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陵散》于今绝矣（1）：形成嵇康士人高洁人格精神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原因
一、形成嵇康士人高洁人格精神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原因
嵇康（224年－263年，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是曹魏后期到西晋初期的时段。这是中国历史文化格局发生重大转折变化的时期。
这个重大转折变化就是指，肇始于先秦，盛兴于秦汉的中国古代帝王文化建构已经从鼎盛高峰开始缓缓平落，代之而起的中国古代士人文化开始崛起兴盛，开始走向中国文化舞台的中心主角位置。中国文化史与文学艺术史上很多重要更迭嬗变，比如文学的独立与自觉，各种艺术形式（书法绘画等）的变革与进步，都派生于这个重大转折。这个重大转折带来的一大社会变化就是士人阶层的群体形成和崛起，随之而来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士人阶层与帝王阶层的关系调整问题。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前，需要梳理区分一个概念，就是先秦之士与魏晋士人的联系和区别。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格局的解体，大量文人涌入社会，形成一批需要以文化工作向帝王阶层获取社会地位和价值认同的文化士人。从诸子百家，到屈原、宋玉、东方朔、司马相如，都属于此类人等。这就形成先秦两汉时期帝王与士人关系的绝对统治与绝对服从的关系。
从建安文学开始，在曹操、曹丕两位帝王文人的掀动下，帝王与文化士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依然牢牢掌控帝王对于异己士人的生杀权，不断杀害不同政见者（如孔融、祢衡）；另一方面则又把自己作为文人学士的一员，与文化士人打成一片（参见“魏晋人物谈”之四曹丕篇）。这个调整的重要变化就是帝王和士人的关系由完全绝对的统治被统治关系，变而为政治控制的同时，兼有文化生活方面一定程度的平等交往关系。后者的调整，为后来的士人群体人格独立开启了大门，并直接启发影响到新崛起的门阀士族文人对于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追求探索。孔融、祢衡都是这种行为的早期摸索者。
这样的社会背景为嵇康独立人格的形成提供了外部条件，而他本人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又直接促成了他这种人格的生成。
嵇康家族背景方面的材料匮乏，难以系统梳理，但《晋书》本传有一条材料却很能说明问题。原来，嵇康祖上并非姓嵇，而是姓溪，籍贯绍兴上虞。因为和仇家结怨，为逃难计，举家移居到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并以铚县嵇山而改嵇姓。尽管缺乏过程细节，事件是非曲直也无从判断。但一般人可想而知，事情闹到你死我活，举家避难迁居的地步，是需要怎样的惊天动地故事来做铺垫。能搬演出这样故事的人，具有怎样的鲜明性格和血性基因，也就不难想见了。
嵇康本人的姻亲关系对形成他以与司马氏政权对抗为基调的政治态度和个性人格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嵇康二十岁时，被曹操的儿子曹休选为女儿长乐公主的夫婿，成为曹魏政权的宗亲。并因此一度在曹魏政权下受封中散大夫。尽管后来嵇康退出政坛，但在曹魏和司马氏之间，毫无疑问嵇康的感情倾向是在曹魏方面。所以陈寅恪先生一直认为，竹林七贤中与司马氏政权对抗者，往往因为与曹魏政权有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参见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载《金明馆丛稿初编》）。
嵇康本人的生理特征也为其形成高洁人格提供客观基础：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本条刘孝标注引《康别传》:‘康长七尺八寸, 伟容色, 土木形骸，不加饰厉, 而龙章凤姿, 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 便自知非常之器。’”嵇康本人的自然条件足以具备鹤立鸡群，俯视众人的资本。当有人向王戎赞美嵇康的儿子嵇绍的风采“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时，王戎毫不客气地回答说：“君未见其父耳！”（《世说新语·容止》）可见嵇康的形象气质是何等优越。这对形成其高洁独立人格，可谓水到渠成。汉魏以来的人物品藻活动中，容貌品评不仅占有重要份额，而且也为后来中国审美品鉴提供了很多形容范畴。这里对嵇康的品藻用语（“龙章凤姿”“松下风”“孤松之独立”“玉山之将崩”），都是当时人物品藻活动中采用的顶级赞美用语。说明嵇康的容貌气质在当时已经是出类拔萃，万里挑一了。
（本文节选自《嵇康：“《广陵散》于今绝矣”》，《文史知识》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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