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阅读整理（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书评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的研究方法，作者以出土墓碑为载体，整理制作了大量的图表，以大数据、统计学的方式来还原唐代门阀大族。但在翻译、讲述的切入点和对中国传统的认知上面存在诸多问题，使其有相当多的内容丧失了可读性。我在阅读这本《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期间，恰逢探亲，在杜桥蟾洋村的老房子里无意中看到了木梯上陇西李、水桶上彭城金的字样，后询问女友外公，得知该村是陇西李氏、彭城金氏的后裔，凭借这一点点现实的联结，最终我坚持把这本书看完。 回到门阀消亡这一议题上，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唐、宋篇也提及一二：科技上，造纸印刷打破知识垄断；制度上，科举制度让政权不断开放，面向全体读书人，给布衣寒族提供了上升通道。但因篇幅所限，钱穆并没有展开，而且钱穆对以门阀大族为主体的古代精英政治表达了高度的好感，认为宋代开国文臣群体是小家样的读书人，没有门阀大族所拥有的门第家训和政治传统。自宋朝开始，文武百官上朝逊让不坐，更不用说会再出现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高等教育的气质、礼仪行为和道德准则...门阀大族群体在当时确实具备了诸多贵族特质，东晋王导、谢安、王羲之，唐代白居易、柳宗元、韩愈都是门阀中杰出的代表。 作者先从门阀大族的定义和特征展开。首先切入的是，郡望——门阀大族的首要特征。郡望，即用地名冠家族之姓，比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陇西李氏、清河崔氏。家族的郡望是当时上层社会普遍认可的非物质财富。郡望高级到何种程度？ 一、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汉人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地方上造成一种超过政治威权的社会力量，至唐初仍未收声敛迹。太宗令人作《世族志》，以他所授官爵压倒这些骄矜作态的世族，但他手下的重臣如魏征、房玄龄、李勋却与世族联姻。 二、唐高宗将七个顶级望姓家族列为“禁婚家”（赵郡李、陇西李、太原王、荥阳郑、范阳卢、清河崔、博陵崔），但这样反而抬高了他们的身价。 三、《新唐书》记载，唐文宗欲嫁真源、临真二公主于士族，应征者寥寥，文宗感叹：“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这一点取自伯樵·阿苏勒的同本书评） 然后，作者探讨门阀大族维系家族郡望的模式——婚宦具美。累世为官对提升郡望有决定性影响，而有郡望又是入仕为官的重要条件。因此门阀大族是高度官僚化的群体，以出仕为核心价值观，年轻的世族子弟不管愿不愿意，都不得不为了家族郡望而走上仕宦之路。而且一代的挫折，会给家族后世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唐代的门阀大族不以土地为贵（当然财富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唐代的厚葬风气需要极高的经济基础），而就是靠着这种世代仕宦所累积起来的荣誉（郡望），在社会动荡改朝换代后，仍然被新的政治秩序接纳。世族间通婚也能相互巩固门阀地位，由此形成的婚姻封闭圈在上述也提及了，连皇族都无法轻易进入了古老门阀大族的圈子。作者在这里也提到两个不利于门阀维系郡望的现象： 一、因为纳妾制度的存在，门阀精英拥有大量子嗣稀释了“郡望”的含金量，平均一个精英拥有3.3个能活到成年的后代。 二、很多大族后裔因为到地方任官自此远离了族源地。 此外，作者根据墓碑的出土方位，集中分析了门阀精英的空间分布以及门阀类型。高阶精英密集分布于长安跟洛阳以及两京走廊，存在于两京走廊的主要原因是高阶精英推高了京城的房价（官区房）和粮价（漕运成本较高），导致相对次一等的门阀被挤出京城。而远离京城的普通地方门阀根本无法染指中央要职。原中央精英会因为任官、或被高生活成本等方式逐渐远离京城。这种被迫挤出和官迁成为了社会向下流动的重要途径。他们可能会获得物质上的更大富足，但后代想重返政坛会非常的难。相比之下，在京城获取官职的方式会非常多： 一、高品官员可以提拔子孙为荫，尤其是宰相、吏部尚书等职。 二、科举成功后仅保证任官资格，但有门阀关系网的人更容易获得要职。 三、等第，京城考试前十可以保送全国及第名单。 四、京城考生可以占用地方名额送到礼部应试（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有社交关系的可以通过知贡举（完全在京城）走内定程序。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门阀大族竭尽可能地集聚在京城，京城的房子真可称为官区房。想要维持家族郡望，就要在朝为官；想要在朝为官，就要尽可能地不被挤出京城或两京间。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即使是皇权强推科举制，普通读书人也很难有较为公平的上升通道。 在门阀类型上，长安与洛阳门阀属性的差异，洛阳完全以文臣为主体，是古老门阀，长安则包含了近五成比例的武人与宦官。长安门阀更依赖于当朝皇权，洛阳门阀则根植于中国政治体系，且洛阳门阀更能占据文官系统的重要职位如宰相、吏部尚书、知贡举等。 在分析了门阀大族的定义特征、维系模式、空间分布、类型等方面之后，作者探讨门阀大族消亡的真正原因。首先，他否认了藩镇是造成门阀大族消亡的原因。传统观念上，认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造成唐中央权威瓦解。但实际上除了河北三个藩镇以外，其他藩镇尤其是南方藩镇忠于唐廷（河北藩镇军事化程度高）。在德宗宪宗时期，通过讨伐离心藩镇、创立监军监视藩帅体制，以及派遣中央文官代替武人藩帅的方式重新集权，这些文官也依然是门阀大族，但这些文官从藩帅到县令都会尽可能从地方回到京城，而不是谋求割据，这给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带来了五十年的稳定。藩镇中特有的人才选拔制度辟署制被认为是地方布衣韦带之士向上的通道，然而实际上像藩帅去往地方藩镇时会自择僚佐于京城，藩帅离职时会留亲戚朋友在地方幕府。也就是说京城门阀依然垄断了藩镇的官僚机构。而且门阀的普遍倾向是不担任下层武职。也就是说中央科举跟藩镇辟署都不能对门阀统治构成决定性的威胁。 真正让唐王朝土崩瓦解和门阀大族消亡的是，九世纪末期，国家最高层腐坏，僖宗喜马球不理朝政，宦官上位；财税政策出现问题；罕见的旱灾，引起的反反复复的农民暴动。实际上黄巢对长安的第一次占领很平静，他意图成为符合法统的新政权统治者，甚至如安禄山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门阀大族。但是没有建立供馈体系的庞大起义军很快失控，产生了阶级暴动，大量屠杀官吏，并且屠城。在无政府状态下的长安，连宰相级别的官员都未能活命逃出。881年，支持唐廷的军队赶走了黄巢之后并没有稳定秩序，而是掳掠支持他们百姓，结果等黄巢再次攻入长安后，开始了残酷的洗城。在唐朝的最后20多年，这座城市被反复清洗，藩镇自此也开始彻底叛于中央。在这种无休止的政治动乱中，大量门阀贵族被屠杀，无数平民百姓颠沛流离，农业生产遭到毁灭性破坏，部分地区甚至倒退到部落形态，人吃人的记载遍布于唐末各地。904年，节度使朱全忠（后梁太祖朱温，起先农民起义，期间被唐招安）在白马驿处死了七位最有影响力的公卿，这意味着藩镇幕府中的新人不在敬畏所谓的门阀郡望。907年，朱全忠拆除了整个长安城，古中国最伟大的都城长安自此跟唐王朝一样被历史埋葬，直到近1100年以后的20世纪末，西安的体量跟人口才再次恢复到了唐朝的水平。洛阳跟其他人口集聚的都市惨烈程度不亚于长安，黄淮、江南部分地区的死亡率高达60-80%。 作者在分析门阀消亡原因的同时，也多维度展开了对唐王朝覆灭的阐述，我认可这种门阀消亡的突变说，但作者并没有从更长的跨度和更丰富的角度去探索门阀消亡的内在原因。在我看来有一下几点： 一、东汉-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生存发展不必攀附于皇权，当东晋末期，太原王氏开始依仗皇权时，意味着（江左）门阀开始衰落。到了唐代，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强盛王朝，皇权的强势不言而喻，门阀必然不断受到皇权的压制，从太宗时期的《世族志》，到高宗时期的世族禁婚制度，再到武周时期的政治清算，门阀始终是皇权倾轧的头号对象。虽然这些政策并没有带来变革性的效果，但势必对门阀的生存产生极大的影响，使他们对皇权的依附有增无减。洛阳门阀虽然相对不依附皇权，但也非常集中于中央文官系统。 二、门阀疏于对兵权的垄断。这一问题应当分为两个时期再讲。在安史之乱前，门阀疏于对兵权的掌控，一方面可能是畏于皇权及相关制度的影响。因为玄宗时期的节度使，存在文人在京遥领，武人在当地掌控一切的现象。另一方面，固有的门阀观念并不以从军为荣，尤其是门阀中的青年更不屑低品武职。这里不排除唐盛世之后，军人开始不受尊重，经常被差役的不良风气的客观影响。唐代门阀这一特点与东晋门阀有很大不同，虽然东晋门阀也不屑于武职，但非常重视掌控兵权，通常在朝廷中枢和军事重镇均要有家族主要成员控制。 在安史之乱后，门阀可能主观上依旧没有吸取教训，做对政治预判，也没有深刻认识到社会价值观、社会结构的变革与发展，并因此改变自身的维系模式。高品文官当完节度使后依旧返京，过度的集中于中央文官系统，疏于对各层级武职的渗透。客观上，在藩镇幕府体制之下，或者说军政府体制下，我对门阀是否具有控制藩镇能力表示怀疑，这也可能是他们返京的客观原因之一，书中并未提及。唐以后的短短53年是五代的军阀混战，但其中没有一个是门阀大族建立的政权，包括宋赵匡胤也是起源于河北藩镇的新贵，是职业军人。 三、联姻范围的狭窄造成门阀没有优生优育。这个书中倒是举了个别案例。比如，宪宗朝宰相李绛的侄子李璩（衢），有些痴呆，仅会糟糕的语言能力和书写能力，没有科举实力，但靠着叔父平步青云。文宗朝知贡举高锴之子，拥有绝对赢面的政治关系却再三落榜，其它考生嘲笑：“一百二十个蜣螂，推一个屎块不上。”联姻所造成的生理后果应该值得单独列为一章论述，但可能因为本书研究史料来源太集中于碑文——这一门阀自己保留下来的载体上，以至于不能更深入地展开。 四、也是我认为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中晚唐门阀逐渐脱离了底层民众，当开国时的各项制度与现实脱节，他们没有足够得当的改革措施，反而在治国理政上暴露了种种施政弊端。比如重要的财税制度，在唐前期的租庸调制因为人口统计问题被废，改用了两税制，宏观上对一个地方采取定额收税的方式，这一财税体制对后世影响甚深，是中国财税模式的转折点。但在当时这一制度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与之配套的货币发行、商业组织等方面是严重缺失的。加之地方藩镇体系依然存在，这种承包制度让节度使在地方上依然高度掌权，也使得职业军人抬头。包括书中也提到，九世纪北半球的极端干旱。天灾很容易让这一整套体制失衡，从而导致赋税压力重的地区产生流民不断外逃，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最终门阀大族被体制的最大受害群体——农民阶级，还有武人群体以最残酷血腥的方式踢出历史舞台。 另外，作者说唐王朝跟后续王朝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唐王朝运转更像一个殖民帝国。即中央派遣官员跟地方次一级的权贵榨取底层百姓。我认为这是说不通的。首先，从制度上，中央向地方派遣官员是历朝历代共有的，比如唐巡查使、节度使起先也是作为监察官员派驻藩镇，设计的初衷跟殖民毫无关系。宋是将唐的这一职能拆成了帅、漕、宪、仓，让中央集权化。在法统上，自汉以来，皇权与士大夫群体的政权组合一直作为超稳定结构延续了两千多年，统治的合法性就是文人治国，贤能政治。虽然唐代官僚系统被门阀所垄断，但门阀群体从整体上而言确实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贤能群体。如果非要说唐跟后世不同的话，也只能说唐比后来的朝代更具精英政治的特征。 门阀消亡意味着中国中古社会旧有的社会结构解体，中央集权彻底成为主旋律。这一激烈的变革里，有进步的之处，也有退步的之处。伴随着门阀消亡的，是中国后世再未出现过如唐那般鼎盛王朝海纳百川的恢宏气象，这种开放、包容、多元的强国姿态。自宋起，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更加扁平的社会，一个布衣卿相的社会，一个重流品，轻阶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