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拉康 | 镜子阶段作为“我”的功能之构成者
文 |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本文为1949年7月17日在苏黎世的第十六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作的报告。
十三年前我在我们上届大会上引入的镜子阶段的概念，虽然此后曾或多或少地受到法国群体的使用，但是在我看来它并非不值得重新唤起你们的注意：特别是现在对于它在精神分析就此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中澄清的“我”的功能来说。对此必须说明的是这种经验使我们反对一切直接源自“我思”（cogito）的哲学。
或许你们当中有人还记得我们从其出发的那个由比较心理学事实阐明的行为特征：小孩子在某个年龄上有一段短暂的时间，不过还是有那么段时间，他在工具智力上不及黑猩猩，然而却已经能在镜子中如此识别出自己的形象。这种识别是由“顿悟”（Aha-Erlebnis）的启蒙性模仿标明的，这在柯勒（Köhler）看来表达了情境统觉（aperception situationnelle）这一智力行为的关键时期。
事实上，此一行为，非但没有像在猴子身上那样消耗殆尽于从这个形象的虚幻中一次性获得的控制，而且立即在孩子身上重新唤起了一连串的动作，他从中顽皮地体验着这一形象承担（assumer）的种种运动与其映照出的环境的关系，以及这个复杂的虚像与他将其双倍化的现实的关系，即与他自己的身体，与他身边的人乃至物体的关系。
自鲍德温（Baldwin）以来，我们就知道该事件从六个月大起便可能发生，而且它的重复常常使我们的沉思驻留在镜子前面的乳儿这一扣人心弦的场面上，他还没有掌握走路甚至站立，被整个地环抱于某种人为的或人工的支撑（在法国我们把这叫作“宝宝学步”——trotte-bébé），但是他却在一阵狂喜的扑腾中克服了此种倚靠的羁绊，以便把他的姿态悬置在一种多少有点倾斜的姿势上，以便再现这一形象的某个瞬间的模样，从而将其固定下来。
这种活动在我们看来一直到十八个月大都保持着我们赋予它的那种意义——它不但揭示了一种迄今仍有争议的力比多动力，而且揭示了一种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该结构是融入在我们关于偏执狂的认识的众多思考中的。
在此只需将镜子阶段在分析赋予该术语的充分意义上理解为一种“认同”即可：即当主体承担（assumer）一个形象时在他身上造成的转化——“意象”（imago）这一古老术语在理论中的使用便足以表明该形象注定要经受此种时期效应。
处在此“幼儿”阶段的小孩子仍然沉浸在运动无能及对喂养的依赖之中，这家伙对其镜像的狂喜的接受（assomption）从而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情境中表现“我”在其中沉淀（précipiter）于一种原始形式的象征矩阵（matrice），此后他才在与小他者认同的辩证法中得以客观化并且语言才在普遍性中为他恢复其主体功能。
此外，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一形式归入一个已知的登记，则可将其指定为“理想我”（je-idéal），在此意义上它也将是那些次级认同的根源，从中我们在这个术语下认出了力比多正常化的诸多功能。但是重点在于这一形式将“自我”机构先于其社会规定而安置在一条对于单个个体而言将永远不可缩减的虚构线路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会渐进地接合于主体的生成，而不管他必须借以作为“我”来解决他与其自身现实的不一致的那些辩证合题的成功与否。
这是因为主体借以在一个幻象中超出其能力成熟的身体的完整形式只是作为“格式塔”提供给他的，也就是说是在一种外在性中，当然此形式在其中是构成性的而不是被构成的，况且它是在将其凝固的一种身材高低之中并在将其颠倒的一种对称性之下显示给他的，这与主体感到他将其激活的运动紊乱恰好相反。如此这个“格式塔”——其完整倾向（prégnance）必须看作是与物种相联系的，尽管其运动式样仍然是难以识别的——便经由其显现的这两种特征象征着“我”的精神永久性，同时也预示着其异化的终点；它还富有着把这个“我”与人将自身投射于其上的雕像，与那些操纵他的幽灵，最后与他制造的世界趋向在一种歧义的关系里完成于其中的机器人（automate）结合起来的种种对应。
事实上，对于这些“意象”而言，我们的特权是在我们的日常经验和象征效力的半影（pénombre）中看到它们的那些遮上面纱的脸孔显出其轮廓——镜像似乎是可见世界的门槛，假如我们信赖“自己身体的意象”在幻觉中和在梦中呈现的镜中布局，那么就涉及到其个体特征，甚至是其缺陷或其客体的投射，或者假如我们注意到镜子装置在那些“双重”（double）显现中的作用，那些异质的精神现实就从中表现出来。
一个“格式塔”可具有一些对于机体的构成效果，这一事实是由一个生物学实验证明的，其本身与精神因果性思想是如此的相异以至于它无法导致将其这样表达出来。不过它从中确认了雌鸽的性腺成熟是以看到一个同类为必要条件的，其性别则不那么重要——该条件是如此的充分，以至于只将个体安置于一面镜子的反射范围也可得到这样的效果。同样，迁徙的蝗虫在世袭中从独居形式到群居形式的过渡，也是通过在某个阶段上使个体暴露在可见于一个类似形象的排外行动中而获得的，只要它是由一种与其种属的那些特征充分接近的风格的种种运动所激活的。这些事实都登记在作为构成性并且作为爱若性的美的意义问题包裹着的一个同形认同秩序中。
但是那些被设想成异形认同的拟态的事实，就它们提出了空间对于活体的意义问题而言，并非没有在此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比起试图将它们缩减到所谓适应的首要法则的那些可笑的努力，心理学的概念未必更不适合于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只需回想起罗杰·凯卢瓦（Roger Caillois）的思想（他当时还年轻，并且刚刚与曾培养过他的社会学派决裂）在此问题上曾发出的那些昙花一现的闪光，以“传奇性神经衰弱”这个术语，他将形态的模拟归入在其去现实化的效果中的一种空间的强迫。
我们自己也曾指出，在将人的认识作为偏执狂来解构的社会辩证法中，关于欲望的力量领域人的认识比动物的认识更加自主的原因所在，但是它同样将人的认识限定在超现实主义者的不满显露于其中的那一“少许现实”里。这些思考促使我们在镜子阶段表现的空间的捕获（captation）中认出了其自然现实的器质性不足——甚至先于此一辩证法——在人身上的效果，假设我们能给“自然”这一术语赋予某种意义的话。
镜子阶段的功能从而在我们看来是作为意象功能的一个特例表现出来的，该功能在于建立机体及其现实的关系——或者，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在于建立“内部世界”（Innenwelt）与“外部世界”（Umwelt）的关系。
但是这种与自然的关系在人身上由于机体在其内部的某种开裂，由于新生儿头几个月的不适征象和运动失调流露出的一种原始不和谐（Discord）而受到了改变。椎体系统与母亲机体的体液残存的解剖学未完成的客观观念，证实了我们将其作为人身上的一种名副其实的“出生的特异性早熟”的论据而提出的那种见解。
我们顺便指出，该论据是由胚胎学家们在“胎化”（fœtalisation）这个术语下确认的，以便确定中枢神经系统的那些所谓高级器官，特别是精神外科手术引导我们将其设想为机体内镜（miroir intraorganique）的皮层的优越性。
此种发展是作为一种将个体的形成断然投射于历史中的时间辩证法而经历的——“镜子阶段”是一出戏，其内在推力从不足突进（précipiter）到预期——而对于捕获在空间认同之圈套（leurre）中的主体而言，它谋划了从身体的破碎形象到我们称作其整体的矫形（orthopédique）的那种形式相继而来的种种幻想——最后化为由异化身份披着（assumer）的盔甲，它将以其坚固的结构标记出他的整个心理发展。由此从“内部世界”到“外部世界”的循环（cercle）的断裂便造成了“自我”清查的无穷积分（quadrature）。
当分析的运动触及到某一个体强烈崩解（désintégration agressive）的水平时，这个破碎的身体——我同样将该术语纳入到我们的理论参照体系——便时常在梦中出现。它因而是在分离的肢体和显形于外视镜中的器官的形式下出现的，它们长出翅膀拿起武器，这些体内的迫害在其十五世纪登上的现代人想象的巅峰上由幻想家杰洛姆·波希（Jérôme Bosch）的绘画永远地固定了下来。但是此一形式也确实显示在机体自身的水平上，在界定了表现于分裂症或痉挛、癔症症状的幻想的解剖学的那些脆化（fragilisation）线路中。
相应的，“我”的形成是通过一个有堡垒保护的营地甚至一个竞技场而在梦中得以象征的——从内场到其围墙，到其四周的瓦砾和泥沼，分布着两个敌对的阵营，主体在那陷入了对高耸且遥远的内部城堡的寻找，其形式（有时并置在同一剧本中）以惊人的方式象征着“它我”（ça）。同样，在此处的精神层面上，我们发现了一些筑有防御工事的结构——其隐喻突然自发地出现，就好像源自于主体的症状本身——来命名倒错、孤立、重复、撤消、移置等强迫性神经症的诸多机制。
但是假如建立在这些仅有的主观材料上，尽管我们很少把它们从使我们将其看作一种语言技术的经验条件中解放出来，我们的这些理论尝试就可能仍然因投射于一个不可设想的绝对主体而遭受指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基于客观材料协助的这一假设中寻找一种“象征缩减法”的指导坐标。
它在种种“自我防御”中建立了一个与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在其大作的第一部分表达的愿望相符合的发生学次序——并将癔症性的压抑及其返回（与一种经常表达的偏见相反）确定在比强迫性倒错及其孤立过程更古老的一个阶段上，而后者是始于镜像“我”转变成社会“我”的偏执狂异化的先决条件。
镜子阶段在其中得以完成的这个时刻，经由认同于相似者的“意象”和原始嫉妒的悲剧（这是由夏洛特·布勒学派在儿童“互易感觉”[transitivisme]的事实中很好地揭示出来的），开创了由此将“我”联系于既定社会情境的辩证法。
正是这一时刻使得人的一切知识断然翻倒在小他者欲望的中介中，经由他人的竞争而将其对象构作在一种抽象等价中，并把“我”变成这样一个装置，本能的一切推力对此都将是一个危险，即使这一推力符合于一种自然成熟——此一成熟的正常化本身从而在人身上取决于某种文化的介入：正如俄狄浦斯情结之于性对象那样。
我们的学说用“原初自恋”来指称这一时刻特有的力比多投资，按照我们的观念，该术语在其创造者们那里揭示了关于语义学的潜在的最为深刻的看法（sentiment）。但是它同样阐明了他们在援引破坏本能甚至死本能时找来界定此种力比多与性力比多的动力学对立，以便说明自恋力比多与“我”的异化功能，与在跟小他者的一切关系中甚至在最为乐善好施的帮助关系中得出的侵凌性之间的明显关系。
事实上他们触及到了存在的否定性，其现实受到了存在与虚无的当代哲学的强力推动。但是不幸的是这种哲学只在意识的自足的界限内来把握存在的否定性，由于铭刻在它的那些前提中，这种意识的自足便将其依仗的自主性的假象与“自我”的种种构成性误认（méconnaissance）连接了起来。这种智力游戏，虽然特别沉浸于分析经验的介入，但是却在要确保一种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自命不凡中达到了顶点。
在一个社会为了不再承认实用性之外的其他功能而作出的历史性举措之后，在个体面对其出现看似补偿了这一努力的集中营式的社会联结而产生的焦虑之中，存在主义基于其给出的那些实际上是由此产生的主体性僵局的辩白而对自己作出了评价：一种只有在监狱的高墙下才如此真实地显示出来的自由，一种表达了纯粹意识超越任何情境之无能的介入要求，一种性关系的偷窥狂—施虐狂的理想化，一种只在自杀中得以实现的人格，一种只有通过黑格尔式的谋杀才获得满足的他者的意识。
我们的整个经验都是与这些观念相对立的，因为它使我们离开了将“自我”设想成是以“知觉—意识系统”为中心的，设想成是由“现实原则”组织起来的，与认识的辩证法截然相反的科学主义的偏见便表达在该原则中——以向我们指出要从将其刻画在安娜·弗洛伊德小姐极力肯定的所有结构中的误认功能出发：因为如果“否定”（Verneinung）表现了其显在的形式，那么其效果就仍然大部分是潜在的，只要它们没有在它我表现于其中的命定水平上为某种反光照亮。
由此“我”的诸多形成特有的这一惰性便得到了理解，我们可从中看到神经症的最为宽泛的定义：主体经由情境的捕获给出了疯狂的最普遍的表述，即那种存在于疯人院围墙中的疯狂，以及那种以其噪音及其狂怒震慑大地的疯狂。
神经症和精神病的痛苦对我们而言是灵魂的激情的操练，就好像精神分析天平的秤杆——当我们计算其威胁在整个共同体上的倾斜时——为我们给出了城市的激情的减缓指数。
在当代人类学固执地勘探这一自然与文化的结点上，精神分析独自认出了那个爱必须永远将其拆解或斩断的想象的束缚之结。
对于这样一项工作，利他主义的情操在看穿了慈善家、空想家、教育家甚至改革家行为背后的侵凌性的我们看来是没有前途的，在我们保持的主体对主体的救助中，精神分析能够陪伴病人直抵“你即如此”（tu es cela）的狂喜的限度，在那里给他揭示出其必死的命数，但是将他带到真正的旅途开始的那个时刻却不在我们作为实践者仅有的能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