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良课堂|第一讲 世变与钟繇书风（上）
钟繇（151-230),字元常，颍川常社（今河南长葛市东）人，东汉桓帝元嘉元年生于寒门名士之家。汉末，举孝廉，累迁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三国志·钟繇传》载，“天子得出长安，繇有力焉”，这里讲述了在汉室存亡之秋，他有与曹操合力保汉献帝之功。由此，他与曹氏父子交往甚密。《钟繇传》又载：“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这是官渡之战时，曹操给钟繇的信。故汉魏易主，钟繇以开国元勋而重用，为大理，迁相国。文帝时，赐釜铭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改迁廷尉，封嵩高乡侯，再进太尉，转平阳乡侯。文帝云：“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他与司徒华歆，司空王朗为三公）。明帝时又拔擢为定陵侯，迁太傅，人称“钟太傅”。可以说，他一直在为曹魏政权的建立与稳固奔走献策。在汉末至曹魏的动荡年间，“繇为人机捷”（《魏略》），能以自保，且宦海通达，足见其审时度势及洞察社会之能力，在保守与激进的思想斗争中充满睿智。
陈海良《苏轼诗四首》33x114cm
社会变乱，士人命运朝不保夕，有的人面对乱世只得疏离朝廷，或纵欲走向享乐人生，或高洁自恃走向山林。钟繇算是有着平治天下壮志之辈。世变之时，统治者禁锢也相对松懈，士人们的生活态度、政治阵营的取舍，相对思想上开放。这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一定自由的空间。宗白华《美学散步》讲：“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时期的艺术表现往往在崇尚自然的同时，更多的是一种自由多变和缠绵悱恻。钟繇书法也表现出类似的特征，其面目多样，意趣自然天成。
政治的动荡也加剧了思想领域的变革，更助推了文艺创作的人性化趋势。汉时儒家独尊，到魏晋时，渐成各派思想并成的格局，出现了继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繁荣期。思想的解放，正统观念渐趋淡化甚至崩溃，致使文艺的创作和发展也迎来了一个全盛期。从以“成教化，助人伦”的儒家说教为旨归的精神追求，转向了重性情的“适我”“为我”的个性化追求。钟元常的“新体”就是这种思想解放在书法上的具体表现。因此，这一时期的书法表现为，风行四百年的隶书逐渐衰落，继之而起的正书、今草、行书等书体应实用之需，走向了成熟和发展期。对于这几种书体的出现，虽有着书法本身发展规律在起作用，但这更是社会变迁、思想解放的结果，是人们自适的心理需要，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审美的新诉求。在这一书体的演变史上，钟繇尤以其显赫的地位，成为这一变革时期至关重要的人物。
陈海良《李太白诗》40x52cm
曹魏时期，曹氏父子雅好文艺，文人墨客，云集魏京。曹操为诗坛首领，也善书艺。庾肩吾《书品》誉其书为“笔墨雄赡”，张怀瓘《书断》也赞曰“雄逸绝伦”。“以曹氏父子为核心，以建安七子为基础，构成了当时的审美主流。”（张发《中国美学史》）曹操有着“修己以安天下”的帝王抱负，也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士人心怀。每每士林相聚，辄论书艺，开后世文人雅集之风。文人唱和，利于诗书画等文艺的发展。《书法正传》载：钟繇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讨论用笔之法，见韦诞藏蔡邕笔法，苦求借阅，不与，繇气郁而吐血，曹操用五灵丹救活了他。至诞死，繇令人发其墓而得蔡邕之法。至此，悟得“多力丰筋”之妙。尽管这仅是一段不足信的记载，但体现了文人聚会的雅好，也展露出了钟元常行为的个性化一面，并未止乎儒家的礼仪，而是率性而为，以求笔法。可见，书法在贵族、士林间占有重要的地位，“父子争胜，兄弟竞爽”（《书林藻鉴》）成为时尚。钟繇书法师从曹喜、邯郸淳、蔡邕、刘德昇等诸家，在这特殊时期，他占据了在当时书法传承中的核心位置。
世变的巨流也推进着手工业等方面的技术革命，这对文艺的发展同样不可忽视。东汉时，朝廷倡导名节孝道，尚树碑立石，好崇丧厚葬，致使各种形制的碑刻应有尽有。而曹魏时期，曹操勒令禁碑，并一直延续至魏晋。一时，因“缣贵而简重”及书碑过于奢靡，书纸成为风尚。造纸工艺的进步提高了纸的质量。虞世南《北堂书钞》记载了陆云致陆机的书，云：“前集兄文二十卷，书工，纸不精，恨之。”这种南方产的纸不精，而汉末、曹魏间，“佐伯纸”“妍妙辉光”成为时尚，“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太平御览》）。另一方面，由于对简牍表面书写要求的延续和再现，在对纸张书写的表面也作同样的要求，经过“施胶”“打磨”“砑光”等工艺已使得纸张的表面与简牍别无二致。尤其是“染潢纸”，多用于官方文书、儒家经典和佛经等较为庄重的场合。因此，魏晋时期书写材料的转换与质量的提高，也推动了书写技术上的革命。钟繇的章程书皆为纸上书。在这一书写介质转换的关键时期，钟繇是较早的实践者。
陈海良《古人作书》22x58cm 2019
据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也；二日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
铭石之书为书碑之体，为有楷意倾向的规整化隶书，也即八分书，似《熹平石经》《上尊号奏》《受禅表》之类。《上尊号奏》《受禅表》也有人认为是元常之作，然无确证。其实，至六朝时，钟繇此体已不传于世。
陈海良《曹孟德诗二首》
行押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体字之间的流畅书体，专用于私人间的尺牍书疏，即书信往来之间，王僧虔云：“行押书，行书是也。”（《又论书》）行书一词也沿用至今。钟繇此体也已不传。
章程书，章程二字为“正”字的合音，故称正书、真书。尽管此书为俗体，但繇显赫于朝廷，““以奇笔唱士林＇，使天下皆知有新体，或者说，是为俗体立法，完成了俗体的雅化，似乎更偏重书写的表现性”。（刘涛《中国书法史》）又因该书体表现庄重、工整的一面，钟繇已经用此体来书写奏章，如《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等。看来俗体已经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可“传秘书”“教小学”。
陈海良《毛泽东词》
由于钟繇的特殊地位，书因人贵，在曹魏时期，其书法十分流行。在行书上，与其齐名者有胡昭，他俩都是刘德昇的学生。《晋书》卷三十九《荀勖传》载：“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荀勖为钟外甥女之子，在武帝泰始年间“领秘书监”，时教钟、胡之法。但两人名声的后世影响则大相径庭，钟显于朝廷，胡则隐于乡野。所以，后人王廙、王导、卫夫人、王羲之等皆宗法元常。
当然，钟繇书法新的审美追求才是人们竞相师法的主要缘由。元代《衍极并注》载：“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钟繇书法的动机为流美而非实用。其书法内容从严肃的以载业纪功为主的彰德之文，墓志、表告之文中破出，扩展为信札、抒怀之文。“文学史上所谓的“汉魏风骨＇，即表现为情调慷慨、语言刚强、文风浑朴古拙。到了西晋，即转而向追求形式美的方向发展，在用事、炼句、对偶、音节诸方面追求新巧、美观，不复有建安诗那样的文质并茂。”（徐利明《中国书法风格史》）因此，钟繇书风的审美意趣正从古朴的风骨中慢慢转向流美的探求。结果，在士林间与之齐名的另一大书家卫觊，在高标古风中，讲究文字本源的倾向，强调书法与文字的关系，却衰落了；钟繇之体则成为蓬勃而兴的主流，成了书法向下传承的正脉。所以，张怀璀《书断》评：“秦汉以来，一人而已。”他处于书体演变的重要关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