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中学的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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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善友

87年从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我回到了故乡淮阴，县教育局分配我到棉花中学工作。张佐潼局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我们对你们这些本科毕业生都很重视，全部分配到完中任教。”当时全县只有屈指可数的县中、渔沟、南陈集、刘老庄、棉花等几所完中。我欣然前往。

8月底的一天，带着介绍信去棉花中学报到。传达室的杨奶奶（当然，当时是不知道她姓杨的）听说我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很热情的带我去找校长。校园的中间道路两旁，是两排高大的杨树。来到一棵杨树下，杨奶奶喊道：“朱校长，有人找你。”我四望不见人，杨奶奶见我疑惑，指着树上说：“朱校长在修剪树枝。”我抬头一看，树上果有个人在修理树枝。见我们到来，他慢慢的从树上下来。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人，头戴一顶帽檐已有点耷拉的旧帽子，身着中山装，上口袋里跨一枝钢笔，脚穿解放鞋。我很惊讶：这就是我的校长，这么土气，亲自爬树上修理枝条？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朱校长倒是很热情，接了介绍信，问了我一些情况，听说我家离学校远，说尽快为我安排一间宿舍。

刚毕业，大学同学间还有联系，当时没有手机，都是书信往来。信中无非汇报一下别后情况，诉说思念之情。我们班不少同学分配得很不错，有留校的，有到高校的，有进政府机关的。像我这样分到乡下学校的寥寥无几。跟我睡上下铺的陈君，听说我分到棉花中学，在来信中感慨：“天下之大，竟有棉花！”我的失落感又加几分。

上班后，我的心情竟有了好转，这是由于我遇到了一帮好同事和好学生。

开学初，我的宿舍还没有解决，比我早两年分来的刘家勇、戴洪友、陈言文等老师，一点也不排斥我这个后来者，留我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学校伙食差，他们得空偶尔会自己上街买点菜，点上煤油炉，烧几个可口的菜，小酌几杯，倒也有滋有味。现在再贵的菜也吃不出那时的味儿，档次再高的喝起来也没有那时的蓝双沟香。

在棉花中学工作七年，伴过三任校长，三位校长各具个性。朱培龙校长淳朴忠厚、待人诚恳，没有一点官架子。他把学校当作自己的家，校园经常见到他忙碌的身影，清扫道路，修理门窗、栽花浇水，什么杂事都干，不认识的人准以为他是学校的勤杂工。我们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他总是和风细雨、不紧不慢的跟你谈心，只到你释然。他家就住在校园里，有时，他会让老伴烧几个菜，把我们几个单身汉喊到他家里，边吃边聊，让我们在学校也有家的感觉。

胡宗仁校长与前任朱校长不同，他很严肃，不苟言笑，给人一种敬畏感。其实，他是个外冷内热的人，非常关心我们青年教师。他曾找我谈心，希望我积极要求进步，向党组织靠拢。可惜，少不更事的我，没有听进他的话，至今在“政治面貌”一栏填的仍是普通群众。他的烟抽得很厉害，校园里时常听到他的咳嗽声。那时仅拿几十元钱工资的我，抽的是大运河香烟。胡校长偶得牡丹一类的好烟，会很慷慨的扔一两包给我，有福同享。

第三任校长张天明，工作作风雷厉风行，敢做敢当，据说为了学校教育教学的事，在局领导面前会据理力争，甚至拍桌子打板凳。我在棉花中学工作的第七个年头，有机会调进县城，局里手续都办好了，可他就是不签字放人。他跟我说:“兄弟，论私人感情，我肯定让你走；为了学校，我舍不得你走。我跟局里谈过了，再分一个本科生给我，我就签字放人。”他掏心窝的话让我很感动，当时都有些不想进城了，但后来还是走了，没有找他签字，也不知局里有没有再分给他一个本科生。今天想来，感觉很对不起天明校长。

遇到的学生，也让我感动。87级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他们大多是农家子弟，淳朴善良，好学上进。看着他们那如饥似渴的求知的眼神，让我在教学上不敢有丝毫懈怠。那时没有什么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师全凭死功夫。毕业后第一届学生我教了三年，三年中，我几乎把我在大学四年所学的现代汉语、古汉语等知识都教给了他们。每天握着铁笔刻钢板，不知用了多少张蜡纸，磨秃了多少支笔尖。现在想来，所做的那些有用吗？有一个学生大学毕业后对我说：“我的语文知识基本都是高中时从您那儿学到的。”这话让我有些许安慰。30年教书生涯，唯一带三年兼班主任的只有这一届，对这届学生感情很深。我的记忆力很差，教过的学生，毕业后很快就会忘记，而这届学生至今我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

一转眼，离开棉花中学20多年了，从前的那些快乐不会再回来了，往事也只能留在记忆深处。让我欣慰的是，当年的那些学生遍布商界、政界、公安、医疗、教育，在每个行业干得都很出色，尤其让我自豪的是，棉花中学现任掌门人刘爱国是我当年在棉花教的第一届学生，相信他一定会尽心尽职，干好工作，回报母校。

刘爱国（右一）陪同上级领导检查学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