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武汉 | 汉阳杨泗庙与两湖会馆
在鹦鹉洲十里长街的中段，有一座闻名遐迩的会馆--两湖会馆，它在鹦鹉洲的重要作用无与伦比，其建筑之辉煌和场面之宏伟，也是全洲二十多座会馆中最为威武庄严的，它是鹦鹉洲的地标性建筑物，可惜好运难继，只存在了九十多年。
中国的会馆文化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秦汉时期，但昌盛于明、清时代的北京。京城内的会馆，主要供科举考生住宿，也可供穷困潦倒的京官借住，称之为试馆。北京湖广会馆就是其中的典型。
会馆是移民文化的代表，是各地商帮、官僚在异地集资兴建的团聚场所。会馆大体可分为三类 ：北京的会馆主要为同乡官僚、缙绅和科举之士聚会暂住之处 ；北京的少数会馆和汉口、上海等城市的大多数会馆，是以工商业者、行帮为主体的商业会馆；四川的会馆则是明末清初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外地迁川居民建立的移民会馆。
每座会馆的古建园林都突出了原住地的建筑特色，尤以山陕会馆、广东会馆、福建会馆为最，它的建筑材料都取自于原产地。大型会馆由多套院落组成，内有会堂、住所、亭阁、园林，馆内可供近千人举行祭祀、团拜、聚会活动。会馆除去房产之外，还辖有祠庙、义地及附产，其规模壮丽不次于王府宅院。
鹦鹉洲最早的会馆设在夹河的汉阳一侧，报国寺(也称抱孤庵)之后，名叫安益宾馆，这是安化和益阳木商集资兴建的，主供同乡协商生意之用，也为初来乍到的乡民提供食宿便利。
安化名人两江总督陶澍途经汉口时，曾为安化竹木公所题联：“安邑善经营，鹦鹉洲前，聚会依然桑梓地；化工资赞育，芙蓉岭外，出山尽是栋梁材。”这副对联，不仅将安化两字巧妙地藏于头部，而且将会馆的功能、安化木商的精明、木材的栋梁作用，都表述于这三十二字之中，不愧为晚清重臣、经世派的代表人物。
鹦鹉洲会馆的兴建高潮始于同治年间，木商泊岸的地点由汉阳夹河转移至鹦鹉洲的长江一侧，从洲尾到洲头共建有二十多座会馆，虽然名目有会馆、宾馆、公所、别墅之不同，但都具有行业帮会和湖南移民的双重特点。早期会馆规模较小且功能有限，而且级别也各不相同，小到乡镇如二都宾馆，大到两府如长衡会馆。
湖南木商深感有必要协调区域业务，在财力日盛的情况下，建立一个高级会馆。据文献记载，同治四年(1865)，决定在鹦鹉洲中段建造一个统领湖南各地在洲上活动的机构和场所，曾先后命名为湖南总会馆、湖南竹木总会馆、两湖会馆。会馆由湖南各帮集资兴建，用来解决各帮之间利益纠纷和统一行动，又要与地方官府和湖北同行打交道，冠以“两湖”之名有彰显湖南和湖北两地亲密关系的蕴意，也有洞庭湖流域分东西两湖的说法，但是最终命名为两湖会馆，并无权威定论。
两湖会馆位于两湖正街的北侧，门牌号码为两湖正街一号，周边还有西湖会馆、辰州会馆和上益宾馆。两湖会馆坐北朝南，占地宽约60米，长约200米，在门前的青石板道路上，建有东西两座辕门，意为到此“武官下马，文官下轿”。会馆大门口立有两个巨大的石狮，雄狮口中还含一颗可以滚动的石球，显示出一种张扬的气势。会馆对面是一个小型的广场，南端有一座长长的照壁，黑瓦罩顶、灰砖立柱，中间白色的粉墙上，题写着祢衡的《鹦鹉赋》，背后即是滔滔的长江。小广场的左边是两湖正街二号的侧墙，这是我家的“老屋”，曾祖父在这里多年经营“常万镒”木行。两湖会馆的右边，隔着一片菜地的两湖正街九号是“常家新屋”，那是1924年我祖父兴建的花园式民宅。广场右边有一条红色砂石铺成的小路，直通江边。
江边有一座杨泗庙，正殿背靠两湖正街，而南门朝向长江，里面供奉着杨泗将军手持板斧的立像，这位半神半人的年轻将军，是湖北南部及洞庭湖流域信奉的神圣，是渔民和排工的保护神。关于杨泗的传说有多种，庙宇分布达十五个省市，以湖南、湖北、四川、陕西最为密集。他能驱除孽龙和水妖，平息洪水和风浪，保佑河岸民众和船只航运安全，被船工、排估佬和木行商人奉为崇拜的主神。
杨泗庙的右边配殿内住着一老一小两位和尚，主持方丈的法号为仁玉法师（1903-1973），祖籍四川有中学文化，他中等身材，自幼炼得一身轻功，能在粉墙上下左右爬行自如，有“壁虎”之美誉，他还精通武术、书法、园艺等。1958年底鹦鹉洲大拆迁建设杨泗港，庙之不存，他转移到汉阳归元寺继续修行，直到1973年人灭。小和尚还俗，回到黄陂老家务农为生。
在杨泗庙的左前方，下坡靠近江边处，有魁星阁遗址。魁星是神话中主宰文运兴衰的神明，他能保佑生员学业有成。据老人说：魁星阁是三层六面的宝塔型建筑，木质结构，上盖黄色琉璃瓦，飞檐翘角之上挂有风铃，登临其上可凭栏远眺美丽的长江景色。但清末毁于一场大火，只留下江滩之上的地基。我儿时曾在这江边台基之上放过风筝，天高地广、江风吹拂、孤帆远影，心情格外舒畅。
一座洲上最高、大、上的会馆，一座护佑水上安全的寺庙，一座助学功名的亭阁，组成了鹦鹉洲上中国文化的“金三角”，这里必然成为全洲居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走进两湖会馆黑漆的大门，中间是石彻的一条长40米的通道，两边有低矮的偏房，正面的高台之上，有一座宫殿式建筑，飞檐斗拱，廊柱耸立，屋顶上盖着绿色的琉璃瓦，正中间是宽阔的大殿，要登上九级台阶才能进入正厅。两旁伸出的左右偏殿，有汉白玉回廊维系，蔚为壮观。回头望去是一座下沉广场，让人顿时觉得有居高临下之感。这座大殿就是帮会的议事堂，凡有湖南竹木商会的重大事宜，由两会会馆的会长召集，各帮首领必定如约前来商议。各帮会馆的会长,通常由本帮的大资本主充当,如认为力不胜任时,可向内陆聘请与帮有关的地方绅士前来担任,均称为会首老爷。当然会长与地方官员关系熟络，则更具有竞争实力，早年掌握两湖会馆的权威胡一爹,则系清朝咸丰年间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南益阳人)的本家。
大厅之后有若干房屋，是会首老爷和干事、律师、财务人员办公之地。主体建筑的后面又要下十多级台阶才是后花园，树木掩映、曲水流觞，是客商休憩、餐饮或洽谈之处。
当然高级的客舍，供往来的商人和家乡的官员居住，一般的人物大概只能住在进门的左右两排平房之中。民国初年各地会馆多改为办学场地，我的父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曾就读湖南旅鄂学校，想必就在两湖会馆之内。到一九五零年建立树人小学及两个分部，也是由湖南竹木总商会运作的。
两湖会馆除了作为行业的活动中心，他的场地条件也是社会资源，抗日战争武汉成为战时首都，在保卫大武汉的全民抗战热潮之中，如“火炬游行”“献金大会”“台儿庄大捷”等群众性活动都是在会馆广场上举行的。我进入两湖会馆是1951年春开始读书，此时会馆己改建为树人小学，“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前广场成了运动场，后广场辟为活动区兼周末放露天电影，房间分隔为多个教室，当年的商场豪华气势己不复存在。
在两湖正街的“金三角”地区，一直是老百姓的“极乐园”，逢年过节、什么正月初五迎财神、五月初五龙舟赛、尤其是六月初六的杨泗生日，(也是夏季到排的高峰季节)这一带总有庆祝和祭祀活动，通向江边的小路上，人流络绎不绝，而大照壁前的小广场上，各种摊贩云集。粑粑面窝杯子糕，水饺包子热干面，各色吃食应有尽有。卖小商品的也来凑热闹，如女孩的头绳手帕，老人的衣帽鞋袜，甚至还有唱小曲、耍杂技、拉洋片、丢圈购物、耍猴把戏的。印象尤深的是游动着卖下酒菜的伙计，手挎一个红漆大竹篮，里面放着盐蛋、猪头肉、口条、卤牛肉、素火腿、五香薰鱼等，还有扁平的各色小酒瓶，色彩鲜艳、浓香扑鼻。不由得让人口流馋涎，更不用说那些休息着的码头工人，怎么也得来两口小酒。
杨泗本是水神，但是鹦鹉洲的居民对他抱有太多的期待，求财自不待言，长寿健康也求他，婚姻生育他也能帮上忙。记得有一次我奶奶带我来到杨泗庙，只见庙前竖了一个高高的龙头，垂下来几米长的白色灯芯胡髭。于是嗑头、敬香、捐钱，然后用剪刀绞下一小撮“胡子”，奶奶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包好，说是回家给媳妇泡水喝，保佑添个孙子，第二年果然妈妈生了一个小弟弟。
热闹之后总要归于平静，当节日和庆祝活动完毕，留下一地红尘之时，就该小和尚忙碌了。秋天是起排的淡季，江水退去，杨泗庙前香客稀少、万籁俱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大约在晚饭后的六点钟左右，庙左侧焚香炉旁的石凳处，总有三位长者聚会聊天。那是我的祖父常介侯(一位儒雅的木行商人)、仁玉法师、和我家对门的乔厚诚大夫，他们三人依次相差十岁年纪(60、50、40)，可算得上是忘年之交，分别代表着工商、宗教和医疗三界，是周边地域的权威人士。体态魁武、略微显胖的三个人物坐定之后，小和尚会送上香茗三杯，然后在一侧侍候，我和乔大夫之子名叫“有缘”的小男孩，则会偶尔旁听。他们谈天说地、纵古论今、兴致盎然，尤其涉及到佛教话题，祖父与法师辨论激烈。仁玉法师容易激动，捍卫信仰的决心矢志不移，爷爷则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娓娓道来，年轻虔诚的佛教徒乔医生，在长辈和师父面前则缄默不语。我(恒毅)和“有缘”以及那位小和尚，从他们的多次交谈中，受益非浅，享用终生。
我很怀念我的祖父，时至今日我己七十有六，但在睡梦之中仍然会出现他的身影，可见他在我脑海之中留下的印痕之深。常介侯(1892～1969)字维藩，又名常春，生于汉阳鹦鹉洲一个木材商人家庭，系常家长子，共兄弟五人。六岁发蒙入私塾读书识字，十岁时进入汉阳高等小学堂，是一个勤奋聪慧的好学生。
1905年爷爷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地处武昌城内昙华林(现为武汉十四中)，这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督鄂时创办的新学，培养了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爷爷在文普通学堂上学时，正是清未社会动荡之际，他在这里受到革新思想的薰陶，这座学校也是辛亥首义的策源地之一。1910年爷爷中学毕业，朝廷招收公派学生去东洋留学，爷爷应试被录取，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商科学习。1911年春节之后，湖北一行30余名留日学生在汉口大智门集合，乘火车到达天津，然后坐海船抵日本神户港，碾转赴东京早稻田大学本部报到，正式成为一名官派留学生。在早稻田上预科一年，后升入本科学习，他专心致志地攻读商业贸易的新知识和新理论，不敢有丝亳的懈怠和分心，只希望四年学成之后归国，在新体制下大展鸿图。
但是这个愿望，却在1912年秋天被一封电报所打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命他迅速回国奔丧。爷爷知道以他长子的地位，不仅只是回国料理丧事，更得要接掌家庭大权，维持十口之家的生计，还有“常万镒”木行的运作。于是他辞师别友、离开日本、打道回府，永远地告别了学习生活两年的东京早稻田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三镇人民在日寇铁蹄之下，遭受着蹂躏和苦难，偏辟的乡镇鹦鹉洲也难以幸免。冬季的某一天，两个日本兵在大街上巡逻路过两湖正街九号，看见院内树木繁茂且闻到腊梅飘香，便跨进大门径直向后院走去。爷爷闻讯忙安排女眷到后房躲避，只身在正宅门口接待。
“你们好，有何贵干?”流利而礼貌的日本语，令两名日本兵大惊失色，他们看到一个身材魁悟、服装整齐的中年绅士站立在他们面前。“我们闻到花的香味，顺便进来想亲眼看一下”，日本兵唯唯答道。爷爷判断来者并无恶意，于是继续说道：你们闻到的是中国腊梅花香，他手指宅前几株盛开的腊梅树说，这种花不怕风雪、不俱严寒，在中国农历腊月渐次开放，香味浓郁且远播四方，我们都很喜欢它，就像日本人欣赏樱花一样。
“很好，很好”，平常开口“八格牙噜”的小鬼子此刻伸出了大姆指。“先生去过日本?”小鬼子怯怯地问。“我年轻时曾在东京留学，了解一点日本的文化和习俗，我在那里也交了不少日本朋友”。爷爷心想日本人民还是友好的，这些年轻的士兵多数是受到蛊惑和欺骗，和他们讲清楚道理是有益的。“嗨”“嗨”，两个鬼子兵连连称道，弯腰鞠躬，退出院落。
三天之后的下午，长江里驶来一只小汽艇，在杨泗庙前的简易码头靠岸，从汽艇中走出一队人马，为首的是一个日军少佐，直奔两湖正街九号而去。爷爷得到消息，知道来者不善，忙出门将这五人迎入大堂内落坐，沏茶招待。
少佐首先开腔：他对前几天士兵闯进民宅表示歉意，然后对在辖区内有常先生这样一位熟悉和了解日本的人才深感荣幸，今日特来拜访。爷爷应答道：我在日本只读了一年多的书，因遵守中国传统回国奔丧而缀学，也没学到什么知识，甚为遗憾。少佐切入主题邀请爷爷出来做事，到汉阳区当个什么长或是出任商会的会长。爷爷早有思想准备，于是一口回绝。他说“本人一介书生，从未涉足政界，只是做点木材交易养家糊口，现今商贸衰败，家有年近九旬的祖母，下有一群儿女，断无可能外出就职”。少佐再次表示邀请及金钱利诱，但是爷爷一口咬定不可胜任，也一刻离不开家庭。
对方心领神会，知道爷爷决不会允诺，只得转移话题，欣赏客厅内的匾额楹联、观摩字画、并把玩爷爷从日本带回的一只八音小闹钟，约耗时一个钟头，悻悻而去。
关于爷爷拒不接受日本人邀请出来“做官”的故事，一时在鹦鹉洲的老百姓中传为佳话，他们都交口称赞常介侯表现出来的崇高民族气节。抗战八年，爷爷的木行生意停歇，也不出门访客，只在家中读书写字，种花养鸡，过着闲居生活，直到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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