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味: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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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味:黑子
作者:吴世味
黑子是我同班同学二胖儿的大哥。
黑子的大名叫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在二胖儿背后,说到他大哥,我们就都说黑子。
其实二胖儿也知道我们把他大哥叫黑子,只是他并不计较。其实就连他大哥自己也知道我们都叫他黑子,他也不计较。
黑子皮肤很黑。假如他头发很短并且卷曲,假如他嘴唇很厚并且颧骨很高,假如他不是像我们一样说中国话并且是很地道的北京话,那他就跟非洲兄弟没有什么两样了。
黑子的皮肤黑不是他的最特别之处。中国人皮肤黑的有的是,黑子的弟弟二胖皮肤也黑,亲兄弟嘛,您能想象得出来。但皮肤黑无论如何还不足以就让人津津乐道,尤其不能算是什么缺点。不瞒您说,我的皮肤就黑。
黑子的动人之处是他总是穿一身白衣服,这就使他显得很不同寻常。白T恤、白裤子、白力士球鞋,袜子也是白的。全身都是雪白雪白,一尘不染。黝黑的皮肤,雪白的衣裤,黑白相映,反差如此强烈,你只要看一眼,就甭想再忘掉他。而且黑子身材高大挺拔,眉宇间英气逼人,举止飘逸潇洒。拿现在的话来说,够得上是“酷毙了”,“帅呆了”。这样一个黑子,怎能不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呢?我说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的事儿,那时候不像如今,满大街“帅哥靓妹”,张扬个性,突出自我,想怎么拾掇自己就怎么拾掇自己。那时候的社会氛围还是保守的,当然,也不像“文革”时期那么令人窒息令人恐怖。就那,黑子还不够抢眼的?
我跟黑子的弟弟二胖儿关系不错。胖子除了皮肤黑,别的地方跟他哥哪儿都不像。矮个儿,肩膀一边高一边低,走路有点一瘸一瘸的,再加上比较胖,又不讲究穿着,整个人就显得窝窝囊囊松松垮垮。二胖儿学习忒好(今天叫“学霸”),是我们班上的尖子。另外,二胖儿脾气也随和,并不因为有一个很酷很帅的哥哥而仗势欺人。当时我们一帮初中学生礼拜天经常在一起踢球,每次踢球二胖儿的哥哥黑子都来参加。
黑子当时已经有了工作,是我家附近一个军工厂的工人。黑子来踢球时也还是从头到脚一身白白的,他的位置永远都是守门员。看我们一帮半大小子满球场追逐叫喊,大汗淋漓东奔西跑,黑子兴致勃勃,悠闲自得地在球门前走来走去。当对方把球攻到门前时,黑子就亮开嗓门,大喝一声冲过去,他不用脚踢球,也不弯腰捡球,当然更不会奋不顾身地去扑球,他只是把进攻者吓退,然后才慢悠悠地把球拾起来,用手抛向自己一方的球员。没人能,也没人敢跟黑子对抗,以我们当时的技术和体力,进球一般都靠乱中取胜,很少有角度刁钻的“劲射”什么的,所以黑子的战术非常有效,由黑子守门的一方,几乎从来都没失过球。所以每次踢球大家都争着要黑子守大门,而黑子从来都是看二胖儿在那一头儿就给那一头儿守大门。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于是大家又都争着跟二胖儿在一头儿。
黑子干嘛总跟我们一帮小破孩一起玩儿?难道他没有女朋友?他干嘛不和年纪跟他差不多的人在一起干点别的更有意思的事?这些问题当时我们谁也没想过。尽管我们这帮孩子跟黑子处得挺融洽,黑子也从来没仗着自己胳膊粗个子大欺负过我们任何人。可是据闻,黑子的名声似乎并不太好,一些比他年纪大甚至他的同龄人,都不怎么跟他来往,还有人说他有点“流气”,“匪气”,虽然并没有人能说得出关于黑子“流气”或“匪气”的具体事例。又据闻,黑子在厂里是个技术非常出色的钳工,他活儿干得忒漂亮,差不多抵得上七八级大工匠,但他只是个三级工。
我曾想,黑子在成年人中的孤独,没准儿跟他在穿着上太“与众不同”有关。多数人都不喜欢“与众不同”的人,尽管这样的与众不同并不妨碍谁。
我无法忘记黑子是与我之间有过这么一件事。一次我们踢完球,一个个满身臭汗跟泥猴似的,有人就提议去洗澡。
洗澡并不是去浴池那样的地方,而到附近的一条小河里去洗。黑子也去了,他身上没有泥和汗,但他喜欢游泳,那条小河拐弯处水很深,黑子常去那里游泳。他从河沿的歪脖儿大柳树上一个猛子扎下去,再浮上来时,有时手里攥着一条大鲫瓜鱼。
去洗澡的路上,我们吵着闹着,我说肚子饿了,要是有点什么吃的就好了。黑子说,我这儿有年糕,谁要?我们一哄而上,抢他手里的年糕,黑子把年糕给了我,我拿过来一口咬下去,又“哇呀”一声吐出来。哪儿是什么年糕?不过是一小块胰子(肥皂),只是形状,颜色很像年糕。
我上当了,一边哭着,一边弯腰抓起一团黑泥往黑子身上扔。结果可想而知,黑子雪白雪白的衣裤被臭渍泥沾得斑斑点点,整个人显得非常滑稽。霎时间,伙伴们止住了吵闹,我也吓得忘了刚才被嘲笑的屈辱,张着嘴,愣愣地看黑子,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都没发生,黑子只是紧紧地皱着眉头,眼里有火花闪了几闪,骂一句:“小兔崽子,看我怎么收拾你!”然后就很快地跑到河边,穿着那身被渍泥染成像斑点狗一样,本来雪白雪白的衣服“扑通”一声跳进小河里……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战战兢兢。我问二胖儿:“你哥气坏了吧,他会不会暴打我一顿?”二胖儿说:“没事儿,我哥没那么坏。”可我心里老是不踏实,黑子是那么喜欢白衣服,我用臭渍泥弄脏了他的白衣服,也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他能轻饶了我?
又一个礼拜天,我们又在一起踢球。穿着白T恤,白裤子,白力士鞋的黑子又给我们把大门来了。他先远远地冲我招手,我提心吊胆地一小步一小步挪过去,心里已经做好被抽一顿耳刮子的准备。黑子没打我,他和蔼地看着我,弯下腰,把藏在背后的一块“驴打滚儿”(北京小吃)递给我。“吃吧,小子,看清楚,这可不是胰子。”我看清楚了,那的确是一块沾满金黄豆面,是我跟二胖儿都爱吃的驴打滚儿。
初中毕业,我到另一所学校住校读高中,我跟二胖儿分开了。这样,见到黑子的机会也少了。考大学前夕,我遇见原来跟二胖儿和我在一个班的同学大旺。大旺告诉我,黑子因为“耍流氓”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问他黑子怎么耍流氓,大旺说他也不清楚,好像是打了他们车间一个头头儿,那个头头儿是新从别处调来的,上任没几天就盯上黑子,勒令黑子不许穿一身白。他指着黑子鼻子骂;“是你爹还是你妈死了,穿孝服似的。也不撒泡尿照照,黑得像驴鸡巴,整天臭美个啥?”头头儿话音末落,黑子的拳头就上去了。结果是黑子进了公安局,头头儿掉了两颗门牙。
再听到黑子的消息是在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中。黑子在“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占了“坏”字。听说,他被人强迫着穿一身粗白布缝制的真正孝服,戴着尖尖白高帽,常让人押着游街或陪斗。
再后来,就听说黑子死了。
在一次陪斗时,黑子不知怎么把曾用来干出过许多漂亮工件的三角刮刀揣在怀里。两个造反派架着他让他低头,黑子突然大吼一声,把两个造反派甩到台下,“刷”地抽出刮刀,朝正喊口号那个掉了两颗门牙的车间头头儿冲过去,那个头头儿吓傻了,哆哆嗦嗦看着黑子发呆。短暂的对持之后,黑子双手举起刮刀,却把刀尖对着自己,在人们谁都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黑子已经把三角刮刀深深扎进自己的肚子……
当时,黑子痛苦地弯着腰,慢慢转过身,脸朝台下,嘴唇蠕动几下,似乎要说些什么。当然,黑子什么都没说,殷红的鲜血喷出来,在他前胸和腹部绽开一朵硕大无比的红花。
二十多年后,一个极偶然的机会我又看到二胖儿。他从国外拿了博士学位刚刚回国不久。我们坐在一家冷冷清清的小饭馆里,一瓶接一瓶地灌啤酒,东拉西扯说了许多中学时难忘的趣事,但关于他的大哥黑子,我们谁也没提一个字。只是在我的跟二胖儿对坐的全部时间里,那块形状颜色都很像年糕的胰子,与那块沾满金黄色豆面的驴打滚儿,总在我的脑海中轮番出现,怎么赶也赶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