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概念演变及损害
-----
-----
《医方论》七卷（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疗伤寒身验方》《徐文伯辨伤寒》各一卷，《伤寒总要》二卷，《支法存申苏方》五卷，《王叔和论病》六卷，《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徐叔响、谈道述、徐悦体疗杂病疾源》三卷，《甘浚之痈疽部党杂病疾源》三卷，《府藏要》三卷，亡。）
《隋志》记录了名叫《医方论》的一书，不著撰人，与之有关的作品涉及多人，包括《张仲景辨伤寒》《疗伤寒身验方》《徐文伯辨伤寒》《伤寒总要》，都提到了“伤寒”一词，意味着这些叫做“伤寒”或者叫“辨伤寒”“评病”“论病”的书，都是“医方论”类型。反过来说，所谓“辨伤寒”“疗伤寒”其实就等于“评病”“论病”“辨病”并等同于“医方论”，如同《伤寒论》条文中“伤寒”屡被用为与“得病”同义，而非指代新校正认定的狭义卒病外感。
张仲景书曾名《张仲景方论》，陈延之作《小品方》引用时作《张仲景辨伤寒》。到了唐代王焘《外台秘要》中又更名为“仲景”或《张仲景伤寒论》。
张仲景书名的大致变化过程为：《黄素方》《张仲景方论》《张仲景评病要方》《张仲景辨伤寒》《金匮玉函经》《张仲景伤寒论》《张仲景药方》《伤寒卒病论》《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
北宋高丽进呈书目中作《张仲景方论》，值得注意的是新旧二《唐书》均作《张仲景药方》十五卷，不叫做“伤寒论”，意味着《外台秘要》中仲景《伤寒论》意义等同于《张仲景药方》《张仲景方论》。
张仲景书名变为“辨伤寒”，是因为“伤寒”概念的泛指，“辨伤寒”等同于“辨病”，等同于“医方论”。后因陈延之“经言”（即阴阳大论）而“伤寒”成为狭义，新校正据此改名为“伤寒论”“伤寒卒病论”，意味着外感卒病。伤寒概念泛指于狭义的反复争鸣，加上《伤寒论自序》中“伤寒”概念的含糊又被误为传染病即“瘟疫”，致使争论至今。
《医心方》卷十四引“《葛氏方》云：伤寒、时行、温疫，虽有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月伤于暴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春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月不甚寒，多暖气及西南风，使人骨节缓堕，受邪至春发，名为时行；其年岁月中，有厉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疫。如此诊候并相似，又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同号时行，道术苻刻，言五温亦复以此，致大归终是共途也。”
诸病“总名伤寒”，葛洪认为各种病名不同，是“雅言”与“世俗”之别，因此“伤寒”可以泛指“伤寒（狭义），时行，温疫”，都是“同一种（病名）耳”。实际在葛洪的意识中，伤寒已有泛指与狭义的两种。其依据是“道术符刻”，即道经简牍，背后有刻符以免错简，这个时候五种温病也都通名伤寒。
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称：“凡治伤寒方甚多，其有诸麻黄，葛根，桂枝，柴胡，青龙，白虎，四顺，四逆二十余方，并是至要者，而药难尽备，且诊候须明悉。”其中包括温病方。伤寒诸方“诊候须明悉”也就是需要辨证论治。且“伤寒，时行，温疫……源本小异”意味着发病原因有差异，虽然“诊候并相似”，又“伤寒有数种，（庸）人不能别，令一药尽治之者，若初觉头痛，肉热，脉洪，起一二日，便作葱豉汤。”在葱豉汤方说“伤寒有数种”普通人无法分辨，那么“总名伤寒”、伤寒泛指的意义与价值究竟何在？
葛洪《肘后备急方》经南北朝陶弘景增补扩方101首，改名《补阙肘后百一方》，金·杨用道摘取《证类本草》中的单方作为附方，成为现存《肘后备急方》。陶弘景《补阙肘后百一方》序云：“详悉自究，先次比诸病，又不从类，遂具劳复在伤寒前，霍乱置耳目后，阴易之事，乃出杂治中。兼题与篇名不尽相符，卒急之时，难于寻检，今亦复其铨次，庶历然易晓。其解散、脚弱、虚劳、渴痢、发背、呕血，多是贵胜之疾，其伤寒、中风，诊候最难分别，皆应取之于脉，岂凡庸能究？”
也就是说治疗需要辨证用方，显然又不是伤寒泛指雅俗冠名的区别，否则岂非说专业人士不需区别，而普通人需要区别反倒又无法区别，结果是使用包治数种的“葱豉汤”来“以不变应万变”？显然不应该是如此，而是有另外的指向，即《素问》“热病皆伤寒之类”与《难经》“伤寒有五”的“寒温一统”，并不是为了一统所有疾病的鉴别诊断与治法，而是针对外感类疾病及其传变的共同治法。这类治法规律总名“伤寒”，导致了对张仲景方论的狭隘误解，“辨伤寒”并不专论外感，也有内伤、劳复以及其他。
陈延之《小品方》卷六“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温疫是田舍间号耳，不说病之异同也。考之众经，其实殊矣。”这一段明确《肘后》中的伤寒泛指，是晋代已有。陈延之紧接着引“经言”一大段论述其不同，反对葛洪所论雅俗冠名，认为“伤寒”不可以泛指。“经言”二字又被后人改为“阴阳大论云”，显示出《伤寒论·序》以及《伤寒例》的失信，也就是“撰用阴阳大论”之类的说辞，不是仲景语。陈延之大战葛洪的“伤寒雅俗”，泛指、狭义之争，一直持续到北宋新校正变成狭义，但至今并未落地。
陈延之“考之众经”引用“经言”所论四时寒温致病，因此将“辨伤寒”从“辨病”的广义，解读为“冬伤于寒”并寒温一统的狭义外感，并引发了两大影响中医理论走向的历史重大事件，其一是“经言”在王焘之后被改为“阴阳大论云”，催生晚唐五运六气理论，扩展四时外感为六淫配六经，并结合了“五苦欲补泻”与谶纬术数算式，成为北宋《素问》冠名“内经”的重要依据。而没有运气七篇的全元起《素问》八卷本，两宋不称为内经。其二是新校正因“阴阳大论”将《张仲景方论》，改名为《伤寒论》意为“卒病论”、外感论。这两大事件都是源自陈延之所引晋代医经“众经”的理论，对内治法理论产生的深远影响，曲解张仲景《伤寒论》的各种概念，除了误“伤寒”为专论外感而忽略内伤里病，寒温一统进而使用六经概念造成对温病理法的扭曲。
如果伤寒泛指疾病，其中既有外感又有内伤，既有伤寒又有温病的不同，那么这种泛指除了造成与狭义的使用发生混乱并造成内容的损害，并没有产生任何价值。从六朝伤寒泛指疾病的冠名到因医经阴阳大论而误为外感卒病，无论是泛指还是狭义作为书名的《辨伤寒》或《伤寒论》，都造成理论阉割的重大失误，其根源是将一切疾病的发生都归因于“天”以链接“天人相应”乃至“天人合一”的目标，不惜将“三因”疾病论，阉割成外感论，无论是阴阳大论还是运气大论还是宋改《伤寒论》将“伤寒”认定为“百病之急无急于伤寒”的狭义卒病。
如果不对“伤寒”概念及其演变历史作出全面的考察，其含义差异竟然如此之大，歧义如此之多，则中医学者对《张仲景辨伤寒》到《伤寒论》书名与“自序”乃至与条文中“伤寒”概念之间的差异一无所知，仅凭臆测而武断认定为泛指或狭义或传染或只能是张仲景或只能是外感且无温病，则中医理论的自我阉割，并不是止于宋代而持续至今是必然的现实，任何伪托古本都弥补不了以偏概全的局限。