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联文学的拓展维度
一、当前对联文学创作可能突破前人的几个维度
当前，中国社会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这为对联文学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突破提供了前提。那么，从对联界近四十年的实践经验中，我们是否能找到几个维度，结合一些有价值的案例，使联友们在以后阶段的对联文学实践中自觉地进行突破性的尝试呢？我这里举例性地讲几条，供大家参考。
⒈题材拓展
当代社会生活的丰富程度，应该说是远超古人的。这为对联文学的题材拓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安徽合肥鲍余华先生的作品《题农民建筑工》：
身离故土，头顶新天，筑万丈琼楼，抓片白云揩苦累；
朝念妻儿，暮思父母，编几行情语，发条短信报平安。
农民建筑工作为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为这样的群体撰联，我以前没有见到过。此联不但关注到了这个群体，更写出了这个群体的心声。我想这副对联之所以能够获奖，其在题材拓展方面的大胆尝试一定是“与有力焉”。我甚至认为，这方面的意义超越了获奖本身的意义。
⒉主题升华
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这种解放对于传统文化既有冲击，也是机遇。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必然产生不同以往的思想，更何况，中、西方的文化思想都在不断发展中。这为对联文学创作主题在古人基础上有所升华提供了源泉。例如四川贾雪梅女士所撰《贺莫非得子莫大真民》：
诗骨自顽，笔花犹艳，与贺玉树新栽，从头起二十年事业；
生斯邦国，结此尘缘，未期蟾宫独步，愿儿作一辈子真人。
上联从祝贺友人得子的角度入手，紧切友人诗联家、书法家的身份，表达美好祝愿。下联从对孩子的期望的角度来立意构思，特别能发人深省。“未期蟾宫独步，愿儿作一辈子真人”，对孩子的这种祝愿，自然可以看作是对“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的传统理念的继承，但谁又能说不是包含着知识分子放眼看世界之后的坚守和希冀呢？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情怀应该是值得当代联坛给予更多关注的。
在主题升华方面，我也作过一些努力。比如，大约七年前，中国楹联学会约我为钟云舫撰联。我想，为钟云舫这样划时代的对联大家作联，一定会激起广大联友的兴趣。怎么能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呢？我考察了钟云舫的生平，发现他不但是“长联圣手”，诗文高手，而且是一个颇具现代意识的教育家和思想者。他的作品表达的感情的总基调，是身处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背景下一位清醒的知识分子的无比悲愤。我想，如果能从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去挖掘钟云舫的独特价值，也许在主题表达方面能有所升华。于是我写了这样一联：
较太白更怀忧愤，比少陵尤显峥嵘，信知司马是前身，炼狱中铸成雄笔；
金瓯九万里多虞，变局三千年未有，誓作啼鹃醒汉胄，涅槃处奋起神州！
此联发到网上后，有些联友认为此联在立意方面有所超越，但我自知这种尝试还粗浅得很。要使对联文学在主题上有真正质的提升，还有待更多有识之士不断探索。
⒊风格和语体创新
在中国传统格律文学中，对联是最晚成熟的品种。这使得对联可以吸取其他各种文体的养料为我所用。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各种语体风格的对联类型，诗味的、词味的、曲味的、赋味的、古文味的、八股文味的，不一而足。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对联又兴盛起来。21世纪以后，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一些网络联家又进行了新的尝试。我曾在“白藏阁”和“对联中国”等微信公众号中读到过一些风格和语体与传统对联完全不同的作品。如：
红枫沙沙作响，你跣足行来，终是个凄凉的过客；
夜雾冉冉上升，谁鼓翼飞去，追随着困倦的波澜。
这是署名“孜孜”的网友的作品，题目是《秋思》。全联呈现的是现代诗的风格。让人叹服的是，此联竟然是完全的集句联。集句的出处分别是：特拉克尔的《在秋天》；李金发的《温柔》；歌德的《幸福的憧憬》；歌德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拜斯的《流亡》；阿波里奈尔的《密腊波挢》。这样风格的对联也许不能成为对联的主流，但谁能否定这种尝试的意义呢？
二、对联工作者在理论学习方面的当务之急
对联文学的进一步繁荣离不开广大对联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当然，对联工作者是个笼统的称呼，其中包括对联的创作者、理论研究者、活动组织者等等群体。但既然与对联打交道，掌握基本的对联理论知识应该是完全有必要的。那么，该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呢？下面，我也简单谈谈个人的建议。
⒈掌握和普及对联的基本规则。
对联最基本的规则，无非就是对仗和平仄方面的要求。但就是掌握这个最基本的要求，在当前还须狠狠补课。例如，近年高考试题中，常常出现有关对联的试题。这对于对联界来说，本来是令人鼓舞的——对联终于成为高考这根指挥棒上的元素了。但当我们仔细审查这些相关试题及其标准答案时，又不由得颇为沮丧。请看：
2008年重庆高考试题中，要求考生以新闻报道中“奥运祥云火炬登顶珠穆朗玛峰时出现白云和彩虹”为内容，撰写一副对联。其所给出的标准答案是：
珠峰白云含情迎圣火吉祥；
碧空彩虹有心祝奥运成功。
上联以仄声收尾，下联以平声收尾，这是对联最基本的平仄要求。但这个所谓标准答案却是“平起平收”。至于所谓句中平仄，更是全无讲究。如果是考生写出这样的对联，倒也可以理解，但作为参考答案，则无论如何是不适合的。
⒉了解古代对联理论，辩证分析古今对联理论的优劣异同和适用范围，从中找出能够切实促进对联文学发展的理论因子，加以提炼和论证，以免为西方语法理论所囿而导致评析对联时胶柱鼓瑟。
这方面的问题更值得对联理论工作者进行深入探讨。不妨也举一例。清代大学者阮元曾经为杭州贡院作了一联：
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
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
此联意境优美，可算传世名联。但当代有位对联研究者却将之列为“病联”，其依据是：因“言”是名词，“笑”是动词，这两个词性不同的词又处在相同的句子成分位置，此联失对。看到这个评价，我不禁想：难道一百多年来公认的传世名联竟然真的“失对”了？何以一百多年来竟然没有其他的对联研究者提出这个问题呢？于是我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后来我读到了湖南益阳孙则鸣先生的《<民国名联三百首>词性异同统计报告书》，中间有这样的结论：“本人详细分析了《民国名联三百首》，不遵守'词性一致’的对联达二百六十六副之多，占百分之八十九。我这才认识到，原来真正有病的并非这些名联，而是用'词性一致’这条'铁律’苛求古人作品的做法。”根据孙先生的提示的方向，我发现古人评判对仗与否根本不是以“词性”是否一致为标准，因为在1898年马建忠根据西方语法体系写出中国第一部现代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之前，国人根本没有“词性”这个概念。古人评判对仗的根据是传统“字类”理论。关于字类的划分，明代的《对类》中论述，字之有形体者谓之实，字之无形体者谓之虚。而虚字则有死有活。死字是自然而然的，如高下洪纤之类；活字是使然而然的，如飞潜变化之类。当代学者孙则鸣先生对之进行了研究，作了较简易明白的解释：“表人和事物名称的字为实字，可简称名物字，与之相对的非名物字即为虚字。动态的非名物字为活字，静态的非名物字为死字。”《对类》中的死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死字包括了实字和虚死字，狭义只指虚死字。如果只取死字的狭义，则虚实死活四大字类落实到对偶法则之后，实际上只有三个类别了，即：实字、活字和死字。所谓字类相当，根据《对类》设定的原则，就是：实字对实字，活字对活字，死字对死字。例如，杭州西湖岳墓前悬挂有一副传世名联：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其中下联的“白”和上联的“青”对应，都属于死字，“山”和“铁”对应，都为实字，“铸”和“埋”对应，都是活字。其余对应位置的字也是同一类的。这副对联在对仗方面可以算十分规范了。上述“字类相当”的表述，其来源是我国本土的理论。而当代很多对联理论著作，在论述对仗规则时，更常用的标准是“词性一致”和“结构一致”，明显是受西方语法影响而形成的。与“两个一致”理论相比，“字类相当”更切合对仗语句的实际。王力先生在1959年撰写的《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一文中明确否定了自己早年提出的对仗须“词性一致”的观点，而认为对对子实际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的词相对。至于“结构一致”，古代对仗理论中自然也是不可能提及的。从实践方面看，古人写的对仗句虽有符合“结构一致”的，但不符合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比如韩愈的五言排律《精卫填海》中“口衔山石细，心望海波平”是全诗的第四联，是要求对仗的。但是“细”字是修饰语后置，“山石细”等于“细山石”；对句则是一个递系句：“心里希望海波变为平静”。我们可以倒过来说“口衔细的山石”，但不能说“心望平的海波”。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不少。如杜甫的五律《月夜忆舍弟》中的颔联“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上联“从今夜”是介宾短语作状语，下联则没有这样的结构与之对应。孙则鸣先生对于诗歌和对联史上两部经典选集进行了统计，发现《民国名联三百副》及《唐诗三百首》五七律中颔联和颈联的对仗情况是，前者中完全符合“词性一致”的作品仅占百分之十，后者中完全符合“结构一致”的作品还不到百分之十，如此低下的吻合率足以证明，古人绝对不可能按照“两个一致”写作对仗句。对仗规则的核心要求，只能是“字类相当”。利用这种对仗法则，无须考虑语法功能，纯看字义，连小学生都可以轻松掌握。古代小孩子发蒙不久就可以写出合格的对子，就是明证。至于对仗中的“工对”，则在“实对实、虚对虚、死对死、活对活”的基础上还有更严格的要求。这就是字的“小类相当”。明万历年间唐居子编的《对类正宗》将字类细分成十九门，即十九小类，分别是天文、地理、时令、人物、鸟兽、花木、人事、宫室、器用、饮食、衣服、身体、文史、卦名、干支、数目、珍宝、彩色和通用。如果要形成工对，则基本要求是使对应的两个部分的字，出于以上划分的同一个小类。即“天文”对“天文”、“地理”对“地理”、“时令”对“时令”……一副对联的对仗的工整程度，依组成对联各对应部分“小类相当”的程度而定。我们再回头看阮元的那副对联，按照现代语法分析，上联“言”确实是名词，下联“笑”确实是动词，说其词性不一致，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但清代学者张廷玉主编的《骈字类编》中，则明确将“笑”和“言”归入“人事”门，不但能形成对仗，而且是工对。
我们不妨再引孙则鸣先生《弘扬古法是完善对偶理论的必由之路》一文中的一段话，供大家进一步思考：“词性”理论一直是当代评判对联是否合律的标准。但“词性一致”的要求使得古代偶句千姿百态、灵动飞扬的艺术风格退化了。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举措，培养出只会写貌似工整的“死对”的一代人。孙先生此论或许不无偏激之处，但颇能引人思考。
孙先生对于多年以来存在的僵化运用“词性”理论所造成的弊端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但如果您研读孙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古今对偶形式理论发展史的三个阶段》，则会发现，他对于“词性”理论也不是全然否定的。该文引用了余德泉教授在2008年呈交中国楹联学会的关于对仗规则的意见：字类相同者可以相对；词性相同者可以相对；语法作用相同者可以相对，并表示了赞赏之意。鉴于当代语文教育一般仅仅涉及“词性”“结构”等现代语法知识而普遍缺乏“字类”相关理论的研究和传播的现状，孙则鸣先生认为：古法新法平权互补，是完善对偶理论的有效途径。这种古今互补包容的态度，使对仗不再囿于“两个一致”，应该是有利于对联创作进一步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