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劝君免谈陈寅恪

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坚守个人立场，不以社会的好恶为好恶，不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但是有一道坎儿不大容易迈得过去。你可以甘于寂寞，不求闻达于诸侯；你可以孤芳自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但你总要吃饭吧？连陈寅恪都感叹自己是求医万里，乞食多门，人们总喜欢骂中国的学人和文人没有骨气，却常常忽视一个现实问题：他们每个月就那么几个小钱，上有老下有小，又要养家又要糊口，头顶上那几片瓦和脚底下的立锥之地都是单位上的，看病吃药哪怕就几片阿斯匹林也要靠单位报销（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讨），你叫他如何硬得起来？要想有思想的独立，必先有人格的独立；而要想有人格的独立，又必先有经济的独立。鲁迅先生可以靠稿费版税养活自己，又有多少学人能靠学术研究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呢？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真是谈何容易！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做了学术界的大佬就能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还谈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他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也还不是满不在乎。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