡孤独贫穷者。虽然居养院规定可收容之人多达十类，但主要是养老院和孤儿院的结合体。

宋徽宗在推行《居养法》时，特意规定了“遗弃小儿，乃雇人乳养”，尽量保证孤儿的生活。

宋徽宗画像。图源：网络 后来，政府还会将居养院内“可教导之人”送入小学听读；又或是将部分孩童送入寺院中“养为童行”。这样一来，慈幼事业便不再局限于保证孤儿的生存，还为孤儿提供了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这是慈幼事业的一大进步，为后世所沿用。 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长久的战争让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纷纷南渡。宋高宗赵构重建的南宋政权，面临着以往更加严峻的救济局面。 迁徙过程中，丢儿弃女者甚众，孤儿数量急剧上升。居养院人力有限，终于，慈幼机构从居养院里独立出来。

南宋的慈幼机构，最初是从地方发展起来的。 绍兴五年（1135年），南方一带多地设立了举子仓，为产子之家提供钱、米等生活救助，是较早的专事慈幼组织。 隆兴二年（1163年），江南地区歉收导致饥荒，当地贫民为生计所迫，纷纷弃儿于道。此时，吴兴知州郑作肃便设立了钱米所，散养那些被遗弃的孤儿。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育婴专门机构。 嘉定十年（1217年），又有一人在慈幼事业上有了重大创举。 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的真德秀在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亲眼目睹了饥荒之后弃婴遍地的惨状：生活艰难的大人无力抚养年幼的儿女，于是，孩子要么被遗弃在路上，要么已死在沟壑之中。

这样的场景，触目惊心，让真德秀心生怜悯。 一番思量过后，真德秀做了一个决定：创办慈幼庄。

真德秀画像。图源：网络

真德秀所办的慈幼庄，首先利用没官田产招人租佃的方式获得收入，保证经费源源不断。其次，他详细规定了官员的责任、孤儿的收养办法和收养年限、病葬处理等。这些条约，被刻在石碑上，要求后世“永永遵守”。 真德秀在任期间，大力赈灾救荒，慈幼庄便是其中一项。在他离任之际，数千名百姓在郊外为他送行。行进途中，他们指着路旁的冢墓，边哭边说：这些都是过去在饥荒里饿死的人啊！如果没有您，我们早已经跟他们一同进入坟墓里边了！ 百姓对真德秀感情之深，可见其功绩之大。 嘉定十二年（1219年），时任湖州通判的袁甫也在湖州设立婴儿局，功能与上述慈幼机构相近。 在地方官员的倡导下，慈幼机构纷纷在各地建立起来，地方的弃婴问题有所改善。

看到地方慈幼机构卓有成效，淳祐七年（1247），南宋朝廷下令在临安府创立慈幼局，动用中央的力量缓解弃婴问题。慈幼局由官方支给钱米，聘请贫妇乳养婴儿。若民间有人愿意抱养孤儿为子女，官府每月也会资助钱米，持续三年为止。 十年实践以后，朝廷下令“天下诸州建慈幼局”，将慈幼局推行至全国。宋理宗赵昀对慈幼局抱有极大的期待和设想：“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 尽管宋代弃婴问题并没有因为慈幼局的设立而根除，但着实有了好转。

而这些“早期孤儿院”的管理条款和运营方式，也为后世慈幼机构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参考。

元明时期，慈幼事业并没有接着南宋的步伐继续发展，乏善可陈。尽管朱元璋也算是孤儿出身，但他立国以后，对社会上的孤儿并没有特别的关照。 到了明末清初，慈幼事业才再度崛起。首先依靠的，依然是地方精英的力量。地方士绅积极参与行善，承担起教化社会的使命。这一时期，比较突出的慈幼机构有保婴局、育婴社（育婴堂前身）。

直到18—19世纪，全国各地的慈幼机构呈井喷式发展，不仅数量多，保育理念和质量都有了全新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育婴堂、保婴会、恤孤局、抚教局等。前两所机构，主要关注弃婴救助，而后两所，则关注五六岁以上、十六岁以下的流浪儿童救助。

天津长芦育婴堂大门。图源：网络

据统计，1724— 1796 年期间，全国新增育婴堂数约为324所。育婴堂之所以能发展起来，得益于它对乳妇的有效管理，通过严苛的管理方式，如规定乳妇不许擅自出堂，家人探望规定时限等，促使乳妇能够全情投入到保育工作之中。 保婴会是从乡村地方开始关爱儿童。它们并不亲自养育婴儿，而是给予贫困家庭补助，五个月后，力劝家庭留下婴儿。这是从源头上预防弃婴的做法。 至于恤孤局和抚教局，则是终于把宋朝的教育和就业又给孤儿安排上了，简称“教养兼施”。它们都专注于给孤儿传授知识和手艺，保证每个孤儿拥有一技之长，能够谋生。这也可以称作是“授人以渔”式的救助。资质普通的孩子，会安排学习纺花、织布、结网巾、打草鞋、搓麻绳等职业技能；天资聪颖的，则会被挑出，去读书识字。 在地方精英的强力推进下，自雍正二年（1724年）起，官方对民间慈幼事业的支持力度便逐渐变大，慈幼机构以一种蓬勃向上的状态加入到国家整体福利政策当中，改善底层、婴儿的生存环境。 谈论清朝年间的慈幼事业，还有无法忽视的组成部分——外国教会。 明清时期，传教士入华。出于宗教信仰及其传播需要，教会十分热衷于救助婴儿，尤其是为垂死的婴孩付洗。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他们开始大规模地在中国创办育婴堂和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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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教会的救助行为在中国人眼里看来，不仅怪异，且不怀好意。因为，他们发现传教士常常给婴孩进行奇怪的仪式——付洗。除此以外，他们的救助存活率并不高，甚至低于同时期中国本土的救助存活率，因此，人们对教会的救助浮想联翩。

光绪十五年（1889年），有人在广州东门外淘金坑一带发现一具婴儿尸体。与此同时，又刚好在城外捕获一名为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挑送尸体的工人。两起事件一关联，广州城内谣言四起，声称洋人残害婴孩，隐隐有发生骚乱的趋势。

此事一出，张之洞趁机向教会提出稽查教会育婴堂的要求。但这引起了教会人员的不满，认为是在束缚传教士的自由。最终，软弱的清政府在抗议中选择退缩。尽管后来曾多次爆发教案，清政府都趁机想要实现稽查教会，但无一次成功。

一直以来，教会育婴堂因为“怪异”的行为和较高的救助死亡率备受质疑和猜忌，但不可否认，它们也曾起过一定的救助作用。

无论是宋代苏轼的悲悯与行动，抑或是近代教会的善举与冲突，或许，我们从漫长的孤儿命运史中，可以看到更为本质的东西：

婴孩，国之希望也，每一条生命，都不该被轻易放弃。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4年

宋采义，豫嵩：《宋代官办的幼儿慈善事业》，《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

王卫平：《唐宋时期慈善事业概说》，《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范忠信：《中国古代福利救济制度及其精神》，《中西法律传统》，2002年2月

李志刚：《中国上古时期的“生子不举”》，《古代文明》，2011年第3期

段正华：《近代中国儿童救助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