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地域文化对鲁迅的薰陶
贤士才俊的出现，既有其地域原因，作为一代文豪，鲁迅自然也不例外。
鲁迅是中华民族的儿子，但他首先由稽山镜水所孕育，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都可以而且也应该作这样理解。在鲁迅之成为鲁迅的过程中，接受过绍兴地域文化的薰陶，吸收过绍兴历代先贤的精神营养。他与绍兴历代先贤之间，有一种割不断的精神联系。鲁迅接触绍兴历代先贤的途径，除了青少年时期生活的环境——几乎是“十步之内，必有先贤遗迹”，几乎随时都能听到关于乡贤的事迹与传说并感受到他们的精神与魂魄——除了上世纪初与清末秋瑾等先烈曾有过直接的交往，便是他幼时起就开始阅读的书籍，尤其是越先正的著述。
鲁迅早年汇集的《旧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中，就有陆游及其祖父陆佃的著述，包括陆游的《入蜀记》、《南唐书》、《老学庵笔记》以及陆佃的《埤雅》、《陶山集》等八种，若从鲁迅祖父“示樟寿诸孙”的字条看，鲁迅幼时就开始诵读“志高词壮，且多越事”的陆游诗作。鲁迅晚年在答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说到他的历史小说《铸剑》的出处，“因为是取材于幼时读过的书，我想也许是在《吴越春秋》或《越绝书》里面”[1] ，可见早在“幼时”，他就读过这两部出于会稽先贤之手，记述吴越两国历史地理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尤其是越王勾践生聚教训，最后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经过的著述。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言中说他“幼时”“尝见武威张澍所辑书，于凉土文献，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而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乃剏就所见书传，刺取遗篇，絫为一袠”[2] ，可见他在1902年去日本留学即“中经游涉”之前，就已注意并收集此类郡书，即关于会稽“人物山川”的故书杂籍。
以上所说，都在“幼时”，至少是在鲁迅留学日本之前。在此“十年已后，归于会稽”，他即开始着手辑录整理会稽郡故书杂集。
1911年1月2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此处所谓“读史数册”，既能使鲁迅“见会稽往往出奇士”，很可能就在会稽郡的郡书之列而并非一般的史书，当视为鲁迅辑录与整理会稽郡书之始。从1912年到临时政府的教育部供职起，这项工作已有条不紊地进行；到1915年1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包括李慈铭为“越中先贤祠”所撰长联中隐含的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像赞》，以及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等八类郡书，并以周作人之名印行。
几乎与此同时进行的是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虞喜《志林》以及《魏子》、《任子》、《范子计然》与《嵇康集》等古籍的辑录与整理。历时最长用功最深费力最多的是《嵇康集》，这个在1913年初步完成的四万余字的鲁迅辑录本，经过1915年、1921年、1924年直到1931年四次校勘。在鲁迅眼中，《嵇康集》也是会稽乡贤的著述，或曰乡邦文献。
在整理和辑录乡邦文献的过程中，鲁迅参阅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志》等大量史书，《艺文类聚》、《事类赋》、《北堂书钞》、《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初学记》、《环宇记》、《白氏六帖》等大量类书以及《世说新语》等笔记、杂书以至野史。对于此类书籍，鲁迅并非都只是一般的查阅，有的还下过很深的工夫。
此外，通过鲁迅的作品，也不难发现他与其他越先正的著述，例如张岱《陶庵梦忆》和《琅嬛文集》、章学诚的《乙卯丙辰札记》和《实斋文钞》，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的不同程度接触。
所有这些，都是鲁迅熟悉和了解绍兴历代先贤的重要途径。
[1] 《鲁迅全集》第13卷P65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鲁迅全集》第10卷P32，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